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于惠州西湖，若沿着清幽的陈公堤往里走，便会看见在苍翠掩映中的丰湖书院。“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主牌楼上的楹联，精当地刻画出这间书院的精神气质。
　　作为曾经的惠州最高学府，丰湖书院的历史可上溯至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惠州州守赵汝驭在旧府城银冈岭创建聚贤堂，又称“十二先生祠”，以纪念陈尧佐、苏轼、唐庚等十二位唐宋以来对惠州经济文化最有贡献的先哲名儒。十年后，州守刘克纲改聚贤堂为书院，并以西湖（时称丰湖）命名为“丰湖书院”。
　　明代，书院迭经兴废。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惠州知府王瑛感于惠州各地教育事业凋敝，遂购入黄塘叶氏泌园（即现址），作为讲学习诵之所。
　　到了嘉庆五年（1800年），惠州知府伊秉绶着手重建丰湖书院，继承惠州西湖古典园林建筑传统，建成“澄观楼”“乐群堂”“夕照亭”“浴风阁”，超过前代规模，“极风景之美”。
　　刻印《十三经注疏》的清代学者阮元曾赋《过丰湖书院》诗：“行过丰湖上，如游隐士乡。桥通钓鱼艇，山抱读书堂。竹影皆依水，蕉荫亦满墙。几人来寓此，足以散轻狂。”岭南书院的优美景致，宛在目前，吟咏玩味，令人心生向往。
　　伊秉绶还在院内大堂壁上题隶书“敦重”二字，强调了《论语》里夫子“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谆谆教诲。他聘请名士宋湘出任山长，使书院进入“从者云集，人竞向学”的繁盛期。
　　在书院历任山长的名册上，番禺人“梁鼎芬”的名字尤为夺目。他是晚清朴学大师陈澧的得意门生。22岁中进士，入翰林，可谓少年得志。中法战争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力主议和，梁鼎芬愤然上疏，弹劾李鸿章，说他“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有“六可杀”之罪，请慈禧太后立即将其正法。朝野为之震动，梁鼎芬因此遭到罢黜，却获得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受张之聘出任丰湖书院山长。从28岁到而立之年，梁鼎芬于西子湖畔设帐课徒，振兴一府学风。
　　正因为洞悉晚清官场的腐败和士气之萎靡不振，梁鼎芬更强调教育人才须重气节风骨。他在书院南筑书藏设东坡祠以祀苏轼，东筑范孟博祠以祀范滂，并书楹联“寿考不可期，论世知人自千古；古今岂相远，登车揽辔有同心。”欲师范前贤、激浊扬清的襟怀灼然可知。
　　对于学行优秀的学生，梁鼎芬会专门赠诗题联来褒扬和激励他们。其学生江逢辰有孝行，励廉节，长文学，擅书画，是他最为欣赏的学生。光绪十八年（1892年），江逢辰中进士之后，有人建议他暗通关节以谋得优差，但是他銘记着梁鼎芬的教诲，不屑于行贿买官，结果只落得“以主事分户部山西司行走”，坐上了冷板凳。梁鼎芬曾为之题诗，其中一联曰：“谊犹昆弟真投分，行尽江山识此才。”在梁鼎芬的悉心培育下走出的“丰湖十子”（江逢辰、李绮青、许寿田、杨寿昌等），是晚清惠州才人俊杰中的佼佼者。
　　初到丰湖书院时，梁鼎芬发现书院藏书匮乏，于是着意收书。他撰写捐书启事，向省内外贤士求助。这一举措，得到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张之洞在当时政坛地位显要，又是学术思想界一大宗师，门生故旧遍于天下。梁鼎芬的呼吁获得了积极响应，全国各地的捐书源源不断地到来。由于书籍是四面八方寄来的，各地在捐书时也把自己的地方志一同寄了过来，丰湖书院竟成为当时收纳全国地方志最齐全的书院。
　　梁鼎芬在书院南面建造藏书楼，安置这批书籍，此即著名的“丰湖书藏”。后来，图书不断充实，最多时达十万册，在广东各大书院中也是首屈一指。梁鼎芬很自豪地说：“数百年后，征求文献，必有到我丰湖者也！”
　　书藏的创建，有力地促进了书院的教学活动，振奋了社会的读书风气。李绮青记述当年院内的学习情景：“每当柳堤春暖，槐院昼长，野航在门，子衿盈室。或经生对案，证诸说之异同；或吟客摊床，手一篇以哦咏。”江逢辰的诗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读书氛围：“丰湖先生作书藏，小户贫家知买书。但得五车搜旧蠹，不辞三月食无鱼。”
　　如今的藏书楼，是一座两层楼高的仿古建筑，踏入红木镂空大门，室内装潢素朴明净，然而却乏人问津。离开时，我望着书院前奔跑嬉戏的孩童，暗自思索一个问题：架上的书籍难道终将归于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