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日内瓦会议前后进行了3个月，第一阶段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讨论了两个月，无果而终；第二阶段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达成协议，通过了最后宣言。作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李慎之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任务是负责会议新闻，因此每逢开会就随团进入会场去听会。7月21日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周恩来嘱咐李慎之不要去会场了，让他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待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等全文发完，就大功告成。
　　别墅楼上，只有李慎之一个人。他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事时，就享受着日内瓦的阳光和空气，看看窗外花园的景色，自以为“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等到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回来，他便回到日内瓦湖边的旅馆去，过了10点就上床睡觉了。
　　孰料，到了半夜12点左右，床边电话铃响了，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陈浩打来的。她说：“你快来吧！你怎么搞的？从来没有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李慎之大吃一惊，急忙赶到别墅。待他赶到别墅，陈浩说：“北京来电话了，说我们发回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通讯社所发的少了好几段，总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等着你哩！《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了，因为新华社把你发回去的稿子同外电对，对出了问题，已经停机不印了。”惊慌不已的李慎之仔细回忆，才想起可能是打在极薄的打字纸上的原稿，在被他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被风吹走了，因为他的办公桌正好临窗。
　　李慎之怀着极其惶恐的心情走进周恩来的卧室，叫了一声“总理”，等着挨一顿严厉的批评。不料周恩来说的竟是：“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然后赶快补救，北京还等着呢。”李慎之去看了周恩来亲笔写的电报，电报上一个字也没提到直接责任人，只说自己“应负失察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那天晚上，李慎之把最后宣言的中文同英法文原文仔仔细细重新校订了一遍，也改正了一些错误，最后发回北京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校订完以后，李慎之一个人在屋里写检讨，又誊正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叫他交给李代表（即李克农）。李克农笑着对他说：“要好好向总理学习。”
　　回到北京后，有人告诉李慎之，那天的《人民日报》到中午才出版。李慎之以为这次玩忽职守罪是逃不了了，做好了被起诉的心理准备。不料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周恩来又叫李慎之随同一起访问柏林，然后是华沙、莫斯科，最后回到北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事不对人，而且就事而论严格，过后相当大度，允许和倡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据《党史纵览》孟 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