从第一次接触莫华杰的小说我就发现，这位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打拼的80后写作者，显然不能笼统地归类于打工文学一族，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80后写作者，而按代际对写作者进行划分，我一直觉得那是被评论家一厢情愿地概括出来的。文学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以莫华杰及其小说为例，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越了代际同时也超然于打工身份的写作者，他很少关注打工一族的打拼与苦难，更多的是书写他远离的乡土。如果一定要将其归入某种类型，他当是一个没有明显代际色彩的新乡土小说作家。这里还得从他发给我的第一个中篇《鳖三档案》说起，这个小说一看就有毛病，有硬伤，有结构上的问题，却又是让我看了眼睛一亮的作品。我吃惊于他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以及那种源于乡土也源于作者文学天赋的毛茸茸的感觉，原生，独特，又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现代主义的荒谬感，也正是这种现代主义小说的特殊品质，一下就把他的叙事同传统乡土小说区别开来，一下就能把人深深抓住。而他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品质，与其说是得益于阅读经验，弗如说是一种潜质，这既是源于乡土中国的潜质，也是源于他生命的潜质。所谓潜质，是创造的秘密之一，一个写作者能够走多远，某种难以言说的潜质必将起到隐秘而关键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学潜质，我颇有把握地断言，在三五年内莫华杰就会超过很多写了多年的作家。对于一个预言者，莫华杰接下来的创作之路，似乎成了一个有待验证、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
　　一、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
　　博尔赫斯有一句名言：“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他说出了小说创作的秘密，说穿了，太阳底下无新事，睁眼闭眼都是屡见不鲜的凡人小事，人类所有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也就在这些世俗而琐碎的凡人小事之中。而一个写作者的天赋，首先就表现在他“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如此方有“感到惊诧”的发现，才能把小说写成“大说”，借用评论家付艳霞的一句话，就是“在小日子中写出大人生”。
　　莫华杰的中篇《兔子吃萝卜》就是一个平凡却又令人感到惊诧的作品。作品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闭塞乡村为背景，我想这就是他的故乡。情节围绕一个叫方土龙的农民和一个叫方长国的村长两人之间的斗法而演绎，矛盾的症结是因为土地，方长国将寨里最差的那七分洼田分给了方土龙，这一直是方土龙的心头之梗。以土地为症结而展开乡土冲突，不能不说作者一下就抓住了乡土中国、农耕文明的要害。但如果只是以一种传统的乡土叙事方式来写，它难免就会沦为平庸了。而莫华杰还真是有令人惊诧的发现，一双从死者脚上脱下来的鞋子开始作祟，“鞋头绣着一只兔子吃萝卜”，这个看似已毫无意义的细节一下就把小说推向了某种隐喻的意蕴，一部平凡的乡土小说也因此而被推向了诡异而深沉的乡土背后，由此折射出乡土社会的阴影部分及其各个侧面，让人在惊诧之中再三寻味。这个小说与他那部《鳖三档案》有异曲同工之处，既保持了叙事的荒诞性，又有着丰厚而独特的乡村底层生活经验。
　　自此之后，莫华杰似乎渐入佳境，而一个堪称佳构的短篇《南瓜》也就在这种佳境中诞生。所谓渐入佳境，实际上是找到了一种不断超越自身的叙事动力，一个写作者，最可怕的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先就形成了自己的惰性。有了这样一种叙事动力，小莫总是能带给我们一些独特而新奇的东西，然后以个性化的视角写出独属于他眼中的乡土世界，如他在《南瓜》叙写，“弟弟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一套酿南瓜酒的偏方：用尖刀把刚长成型的青南瓜切开一个小孔，将酒糟塞入南瓜里面，然后加入一些水，再把小孔堵上。半个月后，随着南瓜的成长，天然的南瓜酒也就酿成了”，诚然，这又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甚至就是发生在我们儿时每个人身上的故事，但作者又有令人惊诧的发现，他弟弟竟然被南瓜酒毒死了！这很新奇，却不离奇，很自然，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样的作品一下就能把你抓住。而人物命运的设置，父亲围绕儿子莫名死因的种种表现和心理刻画，都在乡村的荒诞意味中得以伸展，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式荒诞。这一作品很快就在具有先锋品质的名刊《山花》上推出，对于一个文学新人，这是一次高层次亮相，随后又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举斩获东莞市目前唯一的最高纯文学大奖、每两年举办一届的“荷花文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荷花奖是由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委评出来的，通过这一评价体系以及著名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给他的评语，让我更加觉得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没有看走眼。诚如王干先生所说，“莫华杰呈现出来的思想深度、生活质感、语言才华，证明了80后一代作家趋向成熟，走向大气。作家今后若进一步拓展视野、锤炼语言，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王干先生看得非常准，把小莫的优点和局限都指出来了。而我之所以一直特别看好莫华杰，正是因为在他的小说中总能读到一些有异质的东西，一些让我在平凡中感到惊诧而陌生的东西，还有一点也是王干先生特别强调的，莫华杰还能“在细微处写出人性深处的幽邃和光亮”。
　　二、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
　　身为打工者，莫华杰的小说很少涉猎打工生活，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对乡土的回望。我也一直在琢磨，在远离故乡的“世界工厂”里，他又如何与他熟悉的乡土实识精神对接？
　　这里，不妨以他的中篇《赊佛》为例，来剖析他与乡土不可割裂的联系。通过这部小说你会发现，乡土对于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人并不只有回望的意义，它不止是存储在记忆里的存在，而是与他切身相关的一种生活。从情节上看，莫华杰已相当娴熟地掌握了小说的叙事技巧，作品第一节的关键点就是父亲打来的一个电话，但他没有急切地进入，而是从容地舒展开，把“我”——一个公司业务人员（也算是一个白领）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比较充分、也恰到好处地打开了，有世相的展示，也有高于世相的东西——精神状态。“我”父亲是一个佛佬，俗称师公佬，主要在丧礼上念经超渡亡者。——这是故事的生发点和切入点，对一个作品，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作品能否成功地找到这一点，决定着一个作品的成败。小莫找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类似的作品已经出现过，而且是名篇——田耳的《衣钵》。那么，在同类项中，就看这个作品能否超越田耳的《衣钵》，或是从另一个角度实行突围。接着往下看，父与子继续围绕这一难解的症结冲突着，“我在东莞过得多好，拿着高工资，每天喝酒打牌抠女，要多爽有多爽。叫我回去当佛佬，对着死人喋喋不休地念经，我简直无法想象我崩溃的样子。”而做父亲的没办法，就退一步说，“你回来不当佛佬都没关系，但你一定要回来学《赊佛经》，不能到我手上把经文失传了，《赊佛经》祖传了好几代，在我手上弄丢，我对不起祖宗。”一个亮点出现了，父子冲突，提升到了一种物欲社会与文化传承的冲突，这是一次很自然的也相当有力的提升，又自然而然地演绎出了另一个很关键的细节，父亲从乡下来城里找“我”，在茫然中把家中祖传（传了好多代）的佛像和铜铃丢失了。这给作品又平添了内在的张力，有了失落，必有寻找，失落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佛像和铜铃吗？那是传统，是文化，是信仰！作品继续演绎，没有了佛像和铜铃就没法念经超度众生，买来的佛像没有灵性，必须开光后注入灵气，于是，又有了新的叙事动力，一个故事也有了延续下去的力量。当父亲想为佛像开光又无力开光，被折磨地精神憔悴时，“我”也正因情人阿樱和我断掉了关系而精神枯萎，这个设计效果非常好，深信读者能看出这两种精神的高低。而接下来噩梦来临，“我”被阿樱的老公钱疯子绑架了，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的人在这个物欲社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虽说没有送命，但血已经出现，伤口已经出现，而且是一种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当“我”躺在病床上，接到父亲的噩耗，一个遍体鳞伤的儿子，为一个父亲送葬，一场精神上的葬礼，这给作为读者的我带来了无尽悲怆与震撼，而一个心里有伤的儿子，又将会是怎样的滋味？ 　　一部小说，就这样通过对人性的挖掘和细致观察而层层递进，从乡土与城市的冲突，到文化传承与世俗欲望的冲突，最终被推向生命与心灵的冲突，心灵的障碍，最终也只能用生命来沟通。而一篇作品若要挖掘出深意，最终都归结它对心理的挖掘有多深，这是莫华杰未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一个突破口，文学的深度从来不是强加上去的，而是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
　　三、小说的可为空间：请你走向内心
　　在细读莫华杰的小说时，我发现，他不但能把日常生活中那些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和感受揭示出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他总是能写出许多成熟作者难以想象的、哪怕想到了也未必敢写的东西。而在他目前的小说中，我尤其欣赏他的中篇《柿子》。这是一个揭示生命本身的“罪与罚”的文本。罪与罚，其实就是人类的灵与欲游刃的空间，也是小说的可为空间。
　　莫华杰惯于“我”性叙事，这部小说也是采用第一人称，“我”是一个不好惹的乡下少年，辍学之后看守家里的柿子树，而那个偷柿子的小孩、夏山婆的儿子阿古仔也不好惹，但更不好惹的还是那个风流寡妇夏山婆，这是她的绰号，“一种会吃人的妖怪”。我从树上逮住阿古仔后，以自己的方式惩罚了阿古仔，很快，夏山婆也以她的方式报复了我，她“用手捏着我的命根子”，这又是一个很庸常的细节，但一到莫华杰笔下就会施展出非比寻常的力量，夏山婆抓住了一个少年的命根子，其实也是这个小说的一个命根子，作者的笔触一下切入到了生命中那敏感、脆弱又狰狞的部分：一是夏山婆从疯狂的报复到表现出来的奇异的兴奋；二是“我”在经历了极其惨烈的阵痛之后，在疼痛的剧烈刺激下突如其来的“性”的觉醒。一个乡下少年的青春期、性冲动就以这样复仇的、邪恶的方式被唤醒了（其实也是生命的觉醒），还没有谁把青春期的觉醒写到这样尖锐、疼痛、难以忍受的程度。随着一个少年青春期的觉醒，在他孤独挣扎的灵魂中，夏山婆又成了“我”自慰的一个性幻想的对象。我觉得这里边有着非常丰富、复杂又难以说清的潜台词，那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生命中很多诡异的、疼痛的、敏感的、莫名的感觉伴随着一次青春期的觉醒一起袭来。一个在叙事上看上去很传统的小说，也因此而有了精神上的异质。而接下来的叙述始终被一个少年带有犯罪感的心理（或冲动、或惊悸、或悔恨）推动着，“我”开始设想如何绑架阿古仔，把夏山婆再次引诱过来。但无论怎样引诱，最终也没有成功，小说的结尾也干脆漂亮，在入夜后的一种暧昧的、模糊的状态下，一个男人以催缴公粮为借口走进了夏山婆的屋里。那是谁？不说你也知道。
　　我把《柿子》作为莫华杰小说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从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到对生命的思考，这标志着他的小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此外，他的《一个人的海边》《无处寻觅》《碑伤》和《夜风掠过耳边》等中短篇小说，都透过作品中那些人物的灵魂的挣扎与思考，指向了更为普遍的意义，这既是人生的意义、活着的意义，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悖论，说穿了就是罪与罚、灵与肉的永无尽头的冲突与纠葛，这也是属于生命与文学的永恒的症结，永恒的主题，永远只在内心中发生。走笔至此，忽然想起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一封给青年诗人的信中所说：“没有人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
　　回到我先前的那个预言，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从来没有绝对标准，但有相对标准，而评判小说的标准就是你对心灵贴近的程度以及你对人心、人性所揭示的深度。经过数年的摸索，莫华杰现在比以前更清楚自己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而以我一个观察者的视角看，若把莫华杰的小说放在当下比较活跃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一背景下解读，我觉得其水准已不亚于那些80后的知名青年作家。我有一种预感，他跻身于80后优秀青年作家的行列已指日可待，但我也并不那么热切地期盼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很快就应验，我更希望的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的验证过程。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