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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订阅过《民国春秋》和《文史精华》等杂志,后来《民国春秋》停刊了,使我很感失望。我在合肥工作,每天上班下班,消息比较孤陋,也没听说上海文史馆新出一份《世纪》杂志。我和《世纪》的邂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在合肥的报刊门市部看看有否中意的报刊翻翻,无意间翻看到,于是一见钟情,且相见恨晚。
那时想买一本《世纪》也颇费周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合肥邮局的报刊门市部就只有几份《世纪》上架零售,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经常向隅,错过了就只好扼腕,徒叹奈何。好在我的老家在上海,而且住处离开文史馆仅有几分钟的路程,每当回上海时,就到杂志社的编辑部求售,记得有一年,《世纪》编辑部还在复兴中路529号,是发行部同志热情接待了我,还让我把历年所缺失的《世纪》杂志全部都补齐了,还打了折,一大包捧回家,心里美滋滋的别提多高兴了。后来我就在邮局订阅了。因此我现在完好地保存着20年来的全部《世纪》,一期也不缺。
我不仅爱看,还给《世纪》投过稿。当时我没什么信心,生怕《世纪》的门槛太高,而我浅陋的文字不能登堂入室,但是《世纪》的编辑不弃葑菲,居然采用,刊登了我撰写的《张鲁庵守信赠印泥》、《蒋经国“打虎”中的一场蹊跷官司》和《小万柳堂沧桑》(与人合作)等几篇,使我心怀感激。特别编辑的认真负责态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衷心希望贵刊越办越好,建议改为每月一刊,并为更多地挖掘(或说抢救)老人们的文史故事,以减少人走了,珍贵的历史也被带走了的遗憾!
那时想买一本《世纪》也颇费周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合肥邮局的报刊门市部就只有几份《世纪》上架零售,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经常向隅,错过了就只好扼腕,徒叹奈何。好在我的老家在上海,而且住处离开文史馆仅有几分钟的路程,每当回上海时,就到杂志社的编辑部求售,记得有一年,《世纪》编辑部还在复兴中路529号,是发行部同志热情接待了我,还让我把历年所缺失的《世纪》杂志全部都补齐了,还打了折,一大包捧回家,心里美滋滋的别提多高兴了。后来我就在邮局订阅了。因此我现在完好地保存着20年来的全部《世纪》,一期也不缺。
我不仅爱看,还给《世纪》投过稿。当时我没什么信心,生怕《世纪》的门槛太高,而我浅陋的文字不能登堂入室,但是《世纪》的编辑不弃葑菲,居然采用,刊登了我撰写的《张鲁庵守信赠印泥》、《蒋经国“打虎”中的一场蹊跷官司》和《小万柳堂沧桑》(与人合作)等几篇,使我心怀感激。特别编辑的认真负责态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衷心希望贵刊越办越好,建议改为每月一刊,并为更多地挖掘(或说抢救)老人们的文史故事,以减少人走了,珍贵的历史也被带走了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