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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文系毕业，做了18年科员，却在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本身就像一部传奇。
风和景明的一个上午，北京金融街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项怀诚的办公室。
依然是充满磁性的声音，依然是纵论天下的风采，记者面前的项怀诚，睿智而亲切，深邃而诙谐，年近七旬仍一如既往。一件朴素的淡蓝色布衫，使这位半年之前退下来的前任理事长，在雍容儒雅之间，更多了些普通人的平易与自然。
与财政结缘
2003年3月20日，财政部礼堂。
台下，是财政部数百名处级以上干部，台上是刚刚离任的上届部长项怀诚。
面对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项怀诚敞开心扉：
“我从22岁进财政部，到现在整整41年。这中间，除了有三年半调到国家税务总局工作，其他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在财政部度过的。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小青年，慢慢地入了党，提了干，一茬一茬的老同志手把手地教我。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老部长一番肺腑之言，把人们带进他的内心深处，也把人们带进他所走过的人生历程。
1960年7月，项怀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做了研究实习员，但不久他所从事的中俄机器翻译研究项目下马，项怀诚不得不面临工作调动。
1962年冬天，项怀诚到财政部税务总局报到。办公室的同志带他见了处长，又去领了3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那是1962年的冬天啊，正是困难时期。我就这样成了财政部的干部——3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就把我‘收买’了。”爽朗的笑声中，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深深眷恋。
从那以后，这位中文系的大学生，便和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此项怀诚常常调侃自己误入歧途：“学中文的人本来挺高雅的，我却成天和孔方兄、赵公元帅打交道，翰墨香没有了，倒多多少少有了一点铜臭味。”
几十年的财税实践，不但使项怀诚成长为一名成功的财长，也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财税专家。
温暖的记忆
项怀诚常说，他是财政部土生土长的干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幸运的一茬。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63年到1981年，项怀诚整整做了18年的办事员，他曾戏称,做办事员都“成精”了；1963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在财政部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然而待组织问题解决，已是20年后的1983年。但是，自1982年9月项怀诚担任副处长，到他1986年6月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这中间却只用了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提拔的跨度与速度如此不同寻常，也足见财政部党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与魄力。
官越做越大，项怀诚却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平凡岁月里温暖的记忆，至今提起，这些记忆仍让他感到弥足珍贵。
当年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是一位经济学专家，每次和财政部对账，都会点名说：把那个小项叫来，他能说得清楚。
1982年，副科长项怀诚跟随处长金鑫带领中国人民大学一批学生到江苏实习。项怀诚晚金鑫一天到江苏。金鑫请省厅办公室一位科长去接小项。科长不吭气，因为省里有规定，处长以上才能派车接送。金鑫便说：“那我去车站接他，你给我派车吧。”科长这才开着一辆嘎斯69去了火车站。
那是项怀诚第一次单独享受汽车接送，而以往出差，下了火车，一般都是抱着行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若乘坐公共汽车，能买到司机旁边的票，就是头等位置了。
“那样的一种人际关系，那样的一种社会风气！”项怀诚不禁感慨，“真的让人非常留恋。”
“其实，很多中央领导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项怀诚进而说道，“我们以前跟朱镕基同志出差，都是要交饭费的，虽然交得不多，一天10块钱。跟温家宝同志出差，他每顿饭都是单独在房间里吃，四菜一汤，也不喝酒，吃完了晚上还要开会。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
待人以诚
财政干部做人难，财政部长做人更难。
项怀诚常说：“财政系统的同志不能吹大牛说大话。白花花的银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给国家理财，还是手紧一点为好。”也许正因为这样，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脖子后边的那根筋有点毛病——只会摇头，不会点头。“我们有些同志很厉害呀，骂人都是不带脏字的。”项怀诚大笑。
熟悉项怀诚的人知道，他骨子里还是个书生，对于官场上的一些繁文缛节是不习惯的。当财政部长期间，项怀诚很少出去吃请、应酬。他讲，要都吃也吃不过来，干脆都不去吃，免得别人说你看人下菜，厚此薄彼。一些省市主要领导到部里谈工作，他很少亲自迎送。他认为只要该说的话说了，该办的事办了，未必非要讲究那些礼数。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项怀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方面，立足于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削减随意性较大的、一事一议的财政专款。虽然常常因为不能满足别人要钱的要求得罪人，但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却使他与财政部党组在财政史上留下了一抹重笔。
项怀诚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活着无非三件事：求知、做事、为人。最最重要的是为人。做官永远是暂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
退休后的三件事
退休后的项怀诚，充实而丰富，精力主要放在了三件事上：做慈善、打桥牌、读书写字。
早在担任财政部长时，项怀诚就一直关注与支持慈善事业，退居二线之后更是到处为慈善事业奔走呼号。目前，他不仅担任着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监事长，还被聘为宋庆龄基金会的顾问。
桥牌是项怀诚非常钟爱的一项运动，说起来他的牌龄并不长，只有短短的10多年。上世纪90年代，项怀诚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时任农业部长刘江。一天，刘江问他：周末干些什么？项怀诚实话实说：不干什么。“那跟我打牌去吧。”刘江邀他。于是刘江成了把项怀诚领进桥牌大门的第一人。随后，项怀诚拜师学艺，很快掌握了桥牌的基本打法，但这当然不够。一天，桥牌高手丁关根“批评”他道：老项，你打牌没有章法，要看看书呀。项怀诚于是找书来看，对桥牌的兴趣也越发有增无减。当财政部长时，为了换换脑子，他偶尔也会在网上过过牌瘾，起名“户部尚书”。网上牌手哪会想到他真是财政部长，有时还会“抢白”他几句，但他并不介意，依然乐此不疲。
2010年9月，被称为“高水平桥牌迷”的项怀诚，担任了中国桥牌协会主席。用项怀诚自己的话说：“这是人家抬举我，看我办事认真，我哪有这个水平呀。”而同期担任名誉主席的李岚清却对此评价：众望所归，是个合适的人选。
在项怀诚看来，桥牌不但是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完美的艺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财政部成立桥协时，他就对桥牌有过一个很精到的评价：桥牌和财政工作一样，都要精打细算。
项怀诚长于书法，目前担任着国际书协名誉主席。他的字，清秀洒脱，如同他的为人，一派学者气息。书法于他，一来修身养性，二来也在慈善事业中一展身手，不少人以向他求得一字作为幸事。
项怀诚堪称书痴。他看书，文史经哲，杂陈百家，看小说尤其入迷，包括时下流行的各类武侠小说。一册在手，沙发上一歪，一看就到后半夜。老伴常常嗔怪，看起书来像个孩子，管都管不住自己。
所以，退下来的项怀诚不寂寞，不失落。“做官一时，为人一世”同样知易而行难，但项怀诚做到了。能上能下，心态平和，正所谓大家风范。
摘自《中华英才》2011年第23期
风和景明的一个上午，北京金融街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项怀诚的办公室。
依然是充满磁性的声音，依然是纵论天下的风采，记者面前的项怀诚，睿智而亲切，深邃而诙谐，年近七旬仍一如既往。一件朴素的淡蓝色布衫，使这位半年之前退下来的前任理事长，在雍容儒雅之间，更多了些普通人的平易与自然。
与财政结缘
2003年3月20日，财政部礼堂。
台下，是财政部数百名处级以上干部，台上是刚刚离任的上届部长项怀诚。
面对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项怀诚敞开心扉：
“我从22岁进财政部，到现在整整41年。这中间，除了有三年半调到国家税务总局工作，其他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在财政部度过的。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小青年，慢慢地入了党，提了干，一茬一茬的老同志手把手地教我。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老部长一番肺腑之言，把人们带进他的内心深处，也把人们带进他所走过的人生历程。
1960年7月，项怀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做了研究实习员，但不久他所从事的中俄机器翻译研究项目下马，项怀诚不得不面临工作调动。
1962年冬天，项怀诚到财政部税务总局报到。办公室的同志带他见了处长，又去领了3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那是1962年的冬天啊，正是困难时期。我就这样成了财政部的干部——3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就把我‘收买’了。”爽朗的笑声中，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深深眷恋。
从那以后，这位中文系的大学生，便和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此项怀诚常常调侃自己误入歧途：“学中文的人本来挺高雅的，我却成天和孔方兄、赵公元帅打交道，翰墨香没有了，倒多多少少有了一点铜臭味。”
几十年的财税实践，不但使项怀诚成长为一名成功的财长，也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财税专家。
温暖的记忆
项怀诚常说，他是财政部土生土长的干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幸运的一茬。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63年到1981年，项怀诚整整做了18年的办事员，他曾戏称,做办事员都“成精”了；1963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在财政部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然而待组织问题解决，已是20年后的1983年。但是，自1982年9月项怀诚担任副处长，到他1986年6月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这中间却只用了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提拔的跨度与速度如此不同寻常，也足见财政部党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与魄力。
官越做越大，项怀诚却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平凡岁月里温暖的记忆，至今提起，这些记忆仍让他感到弥足珍贵。
当年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是一位经济学专家，每次和财政部对账，都会点名说：把那个小项叫来，他能说得清楚。
1982年，副科长项怀诚跟随处长金鑫带领中国人民大学一批学生到江苏实习。项怀诚晚金鑫一天到江苏。金鑫请省厅办公室一位科长去接小项。科长不吭气，因为省里有规定，处长以上才能派车接送。金鑫便说：“那我去车站接他，你给我派车吧。”科长这才开着一辆嘎斯69去了火车站。
那是项怀诚第一次单独享受汽车接送，而以往出差，下了火车，一般都是抱着行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若乘坐公共汽车，能买到司机旁边的票，就是头等位置了。
“那样的一种人际关系，那样的一种社会风气！”项怀诚不禁感慨，“真的让人非常留恋。”
“其实，很多中央领导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项怀诚进而说道，“我们以前跟朱镕基同志出差，都是要交饭费的，虽然交得不多，一天10块钱。跟温家宝同志出差，他每顿饭都是单独在房间里吃，四菜一汤，也不喝酒，吃完了晚上还要开会。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
待人以诚
财政干部做人难，财政部长做人更难。
项怀诚常说：“财政系统的同志不能吹大牛说大话。白花花的银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给国家理财，还是手紧一点为好。”也许正因为这样，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脖子后边的那根筋有点毛病——只会摇头，不会点头。“我们有些同志很厉害呀，骂人都是不带脏字的。”项怀诚大笑。
熟悉项怀诚的人知道，他骨子里还是个书生，对于官场上的一些繁文缛节是不习惯的。当财政部长期间，项怀诚很少出去吃请、应酬。他讲，要都吃也吃不过来，干脆都不去吃，免得别人说你看人下菜，厚此薄彼。一些省市主要领导到部里谈工作，他很少亲自迎送。他认为只要该说的话说了，该办的事办了，未必非要讲究那些礼数。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项怀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方面，立足于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削减随意性较大的、一事一议的财政专款。虽然常常因为不能满足别人要钱的要求得罪人，但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却使他与财政部党组在财政史上留下了一抹重笔。
项怀诚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活着无非三件事：求知、做事、为人。最最重要的是为人。做官永远是暂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
退休后的三件事
退休后的项怀诚，充实而丰富，精力主要放在了三件事上：做慈善、打桥牌、读书写字。
早在担任财政部长时，项怀诚就一直关注与支持慈善事业，退居二线之后更是到处为慈善事业奔走呼号。目前，他不仅担任着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监事长，还被聘为宋庆龄基金会的顾问。
桥牌是项怀诚非常钟爱的一项运动，说起来他的牌龄并不长，只有短短的10多年。上世纪90年代，项怀诚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时任农业部长刘江。一天，刘江问他：周末干些什么？项怀诚实话实说：不干什么。“那跟我打牌去吧。”刘江邀他。于是刘江成了把项怀诚领进桥牌大门的第一人。随后，项怀诚拜师学艺，很快掌握了桥牌的基本打法，但这当然不够。一天，桥牌高手丁关根“批评”他道：老项，你打牌没有章法，要看看书呀。项怀诚于是找书来看，对桥牌的兴趣也越发有增无减。当财政部长时，为了换换脑子，他偶尔也会在网上过过牌瘾，起名“户部尚书”。网上牌手哪会想到他真是财政部长，有时还会“抢白”他几句，但他并不介意，依然乐此不疲。
2010年9月，被称为“高水平桥牌迷”的项怀诚，担任了中国桥牌协会主席。用项怀诚自己的话说：“这是人家抬举我，看我办事认真，我哪有这个水平呀。”而同期担任名誉主席的李岚清却对此评价：众望所归，是个合适的人选。
在项怀诚看来，桥牌不但是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完美的艺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财政部成立桥协时，他就对桥牌有过一个很精到的评价：桥牌和财政工作一样，都要精打细算。
项怀诚长于书法，目前担任着国际书协名誉主席。他的字，清秀洒脱，如同他的为人，一派学者气息。书法于他，一来修身养性，二来也在慈善事业中一展身手，不少人以向他求得一字作为幸事。
项怀诚堪称书痴。他看书，文史经哲，杂陈百家，看小说尤其入迷，包括时下流行的各类武侠小说。一册在手，沙发上一歪，一看就到后半夜。老伴常常嗔怪，看起书来像个孩子，管都管不住自己。
所以，退下来的项怀诚不寂寞，不失落。“做官一时，为人一世”同样知易而行难，但项怀诚做到了。能上能下，心态平和，正所谓大家风范。
摘自《中华英才》2011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