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驻外记者到外交官
从当驻外记者开始，他就积极参与了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全过程。
见到王殊先生的时候，真不敢相信他已经88岁了。
眼前的王殊头发花白，衣着洁净整齐，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有着江南书生般的文雅作风。作为“外交笔会”副会长，年近九旬的老人前两年还在给上海《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写稿。近来，先生还喜欢上了《蜗居》作者六六的作品。
“上海的很多东西都让我有回忆，这部剧写的就是现实中的上海。”
很难想象，这位和蔼地和记者聊着《蜗居》的老人，曾经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朝鲜战场采访的战地记者，他也曾坐着古巴战车和士兵聊天，还曾是一名与外国政要斡旋的成功外交官。
王殊先生的家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小物件”。随手拿起一个外形酷似小白菜的纪念品，他就能给《世界博览》记者说起关于它的故事：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而到了哪个国家，这件纪念品对他的意义如何。
因为职业的原因，王殊游历了世界上80多个国家。在他任职记者和外交官的时候，每月的津贴只有100多元人民币，折合当时的市价，就是100多西德马克。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买一只皮鞋，攒上一年才能买一台18寸的彩色电视机。“薪水只够买些这类‘小玩意儿’聊作纪念。”
在王殊先生的收藏品中，有一张随意压在茶几玻璃板下的旧照片，那是王殊和一位外国男士的合影，他们站在温和的阳光下微笑着，都穿着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黑色厚呢子大衣，看上去像是一对关系很不错的朋友。
“他叫施罗德，我的德国朋友。就是他到访中国，帮助两国拉开了交往的序幕。”
初到德国
施罗德曾任前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是联邦德国第一个访问我国的政界领导人。在后来的中德建交历程中，也是促成建交的关键人物。
王殊先生回忆说，自己与施罗德和德国的缘分，得从进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站讲起。
1969年12月，王殊被派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常驻记者。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王殊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的英、法语地区工作，这次来欧洲，原本是准备进驻意大利。不巧的是，当时的驻波恩记者项前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组织临时决定，派遣王殊接替项前的工作。
这项工作对基本不懂德语的王殊来说，是一个挑战。比语言关更紧迫的问题是，当时两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情况很复杂，可以预见，工作的开展会相当棘手。王殊在紧迫的准备工作中，抢时间阅读了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了，赶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
“到波恩不久，我感到在这里工作的困难比预料的大得多，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王殊称。
新华分社在波恩南边的巴德哥德斯堡区山坡上一所小三层楼房里，背后是覆盖着一片森林的山崖，夜晚睡在床上可以听到山岗上松涛的声音和夜莺的啼唱。分社除了王殊以外，只有一个翻译和一个刚刚轮换来的一个厨师。翻译也只学了两年多德文，加上“文革”中耽误了三年，只能看懂一些德文，但听、说都很差，工作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像过去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一样，王殊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朋友，建立友谊。除了官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门、议会与党派的新闻发言人以外，根据两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王殊一一打电话约时间登门拜访。几个月后，他已认识了一百多位记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他的好朋友。王殊同德国政界、经济界人士也有了初步的接触和往来。
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德语学习。社里请了一位懂英语的德国老师，每天晚上除了教德语外，还给他们讲解报刊文章，起草来往书信，甚至办理日常行政事务。他们逐渐摆脱了“又聋又哑”的状态，开始看报、听电话、看电视和做一般性谈话。翻译的进步更快，连厨师也学了不少德语，可以一个人上街买菜了。
由于分社三人都是男的，邻居们过去很少看到新中国来的人，他们看到每一天派报公司的人把一大捆报刊送到楼房门口，晚上又是一大捆，就说：“那里住了红色中国的三个教授。”附近的农民在楼房前面的坡地上种了很多蔬菜，王殊利用这个机会同他们攀谈起来，熟悉以后就根据德国的习惯请他们到分社来喝葡萄酒，他们也请几位工作人员到自己家喝酒。不久，邻居们对王殊他们都熟稔起来，也就不再打听他们的工作。
由记者寻找建交的可能性
在可以阅读德文媒体，能够听说简单的句子后，王殊开始了另一项任务——关注联邦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观察是否有建交的可能。
工作了半年之后，分社门庭冷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王殊和同事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广交朋友后，登门拜访和来电话、来信的人渐渐多起来。另一方面，当时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歧加剧了，政治时局处在微妙的十字路口。作为在德国工作的中国人，王殊很快引起了诸方政治力量的关注。
最早同王殊先生建立联系的，是一家同反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媒体《快捷画报》。有记者主动打电话到分社约见王殊，说他想来商谈去北京采访的可能性。见面之后，这位记者却开始向王殊介绍起反对党主席，大名鼎鼎的主席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和后来第一个访华的德国政界人物施罗德都属于基督教社会联盟。在1969年9月以前，基督教社会联盟是执政的联盟党的一员，9月大选失败后成为了反对党。
政治交往序幕的往往是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来往。无独有偶，另一位同王殊先生较熟悉的媒体的朋友——德意志广播台东方部主任汤麦斯，也说同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很熟，“可以为我介绍，”王殊回忆。
还有一位朋友是联邦政府新闻局东方科的舒马尔先生，他经常来看王殊。舒马尔曾在柏林大学修读中文，他在新闻局的工作就是通过阅读中国媒体或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为政府制作简报。这样，他也时常将政府内一些同中国关系的看法转达给王殊，并解释一些德国对中国的政策。通过这个关系，王殊了解到很多德国政府的真实想法。 王殊交到了不少这样的德国朋友，他自己也感觉牵线中德关系的工作开展得有些起色，“当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新华社波恩分社里有外交部的人，”这也使王殊深感自己与一般记者不同，担负的责任更重大。
中德建交前夜
王殊将在联邦德国调研的结果汇总，做了几个报告向国内汇报。报告受到了新华社内部的表扬，很快通过新华社的报送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
“当时国内正在搞运动，我在国外也未能幸免，造反派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还说我做这些调查报告是不务正业，”王殊向记者讲述道，“后来是周总理看到了我的调查报告。1971年，周总理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就对新华社的人说，“王殊你们不要，我们要，到外交部来。”
1971年，正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外交“破冰”之年。王殊的机遇适逢其时。
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启动；同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了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互换了联络处，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
同样是1971年，10月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国家建交。“当时在国际上出现了大三角形式，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没有与我国建交的日本和联邦德国为此对美国有很大意见，因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影响，而现在美国又没有把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通知两国，以致造成了它们在外交上的被动，同中国的关系落到了别人的后面，”王殊对记者谈及当年的形势，分析道。
“而在西欧地区，我国只同法国、瑞士有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有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在中国方面，打开中美关系后，对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也很关心，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可能与之很快建交。因此，双方都有建交的意愿。”
但是，在联邦德国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在1969年9月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同另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组成了以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府，接替了战后执政20年的联盟党。勃兰特上台后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改善同前苏联、东欧的关系，协调两个德国的内部关系。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担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可能影响这一政策的实行，因而把同中国的关系放在次要位置，采取了“先苏后华”的政策。
这一次，成为了反对党的联盟党则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社会民主党唱反调，主张优先同中国发展关系，并且希望出访北京。而王殊当时也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了周总理。
“可是当时联盟党内有不少右翼分子，对华并不友好，这也是我当时了解到的，”他反馈回国后，毛泽东主席说，“没事，我就喜欢和右派分子谈，尼克松也是右派，我们谈得也很好。”
接触施罗德
“1972年1月底，我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的招待会上遇到了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问到他曾两次表示愿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现在是否有具体想法。他想了一下后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打电话约我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王殊回忆说，过了十多天，施罗德的秘书就来了电话，约在2月21日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谈。王殊和分社的邢桂敏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很热诚地接待了两人，这就是他和施罗德的第一次接触。
施罗德属于老一代外交家，态度严肃，说话谨慎。原本他就知道，王殊去拜访他是要问他对访华有何具体想法，却一直不肯先谈及这个话题。王殊不得不像记者采访那样，先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旁敲侧击。可是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谈到正题，王殊也不免有些着急，干脆直截了当地发问“访华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施罗德这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
“我就问他什么时间比较合适，他仍不愿说具体时间，只表示听从中方的安排。我表示，将向国内有关方面报告后再来同他商谈。”
回到办公室后，王殊才知道，就在当天，施罗德所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主席团已正式做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王殊很快把这件事报告了外交部和新华社。
几天后，王殊在中国驻巴黎使馆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在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
“后来听说，这个决定是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周总理同外交部同志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对同我国建立关系顾虑重重。我国先邀请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这对推动两国的关系有利，但对政府会有一些压力，因此选择适当的人选十分重要。施罗德具有联邦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且当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办事谨慎仔细，国内外声誉不错，首先邀请他以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反对党副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比较妥当。”
回到波恩后，王殊立刻约见了施罗德，告知他访华的事，他非常高兴，说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时间，具体安排客随主便，没有任何要求，相信中方一定会安排得很好。当晚，他就即将访华一事通知了新闻界，在德国内外立即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报刊认为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可是，也有一些媒体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前苏联、东欧报刊更是攻击施罗德进行“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北京——波恩轴心”。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媒体对此也作了很多评论。
那些天，许多德国记者给王殊打电话，要求陪同施罗德一起访华。国内原来准备接待10位记者，王殊不得不一再同国内商量，最后将名额增加到30人。
而施罗德的这次访华也使中德关系真正开启。8月中旬，施罗德访华回国后迅速安排王殊同时任联邦德国外长谢尔见了面。这一面确定了谈判代表、地点等事宜，最终才有了1972年10月11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牵手”的那一幕
中德正式建交后，王殊成为了一名驻德外交官，随后亲自负责筹建驻德大使馆。
记者这才将这张拍摄于联邦德国的旧照片上那位身着黑色呢子大衣、锃亮皮鞋、留着西式时髦发型的年轻男士同眼前这位老人联系起来。
这位记者出身的前外交官颇为感慨地回忆自己的外交生涯，他说：“记者这个职业很好，如果先作记者再作外交官就更好了。”
抽文：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歧加剧了，政治时局处在微妙的十字路口。作为在德国工作的中国人，王殊他们很快引起了诸方政治力量的关注。
抽文：“中美建交后，日本和联邦德国意见很大，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影响的结果，而现在美国又没有把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通知他们，以致造成了他们在外交上的被动，同中国的关系落到了别人的后面。”
从当驻外记者开始，他就积极参与了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全过程。
见到王殊先生的时候，真不敢相信他已经88岁了。
眼前的王殊头发花白，衣着洁净整齐，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有着江南书生般的文雅作风。作为“外交笔会”副会长，年近九旬的老人前两年还在给上海《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写稿。近来，先生还喜欢上了《蜗居》作者六六的作品。
“上海的很多东西都让我有回忆，这部剧写的就是现实中的上海。”
很难想象，这位和蔼地和记者聊着《蜗居》的老人，曾经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朝鲜战场采访的战地记者，他也曾坐着古巴战车和士兵聊天，还曾是一名与外国政要斡旋的成功外交官。
王殊先生的家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小物件”。随手拿起一个外形酷似小白菜的纪念品，他就能给《世界博览》记者说起关于它的故事：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而到了哪个国家，这件纪念品对他的意义如何。
因为职业的原因，王殊游历了世界上80多个国家。在他任职记者和外交官的时候，每月的津贴只有100多元人民币，折合当时的市价，就是100多西德马克。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买一只皮鞋，攒上一年才能买一台18寸的彩色电视机。“薪水只够买些这类‘小玩意儿’聊作纪念。”
在王殊先生的收藏品中，有一张随意压在茶几玻璃板下的旧照片，那是王殊和一位外国男士的合影，他们站在温和的阳光下微笑着，都穿着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黑色厚呢子大衣，看上去像是一对关系很不错的朋友。
“他叫施罗德，我的德国朋友。就是他到访中国，帮助两国拉开了交往的序幕。”
初到德国
施罗德曾任前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是联邦德国第一个访问我国的政界领导人。在后来的中德建交历程中，也是促成建交的关键人物。
王殊先生回忆说，自己与施罗德和德国的缘分，得从进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站讲起。
1969年12月，王殊被派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常驻记者。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王殊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的英、法语地区工作，这次来欧洲，原本是准备进驻意大利。不巧的是，当时的驻波恩记者项前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组织临时决定，派遣王殊接替项前的工作。
这项工作对基本不懂德语的王殊来说，是一个挑战。比语言关更紧迫的问题是，当时两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情况很复杂，可以预见，工作的开展会相当棘手。王殊在紧迫的准备工作中，抢时间阅读了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了，赶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
“到波恩不久，我感到在这里工作的困难比预料的大得多，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王殊称。
新华分社在波恩南边的巴德哥德斯堡区山坡上一所小三层楼房里，背后是覆盖着一片森林的山崖，夜晚睡在床上可以听到山岗上松涛的声音和夜莺的啼唱。分社除了王殊以外，只有一个翻译和一个刚刚轮换来的一个厨师。翻译也只学了两年多德文，加上“文革”中耽误了三年，只能看懂一些德文，但听、说都很差，工作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像过去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一样，王殊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朋友，建立友谊。除了官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门、议会与党派的新闻发言人以外，根据两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王殊一一打电话约时间登门拜访。几个月后，他已认识了一百多位记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他的好朋友。王殊同德国政界、经济界人士也有了初步的接触和往来。
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德语学习。社里请了一位懂英语的德国老师，每天晚上除了教德语外，还给他们讲解报刊文章，起草来往书信，甚至办理日常行政事务。他们逐渐摆脱了“又聋又哑”的状态，开始看报、听电话、看电视和做一般性谈话。翻译的进步更快，连厨师也学了不少德语，可以一个人上街买菜了。
由于分社三人都是男的，邻居们过去很少看到新中国来的人，他们看到每一天派报公司的人把一大捆报刊送到楼房门口，晚上又是一大捆，就说：“那里住了红色中国的三个教授。”附近的农民在楼房前面的坡地上种了很多蔬菜，王殊利用这个机会同他们攀谈起来，熟悉以后就根据德国的习惯请他们到分社来喝葡萄酒，他们也请几位工作人员到自己家喝酒。不久，邻居们对王殊他们都熟稔起来，也就不再打听他们的工作。
由记者寻找建交的可能性
在可以阅读德文媒体，能够听说简单的句子后，王殊开始了另一项任务——关注联邦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观察是否有建交的可能。
工作了半年之后，分社门庭冷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王殊和同事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广交朋友后，登门拜访和来电话、来信的人渐渐多起来。另一方面，当时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歧加剧了，政治时局处在微妙的十字路口。作为在德国工作的中国人，王殊很快引起了诸方政治力量的关注。
最早同王殊先生建立联系的，是一家同反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媒体《快捷画报》。有记者主动打电话到分社约见王殊，说他想来商谈去北京采访的可能性。见面之后，这位记者却开始向王殊介绍起反对党主席，大名鼎鼎的主席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和后来第一个访华的德国政界人物施罗德都属于基督教社会联盟。在1969年9月以前，基督教社会联盟是执政的联盟党的一员，9月大选失败后成为了反对党。
政治交往序幕的往往是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来往。无独有偶，另一位同王殊先生较熟悉的媒体的朋友——德意志广播台东方部主任汤麦斯，也说同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很熟，“可以为我介绍，”王殊回忆。
还有一位朋友是联邦政府新闻局东方科的舒马尔先生，他经常来看王殊。舒马尔曾在柏林大学修读中文，他在新闻局的工作就是通过阅读中国媒体或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为政府制作简报。这样，他也时常将政府内一些同中国关系的看法转达给王殊，并解释一些德国对中国的政策。通过这个关系，王殊了解到很多德国政府的真实想法。 王殊交到了不少这样的德国朋友，他自己也感觉牵线中德关系的工作开展得有些起色，“当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新华社波恩分社里有外交部的人，”这也使王殊深感自己与一般记者不同，担负的责任更重大。
中德建交前夜
王殊将在联邦德国调研的结果汇总，做了几个报告向国内汇报。报告受到了新华社内部的表扬，很快通过新华社的报送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
“当时国内正在搞运动，我在国外也未能幸免，造反派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还说我做这些调查报告是不务正业，”王殊向记者讲述道，“后来是周总理看到了我的调查报告。1971年，周总理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就对新华社的人说，“王殊你们不要，我们要，到外交部来。”
1971年，正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外交“破冰”之年。王殊的机遇适逢其时。
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启动；同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了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互换了联络处，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
同样是1971年，10月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国家建交。“当时在国际上出现了大三角形式，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没有与我国建交的日本和联邦德国为此对美国有很大意见，因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影响，而现在美国又没有把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通知两国，以致造成了它们在外交上的被动，同中国的关系落到了别人的后面，”王殊对记者谈及当年的形势，分析道。
“而在西欧地区，我国只同法国、瑞士有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有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在中国方面，打开中美关系后，对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也很关心，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可能与之很快建交。因此，双方都有建交的意愿。”
但是，在联邦德国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在1969年9月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同另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组成了以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府，接替了战后执政20年的联盟党。勃兰特上台后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改善同前苏联、东欧的关系，协调两个德国的内部关系。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担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可能影响这一政策的实行，因而把同中国的关系放在次要位置，采取了“先苏后华”的政策。
这一次，成为了反对党的联盟党则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社会民主党唱反调，主张优先同中国发展关系，并且希望出访北京。而王殊当时也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了周总理。
“可是当时联盟党内有不少右翼分子，对华并不友好，这也是我当时了解到的，”他反馈回国后，毛泽东主席说，“没事，我就喜欢和右派分子谈，尼克松也是右派，我们谈得也很好。”
接触施罗德
“1972年1月底，我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的招待会上遇到了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问到他曾两次表示愿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现在是否有具体想法。他想了一下后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打电话约我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王殊回忆说，过了十多天，施罗德的秘书就来了电话，约在2月21日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谈。王殊和分社的邢桂敏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很热诚地接待了两人，这就是他和施罗德的第一次接触。
施罗德属于老一代外交家，态度严肃，说话谨慎。原本他就知道，王殊去拜访他是要问他对访华有何具体想法，却一直不肯先谈及这个话题。王殊不得不像记者采访那样，先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旁敲侧击。可是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谈到正题，王殊也不免有些着急，干脆直截了当地发问“访华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施罗德这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
“我就问他什么时间比较合适，他仍不愿说具体时间，只表示听从中方的安排。我表示，将向国内有关方面报告后再来同他商谈。”
回到办公室后，王殊才知道，就在当天，施罗德所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主席团已正式做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王殊很快把这件事报告了外交部和新华社。
几天后，王殊在中国驻巴黎使馆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在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
“后来听说，这个决定是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周总理同外交部同志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对同我国建立关系顾虑重重。我国先邀请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这对推动两国的关系有利，但对政府会有一些压力，因此选择适当的人选十分重要。施罗德具有联邦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且当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办事谨慎仔细，国内外声誉不错，首先邀请他以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反对党副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比较妥当。”
回到波恩后，王殊立刻约见了施罗德，告知他访华的事，他非常高兴，说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时间，具体安排客随主便，没有任何要求，相信中方一定会安排得很好。当晚，他就即将访华一事通知了新闻界，在德国内外立即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报刊认为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可是，也有一些媒体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前苏联、东欧报刊更是攻击施罗德进行“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北京——波恩轴心”。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媒体对此也作了很多评论。
那些天，许多德国记者给王殊打电话，要求陪同施罗德一起访华。国内原来准备接待10位记者，王殊不得不一再同国内商量，最后将名额增加到30人。
而施罗德的这次访华也使中德关系真正开启。8月中旬，施罗德访华回国后迅速安排王殊同时任联邦德国外长谢尔见了面。这一面确定了谈判代表、地点等事宜，最终才有了1972年10月11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牵手”的那一幕
中德正式建交后，王殊成为了一名驻德外交官，随后亲自负责筹建驻德大使馆。
记者这才将这张拍摄于联邦德国的旧照片上那位身着黑色呢子大衣、锃亮皮鞋、留着西式时髦发型的年轻男士同眼前这位老人联系起来。
这位记者出身的前外交官颇为感慨地回忆自己的外交生涯，他说：“记者这个职业很好，如果先作记者再作外交官就更好了。”
抽文：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歧加剧了，政治时局处在微妙的十字路口。作为在德国工作的中国人，王殊他们很快引起了诸方政治力量的关注。
抽文：“中美建交后，日本和联邦德国意见很大，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影响的结果，而现在美国又没有把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通知他们，以致造成了他们在外交上的被动，同中国的关系落到了别人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