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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我个子很小，总是坐在第一排。上课的时候我时刻盯着老师，牢牢捕捉老师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我猜想我那时一定是个表情很丰富的学生，所以每次教了新内容，不用我开口，老师就会从我的脸上读出我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如果我没有听懂，老师会很自然很主动地重新解释一遍。虽然老师是对着全班同学讲，但我总是觉得其实他是特地为我在重讲。因为有这份感激的心情，我把每一门功课都学得很好。
在所有功课中，我学得最好的是语文。我一直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据我父母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就抱着一本厚厚的书坐在家门口读。来去过往的邻居都停下来奇怪地问我，这么厚的书，你能看懂吗？我毫不犹豫地说，能！他们听了都吓一跳，直以为出了个神童。他们哪里知道我其实并不是在读故事，我是在字里行间寻找我认识的字。每遇到一个认识的字，我的心里就有一份欢喜，就像遇到一个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时候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最后终于能真正读懂故事和情节了。也就是说，我能真正读书了。那一份自豪和欢喜，我到现在还不会忘记。
我阅读一切我能够得到的书。因为书读得多，作文也就自然而然写得好起来。每次的作文课对我来说都像一个节日。即使老师在黑板上写出最枯燥的作文题目，比如说“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或者说“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班里的同学一片哀叹的时候，我总是能够把枯燥的作文题目写出生动活泼的文章来。语文老师总是给我的作文打一个优等,还常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朗读。
我们那时候的女孩子就像现在的女孩子们一样，在学校的时候女生之间也经常会闹些小小的别扭，小小的矛盾，一会儿跟这个好不跟那个好，一会儿又跟那个好不跟这个好了。我的班里有一个女同学，她很漂亮，功课也很好，老师们也都很喜欢她，所以她成了我内定的对头。她有一拨“粉丝”，我也有一拨“粉丝”。我们两拨女孩子在班里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派，一拨不跟另一拨说话。
突然有一天，有个“粉丝”偷偷告诉我，说我的那个对头手里有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一本俄国作家写的书，我还从来没有读过。我只隐约听说那里面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叫冬妮娅，男主人公名叫保尔。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读到外国小说，冬妮娅这个名字在我听起来就像音乐一样美好。我一直渴望读这本书，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它。
想来想去，我于是做出了令我的“粉丝”们疑惑不解的举动，我开始向那个女孩子靠拢，还想出种种小花样去讨好她。这个过程进行得不是那么简单。刚开始她很吃惊还很紧张，以为我是作弄她。慢慢地她体会到了我的真诚，但她又不明白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跟她和解，所以还是小心地提防着我。她其实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在我的温柔攻势下，我们两个真的成了朋友。
最最重要的是，她终于把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给了我，那是我生平读到的第一本世界名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本书的封面，记得那个叫冬妮娅的女孩子跟革命者保尔之间的故事。尽管冬妮娅后来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太太，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她美丽得不得了。
到了我读高中的时候，同学们中间开始悄悄流传一本书——《第二次握手》，这本书讲的是科学家之间的故事。在那个红红火火的年代里，这本书显得独特而优雅。最最与众不同的是，这本书不是正式印刷出版的，是读者们心甘情愿地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出来的，叫手抄本。
当这本手抄本在我读书的学校流传时，我只是属于一个外围人物。原因在于，我的钢笔字写得很差劲，是那种“娃娃体”。所以当开始规划这个手抄工程的时候，没有人把我考虑进去。那几个钢笔字写得好的同学就格外神气，每天意味深长地交流着一些简单的句子，比如说，“唉，我昨天抄到11点多啊！”或者说，“哦，那个丁洁琼真漂亮啊。”我知道他们在说那本书，但是干着急，轮不到我，心里痒痒的。
终于有一天，这本书抄完了。接下来大家排队一个一个地传着看，每人只能看一个晚上。有一天，这本书终于轮到了我的手中。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口气把它读完，感觉自己到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第二天早上，在把书交给排在我后面的同学的手中时，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在跟一个美好的世界诀别。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开始追查手抄本，查来查去就查到了这本《第二次握手》。班主任老师非常厉害，只把那本书翻一遍，就认出了一个个抄写者的笔迹。这些同学都被叫去谈话，还写检讨，就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我这么喜欢读书的人居然没有参与抄写，老师们一致认为我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我有点儿不好意思看着那些抄书的同学写检讨，就坦白说其实我也看了这本书的。老师安慰说，看了不要紧，没参与抄写就行了。我心里想，我倒是也想参加抄写的，字不好，人家不让我抄啊。
长大以后我自己也开始写小说，也出版了，也获奖了。内心的深处总还存在着一种奢望，会不会有哪一天，有哪几个孩子特别喜欢我的书，也把我的书大篇大篇地抄下来呢？
手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一个作家的书能变成手抄本，那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作家登台]
程玮，江苏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少年文艺》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如《我和足球》《淡绿色的小草》等，深受小读者喜爱，被评论界喻为“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儿文学作家之一”。中篇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长篇小说《少女的红发卡》分别获得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她编剧的电影《豆蔻年华》获金鸡奖及政府奖。1993年程玮定居德国汉堡，成为德国电视二台的制片人，拍摄了秦始皇、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和孔子等题材的中国文化纪录片。
在所有功课中，我学得最好的是语文。我一直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据我父母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就抱着一本厚厚的书坐在家门口读。来去过往的邻居都停下来奇怪地问我，这么厚的书，你能看懂吗？我毫不犹豫地说，能！他们听了都吓一跳，直以为出了个神童。他们哪里知道我其实并不是在读故事，我是在字里行间寻找我认识的字。每遇到一个认识的字，我的心里就有一份欢喜，就像遇到一个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时候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最后终于能真正读懂故事和情节了。也就是说，我能真正读书了。那一份自豪和欢喜，我到现在还不会忘记。
我阅读一切我能够得到的书。因为书读得多，作文也就自然而然写得好起来。每次的作文课对我来说都像一个节日。即使老师在黑板上写出最枯燥的作文题目，比如说“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或者说“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班里的同学一片哀叹的时候，我总是能够把枯燥的作文题目写出生动活泼的文章来。语文老师总是给我的作文打一个优等,还常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朗读。
我们那时候的女孩子就像现在的女孩子们一样，在学校的时候女生之间也经常会闹些小小的别扭，小小的矛盾，一会儿跟这个好不跟那个好，一会儿又跟那个好不跟这个好了。我的班里有一个女同学，她很漂亮，功课也很好，老师们也都很喜欢她，所以她成了我内定的对头。她有一拨“粉丝”，我也有一拨“粉丝”。我们两拨女孩子在班里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派，一拨不跟另一拨说话。
突然有一天，有个“粉丝”偷偷告诉我，说我的那个对头手里有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一本俄国作家写的书，我还从来没有读过。我只隐约听说那里面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叫冬妮娅，男主人公名叫保尔。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读到外国小说，冬妮娅这个名字在我听起来就像音乐一样美好。我一直渴望读这本书，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它。
想来想去，我于是做出了令我的“粉丝”们疑惑不解的举动，我开始向那个女孩子靠拢，还想出种种小花样去讨好她。这个过程进行得不是那么简单。刚开始她很吃惊还很紧张，以为我是作弄她。慢慢地她体会到了我的真诚，但她又不明白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跟她和解，所以还是小心地提防着我。她其实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在我的温柔攻势下，我们两个真的成了朋友。
最最重要的是，她终于把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给了我，那是我生平读到的第一本世界名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本书的封面，记得那个叫冬妮娅的女孩子跟革命者保尔之间的故事。尽管冬妮娅后来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太太，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她美丽得不得了。
到了我读高中的时候，同学们中间开始悄悄流传一本书——《第二次握手》，这本书讲的是科学家之间的故事。在那个红红火火的年代里，这本书显得独特而优雅。最最与众不同的是，这本书不是正式印刷出版的，是读者们心甘情愿地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出来的，叫手抄本。
当这本手抄本在我读书的学校流传时，我只是属于一个外围人物。原因在于，我的钢笔字写得很差劲，是那种“娃娃体”。所以当开始规划这个手抄工程的时候，没有人把我考虑进去。那几个钢笔字写得好的同学就格外神气，每天意味深长地交流着一些简单的句子，比如说，“唉，我昨天抄到11点多啊！”或者说，“哦，那个丁洁琼真漂亮啊。”我知道他们在说那本书，但是干着急，轮不到我，心里痒痒的。
终于有一天，这本书抄完了。接下来大家排队一个一个地传着看，每人只能看一个晚上。有一天，这本书终于轮到了我的手中。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口气把它读完，感觉自己到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第二天早上，在把书交给排在我后面的同学的手中时，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在跟一个美好的世界诀别。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开始追查手抄本，查来查去就查到了这本《第二次握手》。班主任老师非常厉害，只把那本书翻一遍，就认出了一个个抄写者的笔迹。这些同学都被叫去谈话，还写检讨，就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我这么喜欢读书的人居然没有参与抄写，老师们一致认为我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我有点儿不好意思看着那些抄书的同学写检讨，就坦白说其实我也看了这本书的。老师安慰说，看了不要紧，没参与抄写就行了。我心里想，我倒是也想参加抄写的，字不好，人家不让我抄啊。
长大以后我自己也开始写小说，也出版了，也获奖了。内心的深处总还存在着一种奢望，会不会有哪一天，有哪几个孩子特别喜欢我的书，也把我的书大篇大篇地抄下来呢？
手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一个作家的书能变成手抄本，那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作家登台]
程玮，江苏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少年文艺》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如《我和足球》《淡绿色的小草》等，深受小读者喜爱，被评论界喻为“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儿文学作家之一”。中篇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长篇小说《少女的红发卡》分别获得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她编剧的电影《豆蔻年华》获金鸡奖及政府奖。1993年程玮定居德国汉堡，成为德国电视二台的制片人，拍摄了秦始皇、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和孔子等题材的中国文化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