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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电线杆下的百万民兵
1970年4月20日,春风已遍吹中原大地。玉门关外,依旧是狂风劲吹,黄沙扑面。一列列火车在戈壁荒滩上匆匆穿行。有眼尖的旅客发现,火车沿途的每个电线杆下总有一个老太太或老头儿,一边纳鞋底或者搓草绳,一边环顾左右;到了晚上,在呼啸而过的列车灯光照耀下,一个个民兵扛着梭镖、扎枪,在风沙中瑟瑟缩缩又警惕十足地四下张望。
他们后来才得知,这一天,距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还有四天,
此次卫星发射的通信网络是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中心,东到长春,南到海南,西到南宁,北到新疆,所布设的跟踪测量站迭16个之多。由于条件所限,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拉扯起来的明线——明线一旦被阶级敌人破坏或者被老百姓无意折损,全航区的通信网络都会中断。因此,为保证“东方红1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总参通信部、邮电部做出了周密的安排,调动了几十条线路、上百台电台,组织了庞大的通信网络,并在沿线路途上,安排近百万民兵、群众昼夜看守每一条线路、每一根电杆——看守一天,补助人民币5角钱。
看守电线杆的民兵与群众并不知道他们看守的目的何在,更不知道,无数科技工作者为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十二年,有的甚至已经献出了生命。
飞天梦与放卫星
中国人自古就有飞天梦想=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飞天的壁画再到因飞天丧命的万户,无不述说着中国人民对浩渺苍穹的渴望。但是,曾经有四大发明辉煌历史的中国,走出地球“摇篮”、探求空间宇宙的梦想却久久无法变成现实。
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世界各国为之震惊。美国不甘示弱,4个月后将一颗卫星送上天空。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一再谈起人造卫星问题,并果断决定:“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一年开始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卫星发射工作,在6月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有人提出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一帮年轻人说干就干,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三个月,手工做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结果可想而知。
失败给这些研发人员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光靠热情,是不能把卫星送上天的,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搞科研。然而,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原本答应给予中国技术指导的老大哥单方面取消了科技合作协议。没有人指导,仅靠自己摸索,仓促之间,想放起一颗真正的卫星谈何容易!邓小平对此指示说,“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由此,卫星上天计划暂缓。看到的只是“围裙”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在卫星能源、卫星温度控制、卫星结构、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1965年,中央批准了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代号“651工程”。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各相关单位在北京召开了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651”会议)。“会是在友谊宾馆开的,很多单位都参加了,中科院、国防科委、总参、七机部十几个大单位,前前后后专家上百人。一开始没想到会开那么长,也没定结束时间,白天开会,晚上论证,一直开了42天,这是我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曾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的潘厚任回忆说。
会议确定这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并提出了“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的总体要求。但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考,卫星研发中的难题接踵而至。头一个,“看不见”变成了大问题——卫星在太空的亮度仅相当于七等星,肉眼根本无法看见。几经论证、实验,科学家们终于在火箭上找到了办法潘厚任回忆道:“为了让大家看到,后来在末级火箭上加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围裙’,卫星上去之后,末级火箭脱离,‘围裙’撑开有几十米,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亮度也达到二到三等星的级别,与卫星一前一后,速度轨道差不多,容易看到,所以大家当时用肉眼看到的是带着‘围裙’的末级火箭,并非卫星本身,”
铝板琴与地面转播
看得见的问题解决了,如何听得见就成了科研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呼叫信号是滴滴哒哒的电报码,而卫星总体设计组的何振华认为,中国应该发射一个连续的信号,且这个信号要有中国特色,全球公认、因此,他提议选择《东方红》,
《东方红》原是一首陕北民歌,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于陕甘宁边区。60年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后,这首歌更加深入人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以该乐曲作为对外呼号,从某種意义上讲,“东方红”已经成为红色中国的象征。故而何振华也提出了将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建议。1966年5月,经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七机部负责人罗舜初、张劲夫、裴丽生、钱学森等人共同商定,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东方红一号”。此后又确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播送《东方红》音乐,让全球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播送《东方红》不仅是科研任务,也被视为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卫星上天后,乐音不响或变调,无疑将被虎视眈眈的造反派抓住不放。在这样政治风险极大的背景下,何正华和乐音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刘承熙开始了技术探索,刘承熙后来回忆道:“北京火车站的钟声雄壮浑厚,我首先想到的是模仿它,但是线路很复杂,结果没有采用。后来在北京乐器研究所和上海国光口琴厂的协助下,选中了铝板琴的琴声。用线路来模拟铝板琴奏出的《东方红》乐曲,不仅声音清晰悦耳,而且线路简单,可靠性高。”
有了音乐。该怎么收听?为了让亚非拉的人民也能用普通收音机收听到来自中国的天籁之音,潘厚任把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收音机都收集起来,测试各种收音机的灵敏度,从而反过来推算卫星需要发射的功率有多大。
“如果要让普通收音机收到,在卫星装上发射机后,卫星的重量将超过1吨。以当时火箭的运载能力来说是不可能的。”经过研究比较,潘厚任发现发现用地面站转播是可行的。所以卫星发射后,全国人民在广播中收到的信号,部是从地面跟踪站转播的卫星信号。
中国航天梦的“孵化器”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卫星研制工作不 断受到冲击。“东方红一号”的倡导者、“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被打倒,许多研发人员被批斗。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初,周恩来总理与聂荣臻副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单位,一起组建成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于1968年2月20日的空間技术研究院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由钱学森任院长,编入军队序列,并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使科研生产照常进行,
当时,不会有人想到,就是这个临时组建的空间技术研究院,逐步成为了中国飞天梦的摇篮。2003年10月,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研制的“神舟五号”飞船裁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树立了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2005年10月,“神舟六号”栽人飞船圆满完成了两人多天的飞行试验任务;2007年10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并发射的中国首颗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成功进入绕月轨道:2008年9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发射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实现了中国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即将上天的中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亦是由空间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空间技术研究院,现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实力的空间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制基地。
戈壁滩上升起中国星
1970年4月21日中午,“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的固体燃烧发动机出现异常。无奈,只得将北京地面试验站备用的第三级火箭空运到发射基地。当晚,载有“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的大型运输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夜航,穿过云海,越过雷雨区,终于在午夜时分安全降落在酒泉机场。
4月23日,发射阵地的火箭、卫星测试检查工作全部结束。发射指挥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认为可以实施发射,并将发射时间定为4月24日晚9点30分。于是,技术负责人钱学森和基地司令李福泽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进入最后一天,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在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上。
戈壁滩上的卫星发射基地建于1958年,这里冬天-漫长,寒风刺骨,最低气温34℃左右;夏季酷热难当,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此外,由于远离内地,交通不便,粮食、蔬菜供给十分困难。负责建设基地任务的火箭部队有时甚至不得不以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窝窝头蘸盐水充当口粮。
然而,从1958年到1970年,这支英雄的火箭部队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他们的智慧与辛劳,将这片“死亡之海”变成了中国飞向太空的第一个“起飞港”。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操纵员胡世祥按下了发射电钮,“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直刺苍穹——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东方红一号”重达173公斤,超过了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四个国家卫星重量的总和,在太空共运行了28天。为此,中国人奋斗了整整12年。
周总理得到卫星顺利发射的消息后。欣喜非常。第二天在当时正在广州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上自豪地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领导人闻听此言,纷纷热烈鼓掌。
40年后的今天,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杨保华、党委书记李开民对“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意义做出了这样的总结:“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研制、发射的经验。为后续航天科技工程中如何突破核心技术、实施系统工程管理、发挥全国大协作优势、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东方红一号”对中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中国空间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且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光辉典范!
电线杆下的百万民兵
1970年4月20日,春风已遍吹中原大地。玉门关外,依旧是狂风劲吹,黄沙扑面。一列列火车在戈壁荒滩上匆匆穿行。有眼尖的旅客发现,火车沿途的每个电线杆下总有一个老太太或老头儿,一边纳鞋底或者搓草绳,一边环顾左右;到了晚上,在呼啸而过的列车灯光照耀下,一个个民兵扛着梭镖、扎枪,在风沙中瑟瑟缩缩又警惕十足地四下张望。
他们后来才得知,这一天,距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还有四天,
此次卫星发射的通信网络是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中心,东到长春,南到海南,西到南宁,北到新疆,所布设的跟踪测量站迭16个之多。由于条件所限,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拉扯起来的明线——明线一旦被阶级敌人破坏或者被老百姓无意折损,全航区的通信网络都会中断。因此,为保证“东方红1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总参通信部、邮电部做出了周密的安排,调动了几十条线路、上百台电台,组织了庞大的通信网络,并在沿线路途上,安排近百万民兵、群众昼夜看守每一条线路、每一根电杆——看守一天,补助人民币5角钱。
看守电线杆的民兵与群众并不知道他们看守的目的何在,更不知道,无数科技工作者为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十二年,有的甚至已经献出了生命。
飞天梦与放卫星
中国人自古就有飞天梦想=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飞天的壁画再到因飞天丧命的万户,无不述说着中国人民对浩渺苍穹的渴望。但是,曾经有四大发明辉煌历史的中国,走出地球“摇篮”、探求空间宇宙的梦想却久久无法变成现实。
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世界各国为之震惊。美国不甘示弱,4个月后将一颗卫星送上天空。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一再谈起人造卫星问题,并果断决定:“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一年开始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卫星发射工作,在6月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有人提出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一帮年轻人说干就干,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三个月,手工做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结果可想而知。
失败给这些研发人员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光靠热情,是不能把卫星送上天的,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搞科研。然而,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原本答应给予中国技术指导的老大哥单方面取消了科技合作协议。没有人指导,仅靠自己摸索,仓促之间,想放起一颗真正的卫星谈何容易!邓小平对此指示说,“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由此,卫星上天计划暂缓。看到的只是“围裙”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在卫星能源、卫星温度控制、卫星结构、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1965年,中央批准了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代号“651工程”。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各相关单位在北京召开了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651”会议)。“会是在友谊宾馆开的,很多单位都参加了,中科院、国防科委、总参、七机部十几个大单位,前前后后专家上百人。一开始没想到会开那么长,也没定结束时间,白天开会,晚上论证,一直开了42天,这是我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曾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的潘厚任回忆说。
会议确定这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并提出了“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的总体要求。但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考,卫星研发中的难题接踵而至。头一个,“看不见”变成了大问题——卫星在太空的亮度仅相当于七等星,肉眼根本无法看见。几经论证、实验,科学家们终于在火箭上找到了办法潘厚任回忆道:“为了让大家看到,后来在末级火箭上加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围裙’,卫星上去之后,末级火箭脱离,‘围裙’撑开有几十米,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亮度也达到二到三等星的级别,与卫星一前一后,速度轨道差不多,容易看到,所以大家当时用肉眼看到的是带着‘围裙’的末级火箭,并非卫星本身,”
铝板琴与地面转播
看得见的问题解决了,如何听得见就成了科研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呼叫信号是滴滴哒哒的电报码,而卫星总体设计组的何振华认为,中国应该发射一个连续的信号,且这个信号要有中国特色,全球公认、因此,他提议选择《东方红》,
《东方红》原是一首陕北民歌,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于陕甘宁边区。60年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后,这首歌更加深入人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以该乐曲作为对外呼号,从某種意义上讲,“东方红”已经成为红色中国的象征。故而何振华也提出了将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建议。1966年5月,经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七机部负责人罗舜初、张劲夫、裴丽生、钱学森等人共同商定,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东方红一号”。此后又确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播送《东方红》音乐,让全球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播送《东方红》不仅是科研任务,也被视为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卫星上天后,乐音不响或变调,无疑将被虎视眈眈的造反派抓住不放。在这样政治风险极大的背景下,何正华和乐音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刘承熙开始了技术探索,刘承熙后来回忆道:“北京火车站的钟声雄壮浑厚,我首先想到的是模仿它,但是线路很复杂,结果没有采用。后来在北京乐器研究所和上海国光口琴厂的协助下,选中了铝板琴的琴声。用线路来模拟铝板琴奏出的《东方红》乐曲,不仅声音清晰悦耳,而且线路简单,可靠性高。”
有了音乐。该怎么收听?为了让亚非拉的人民也能用普通收音机收听到来自中国的天籁之音,潘厚任把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收音机都收集起来,测试各种收音机的灵敏度,从而反过来推算卫星需要发射的功率有多大。
“如果要让普通收音机收到,在卫星装上发射机后,卫星的重量将超过1吨。以当时火箭的运载能力来说是不可能的。”经过研究比较,潘厚任发现发现用地面站转播是可行的。所以卫星发射后,全国人民在广播中收到的信号,部是从地面跟踪站转播的卫星信号。
中国航天梦的“孵化器”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卫星研制工作不 断受到冲击。“东方红一号”的倡导者、“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被打倒,许多研发人员被批斗。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初,周恩来总理与聂荣臻副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单位,一起组建成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于1968年2月20日的空間技术研究院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由钱学森任院长,编入军队序列,并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使科研生产照常进行,
当时,不会有人想到,就是这个临时组建的空间技术研究院,逐步成为了中国飞天梦的摇篮。2003年10月,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研制的“神舟五号”飞船裁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树立了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2005年10月,“神舟六号”栽人飞船圆满完成了两人多天的飞行试验任务;2007年10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并发射的中国首颗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成功进入绕月轨道:2008年9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发射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实现了中国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即将上天的中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亦是由空间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空间技术研究院,现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实力的空间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制基地。
戈壁滩上升起中国星
1970年4月21日中午,“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的固体燃烧发动机出现异常。无奈,只得将北京地面试验站备用的第三级火箭空运到发射基地。当晚,载有“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的大型运输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夜航,穿过云海,越过雷雨区,终于在午夜时分安全降落在酒泉机场。
4月23日,发射阵地的火箭、卫星测试检查工作全部结束。发射指挥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认为可以实施发射,并将发射时间定为4月24日晚9点30分。于是,技术负责人钱学森和基地司令李福泽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进入最后一天,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在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上。
戈壁滩上的卫星发射基地建于1958年,这里冬天-漫长,寒风刺骨,最低气温34℃左右;夏季酷热难当,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此外,由于远离内地,交通不便,粮食、蔬菜供给十分困难。负责建设基地任务的火箭部队有时甚至不得不以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窝窝头蘸盐水充当口粮。
然而,从1958年到1970年,这支英雄的火箭部队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他们的智慧与辛劳,将这片“死亡之海”变成了中国飞向太空的第一个“起飞港”。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操纵员胡世祥按下了发射电钮,“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直刺苍穹——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东方红一号”重达173公斤,超过了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四个国家卫星重量的总和,在太空共运行了28天。为此,中国人奋斗了整整12年。
周总理得到卫星顺利发射的消息后。欣喜非常。第二天在当时正在广州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上自豪地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领导人闻听此言,纷纷热烈鼓掌。
40年后的今天,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杨保华、党委书记李开民对“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意义做出了这样的总结:“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研制、发射的经验。为后续航天科技工程中如何突破核心技术、实施系统工程管理、发挥全国大协作优势、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东方红一号”对中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中国空间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且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