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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对于依附于政府机构的那些商协会而言，或许是真的狼来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7月16日，国务院决定成立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8月18日，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
要求行业商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声音，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从未间断过，相关部委也曾多次出台过政策性文件，但终以收效甚微为果。而此次“两办”的要求更加具体，时间更加明确，要求2018年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清退公务员任职兼职等。这标志着商协会彻底断奶，或许其生存环境将实现生态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饱受诟病，脱钩还清本来面目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样的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商协会的现状。近年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借用行政资源、依靠代行政府职能或凭借垄断地位乱摊派、乱收费，其行为饱受社会诟病。
几年前，中国某电子商会曾以受政府部门委托之名，利用其主办的“消费投诉网”，收集消费者投诉信息，然后向企业发出《约谈通知书》，并以“联合工商、质检等有关部门对企业查处、曝光”等相威胁，约谈被投诉企业。迫使企业与网站签订会员协议或不同级别的“战略合作协议”，以此向企业收取数额不等的费用。民政部当即依法对该商会做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该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做出严肃处理。有报道称，某中字头医学会一年内竟召开了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其“灰色生意经”至今令人质疑。
但这绝非个案。据2014年6月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29亿多元。今年4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等行为进行专项治理，严禁行业协会商会打着政府旗号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严禁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严禁强制企业付费参加会议、培训、展览或赞助捐赠等行为。
重药治病，皆因病情重，国家把整治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简政放权的重要工作之一，的确是因为其病情不轻。有专家认为，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红顶中介”本身就是被改革部门的延续，只是原来的工作人员换了套行业协会的“马甲”而已；另一种叫“借尸还魂”，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直接成立中介机构或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机构，承接其取消的审批权力，以此来把持审批权限谋取利益，这些行业协会商会的弊端由此愈加显露出来。
今年年初，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向媒体透露，2014年各级民政部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案件超过5000起。而从去年开始，湖南、安徽、新疆、山西等多个省份，就已经开始先行清理协会商会中任职、兼职的政府官员，其中仅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湖南就清理出去4332名，安徽1336名，新疆983名，山西544名。山西省民政厅的一位官员介绍说，去年山西共清理出目前在行政机关任职，同时也在协会商会兼职的省级领导16人，厅级领导174人。
“红顶中介”催生的种种乱象并非行业协会商会的本来面目。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原巡视员黄文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纽带，行业协会商会在为政府提供决策、促进行业自律、服务企业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做市场需要做却无人牵头的事，政府想要做却无精力做的事。
新常态下，果断切断其利益链条和身份依附，应还商协会本来面目，让它们在市场搏击中强身健体。
脱钩，狼真的来了
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不足1000个发展到2014年底的近7万个，每年以10%到15%的速度增长，在各类社会团体中数量最多、增速最快。但同时，一些商协会自身能力建设不足，尚未建立起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内部治理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民主管理不落实，财务管理不透明，自律性和诚信度不高，社会公信力不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
改革势在必行。
记者从民政部办公厅获悉，《方案》公布后，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很快成立。工作组将主要组织实施《方案》，推进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指导和督促各地区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统筹协调解决脱钩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方案》明确勾勒出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其中，明确取消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合署办公的，逐步将机构、人员和资产分开。与此同时，要求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剥离行业协会商会现有的行政职能，行政机关对适合由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的职能，制定清单目录。
“财务断奶和清退公务任职与兼职人员，是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方案》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应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原有财政预算支持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逐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发展。2018年起，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行业协会商会占用的行政办公用房，超出规定面积标准的部分限期清理腾退。
《方案》还要求，未来行业协会商会具有人事自主权，在人员管理上与原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单位脱钩。最重要的是，行政机关不得推荐、安排在职和退离休人员到行业协会商会任职兼职，领导干部离退离休后3年内不得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已任职、兼职的公务员按相关规定一次性清理。 “既要摘下帽子，也要找到位置，通过法治使行业协会商会走上正常轨道、真正成为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是这项改革的最终目的。”同时，《方案》也明确要求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要通过立法确保行业协会商会从摇篮到坟墓整个生命周期发生的主要法律关系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采访时说。
脱钩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使《方案》落到实处，体现改革综合配套，明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部门牵头制订出台10个文件。而在改革操作上，提出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原则。根据《方案》，今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100个左右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试点，并于明年6月底前完成。2016年将扩大试点，2017年在更大范围试点，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后全面推开。
这次，狼真的来了！
脱钩理应活出精彩
北京广西企业商会是一家成立即将十年的地域性商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朝着完全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方向运作，与行政单位脱钩，进入了良性循环。秘书长卢爱任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其业务主管部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但后者从未干预插手过商会的运作发展。他说，“我在七八年以来，一直是聘用制。”他认为这种机制很健康也很规范，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此次脱钩改革对商会本身没有太大触动。
没有财政的支持，商会是否会饿死？卢爱任说，作为北京市5A级商会每年都有盈余，主要业务包括推动企业家商务合作、宣传企业、帮助企业与政府互动。“资金来源分三块。首先，会费占一半以上，每年约150万元。第二，政府购买服务，每年约60万元。例如，地方政府委托招商引资，像南宁市政府、北京市平谷区政府每年都有经费给我们。再比如，北京市社工委有社会性服务，我们这边有家政服务做得好的企业，帮助他们做家政培训。第三，企业赞助每年有100多万元。”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没有个性一定会被淘汰。社会组织，眼下必须摆脱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无个性化生存的困境。而之前那种会费式的生存模式将日益式微，靠会费生存的组织将濒临死亡。只有具有特色服务，能够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才能获得生存空间。
脱钩的商会理应活得精彩自在。陕西赢天下企业交流协会策划部部长黄红蓝是一名专业的培训师，主讲现代商协会破局与升级，并在诸多商会担任顾问，他说，广东、浙江一带商协会更为纯粹。据悉，至2015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已有2576个行业协会商会实现全面脱钩。“脱钩后，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实，商协会脱离政府机构在海外早已成为主流。江苏省无锡市总商会秘书长韩桂英一行5人在台开展访问考察活动，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台湾的商业会、工业会完全实行民间化运作，商会所有办公费用都是自筹解决，政府无一分补助。工作人员都自主招聘，工资通过服务赢得。”
行业协会商会不是断线的风筝。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既彻底脱钩，也存在密切联系。刘俊海指出，在脱钩之后，各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不存在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但行业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按照主体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法定的法治政府原则，对协会商会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并依法履行相关监管职责。为消除监管套利现象，根除监管盲区，必须建立健全综合执法和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跨市场、跨地域、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联动监管合作机制。
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7月16日，国务院决定成立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8月18日，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
要求行业商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声音，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从未间断过，相关部委也曾多次出台过政策性文件，但终以收效甚微为果。而此次“两办”的要求更加具体，时间更加明确，要求2018年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清退公务员任职兼职等。这标志着商协会彻底断奶，或许其生存环境将实现生态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饱受诟病，脱钩还清本来面目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样的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商协会的现状。近年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借用行政资源、依靠代行政府职能或凭借垄断地位乱摊派、乱收费，其行为饱受社会诟病。
几年前，中国某电子商会曾以受政府部门委托之名，利用其主办的“消费投诉网”，收集消费者投诉信息，然后向企业发出《约谈通知书》，并以“联合工商、质检等有关部门对企业查处、曝光”等相威胁，约谈被投诉企业。迫使企业与网站签订会员协议或不同级别的“战略合作协议”，以此向企业收取数额不等的费用。民政部当即依法对该商会做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该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做出严肃处理。有报道称，某中字头医学会一年内竟召开了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其“灰色生意经”至今令人质疑。
但这绝非个案。据2014年6月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29亿多元。今年4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等行为进行专项治理，严禁行业协会商会打着政府旗号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严禁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严禁强制企业付费参加会议、培训、展览或赞助捐赠等行为。
重药治病，皆因病情重，国家把整治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简政放权的重要工作之一，的确是因为其病情不轻。有专家认为，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红顶中介”本身就是被改革部门的延续，只是原来的工作人员换了套行业协会的“马甲”而已；另一种叫“借尸还魂”，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直接成立中介机构或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机构，承接其取消的审批权力，以此来把持审批权限谋取利益，这些行业协会商会的弊端由此愈加显露出来。
今年年初，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向媒体透露，2014年各级民政部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案件超过5000起。而从去年开始，湖南、安徽、新疆、山西等多个省份，就已经开始先行清理协会商会中任职、兼职的政府官员，其中仅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湖南就清理出去4332名，安徽1336名，新疆983名，山西544名。山西省民政厅的一位官员介绍说，去年山西共清理出目前在行政机关任职，同时也在协会商会兼职的省级领导16人，厅级领导174人。
“红顶中介”催生的种种乱象并非行业协会商会的本来面目。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原巡视员黄文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纽带，行业协会商会在为政府提供决策、促进行业自律、服务企业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做市场需要做却无人牵头的事，政府想要做却无精力做的事。
新常态下，果断切断其利益链条和身份依附，应还商协会本来面目，让它们在市场搏击中强身健体。
脱钩，狼真的来了
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不足1000个发展到2014年底的近7万个，每年以10%到15%的速度增长，在各类社会团体中数量最多、增速最快。但同时，一些商协会自身能力建设不足，尚未建立起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内部治理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民主管理不落实，财务管理不透明，自律性和诚信度不高，社会公信力不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
改革势在必行。
记者从民政部办公厅获悉，《方案》公布后，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很快成立。工作组将主要组织实施《方案》，推进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指导和督促各地区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统筹协调解决脱钩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方案》明确勾勒出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其中，明确取消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合署办公的，逐步将机构、人员和资产分开。与此同时，要求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剥离行业协会商会现有的行政职能，行政机关对适合由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的职能，制定清单目录。
“财务断奶和清退公务任职与兼职人员，是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方案》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应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原有财政预算支持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逐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发展。2018年起，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行业协会商会占用的行政办公用房，超出规定面积标准的部分限期清理腾退。
《方案》还要求，未来行业协会商会具有人事自主权，在人员管理上与原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单位脱钩。最重要的是，行政机关不得推荐、安排在职和退离休人员到行业协会商会任职兼职，领导干部离退离休后3年内不得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已任职、兼职的公务员按相关规定一次性清理。 “既要摘下帽子，也要找到位置，通过法治使行业协会商会走上正常轨道、真正成为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是这项改革的最终目的。”同时，《方案》也明确要求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要通过立法确保行业协会商会从摇篮到坟墓整个生命周期发生的主要法律关系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采访时说。
脱钩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使《方案》落到实处，体现改革综合配套，明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部门牵头制订出台10个文件。而在改革操作上，提出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原则。根据《方案》，今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100个左右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试点，并于明年6月底前完成。2016年将扩大试点，2017年在更大范围试点，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后全面推开。
这次，狼真的来了！
脱钩理应活出精彩
北京广西企业商会是一家成立即将十年的地域性商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朝着完全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方向运作，与行政单位脱钩，进入了良性循环。秘书长卢爱任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其业务主管部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但后者从未干预插手过商会的运作发展。他说，“我在七八年以来，一直是聘用制。”他认为这种机制很健康也很规范，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此次脱钩改革对商会本身没有太大触动。
没有财政的支持，商会是否会饿死？卢爱任说，作为北京市5A级商会每年都有盈余，主要业务包括推动企业家商务合作、宣传企业、帮助企业与政府互动。“资金来源分三块。首先，会费占一半以上，每年约150万元。第二，政府购买服务，每年约60万元。例如，地方政府委托招商引资，像南宁市政府、北京市平谷区政府每年都有经费给我们。再比如，北京市社工委有社会性服务，我们这边有家政服务做得好的企业，帮助他们做家政培训。第三，企业赞助每年有100多万元。”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没有个性一定会被淘汰。社会组织，眼下必须摆脱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无个性化生存的困境。而之前那种会费式的生存模式将日益式微，靠会费生存的组织将濒临死亡。只有具有特色服务，能够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才能获得生存空间。
脱钩的商会理应活得精彩自在。陕西赢天下企业交流协会策划部部长黄红蓝是一名专业的培训师，主讲现代商协会破局与升级，并在诸多商会担任顾问，他说，广东、浙江一带商协会更为纯粹。据悉，至2015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已有2576个行业协会商会实现全面脱钩。“脱钩后，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实，商协会脱离政府机构在海外早已成为主流。江苏省无锡市总商会秘书长韩桂英一行5人在台开展访问考察活动，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台湾的商业会、工业会完全实行民间化运作，商会所有办公费用都是自筹解决，政府无一分补助。工作人员都自主招聘，工资通过服务赢得。”
行业协会商会不是断线的风筝。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既彻底脱钩，也存在密切联系。刘俊海指出，在脱钩之后，各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不存在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但行业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按照主体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法定的法治政府原则，对协会商会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并依法履行相关监管职责。为消除监管套利现象，根除监管盲区，必须建立健全综合执法和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跨市场、跨地域、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联动监管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