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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联手偷了两棵桂花树，结果患上恐惧症。听说桂花树的主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急忙找人牵线搭桥，一番紧急协商，协议很快出笼，10万元换回了受害人的免罪承诺。然而，这罪与非罪谁说了算?几个月后，偷树的两人均被法院判了缓刑，虽然缓刑意味着不用到监狱坐牢，但仍然是戴罪之身，受害人的“免罪符”并未免罪，从此他们身上就烙上了罪犯的标签。免刑不免罪，两人觉得亏大了，一怒之下，把桂花树的主人告上了法庭，请求宣告协议无效并退还10万元。“免罪符”不免罪，10万元退不退?2011年初，长沙市雨花区法院给出了答案。
偷了两棵桂花树，
罪耶?非耶?
时间回溯到2003年初的一天，长沙市雨花区的袁志强驱车来到了浏阳市。以盛产花炮驰名中外的浏阳市隶属长沙，从雨花区到浏阳，开车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自从跨入二十一世纪，湖南省会长沙的发展速度很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园林花木，浏阳离长沙不远，在这里承包一块山地，栽种园林花木，肯定大有市场，大有“钱途”。袁志强很有经济头脑，他来到浏阳，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商机。当天下午，袁志强与浏阳市当地村民唐宁山签订协议，袁志强承包了唐宁山的一块山地，准备用这块山地栽植桂花树等林木。
承包山地，做好前期工作之后，袁志强把林木的栽植事宜全部委托给赵军奇，他则当起了甩手掌柜：平时在雨花区待着，偶尔来浏阳视察一下，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顺便也是休闲旅游。转眼到了2009年，这六七年里，经过赵军奇的精心打理，袁志强承包的这块山坡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尤其是山上栽的桂花树长势喜人，一到八月，桂花飘香，沁人心脾。这几年来，长沙城市发展高速前进，园林花木的行情也一路看涨，袁志强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就拿这桂花树来说，市场上是按胸径估价的，胸径20至30厘米的树，它的价值不是以千元，而是以万元来计算。这么一算，那一株株的桂花树简直就是一棵棵摇钱树。看着这一山林木，有人心动了，打起了歪主意。
动了歪心思的，不是别人，正是山地的发包人唐宁山。唐宁山见袁志强赚得盆满钵满，心里很不是滋味。2009年9月，唐宁山与本村朱昭辉喝酒时发起了牢骚，提议挖两棵桂花树卖掉。唐宁山的提议得到朱昭辉的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之后的一天，趁着林木无人看管，唐宁山和朱昭辉携带锄头等工具，对早已瞄好的两棵桂花树下了手。事后经过测量，这两棵桂花树一棵胸径为30厘米，另一棵胸径为26厘米。
偷来的两棵桂花树，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出手，每人分得了数额不菲的一笔钱，心里都喜滋滋的。然而，这快乐的心情没能持续多久便被烦恼替代，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桂花树被盗后，赵军奇到派出所报了案。
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心里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挖树的时候，他们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进行的，何况，要连根刨两棵胸径不小的桂花树，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要把这两棵桂花树运走卖掉，更不可能避人耳目，因此，警察只要顺藤摸瓜，不用费多大的工夫就能找到一大把人证、物证，把他们死死地锁定。本来，在农村，谁家的责任山丢了一两棵树，那是经常的事，山主一般也就是骂几句，骂完之后了事，很少有报案的，因此，在商量挖树的时候，两人没想那么多。现在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偷两棵桂花树就犯了罪吗?唐宁山和朱昭辉烦恼不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得坐牢房。
怎么办?是坐在家里等着警察上门，还是主动地想想办法，唐宁山和朱昭辉一番商量后，选择了后者。
10万元买来免罪承诺
2009年9月中旬，唐宁山和朱昭辉找到当地村民徐锋。之所以找徐锋，是因为徐锋与林木的管理人赵军奇十分熟悉，由他当中间人，可以与赵军奇很好地沟通。都是本村人，在徐锋面前，唐宁山和朱昭辉没有客套，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来意，他们愿意赔偿袁志强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个条件，袁志强要谅解他们，放弃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徐锋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即拨通了赵军奇的电话，转达了唐宁山和朱昭辉的意见。
接了徐锋的电话，听说偷树贼主动找上门来，还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赵军奇很是高兴。在中间人徐锋的提议下，赵军奇、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坐到了一起，平等自愿地协商赔偿事宜。唐宁山、朱昭辉愿意赔，对于赵军奇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虽然说承包人是袁志强，丢的是袁志强的树，但他这个管理人难辞其咎，无人赔偿的话，是要扣工资的。一个愿意赔偿，一个接受赔偿，协商的关键就只有一点，赔偿的数额。
唐宁山和朱昭辉当然希望赔偿越少越好，赵军奇呢，正好相反，赔偿款是多多益善。赵军奇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唐宁山和朱昭辉上门赔偿，绝不是幡然悔悟，而是慑于法律的严惩，既然两人上门协商，就证明他们怕坐牢，就证明协商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把握住了对方的心理，在这场博弈中，赵军奇始终占据着优势。最终，唐宁山和朱昭辉答应赔偿10万元，赵军奇将情况告知袁志强后，表达了袁志强的意思，同意这个赔偿数额，并承诺不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一切责任。
第二天，唐宁山遵守诺言，将10万元现金通过银行汇到了袁志强账户上。亲眼见到唐宁山汇款后，赵军奇打下收条，并在上面特别注明：“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和解，我方保证不再就此事追究唐宁山方一切责任，此事到此结清”。随后，唐宁山把收条收好，在他看来，袁志强、赵军奇的口头承诺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这不仅仅是一份收条，而是他和朱昭辉的“免罪符”，有了它，他们将逃过刑事处罚。
然而，这“免罪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由于赵军奇此前已经报案，公安机关的动作并没有因为他们达成了协议而停顿下来。公安民警多次上门，虽然没有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唐宁山和朱昭辉还是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两人屡屡催促赵军奇、袁志强履行免罪承诺。赵军奇和袁志强并没有闲着，2009年10月中旬的一天，赵军奇来到镇派出所作证，主动作出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责任的意思表示。同月底，袁志强亲自来到镇公安派出所，再一次央求公安机关对唐宁山和朱昭辉宽大处理。
兜里揣着受害人放弃追究一切责任的“免罪符”，受害人还先后两次到派出所为他们求情，公安机关会放他们一马吗?公安机关只是将这一切记录在案，随后把案卷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则以唐宁山和朱昭辉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请求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刑事责任。2009年12Yj，浏阳市人民法院认定唐宁山和朱昭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考虑到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同时主动赔偿失主的损失，取得其谅解，亦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盗窃罪判处唐宁山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朱昭辉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
免刑不免罪，
10万退不退?
因为判处了缓刑，唐宁山和朱昭辉不用去监狱服刑，不过，两人都不满意，他们追求的不光是不坐牢，更是不定罪，想想花10万元买来的“免罪符”却免不了罪，他们心里很不平衡。虽然说盗窃的桂花树得赔，可那两棵桂花树虽然值钱，也达不到10万元的价值，特别是得知浏阳市价格认证中心曾经受公安机关委托，对两棵桂花树价值进行价格鉴定，得出两棵桂花树价值为37400元的鉴定结论后，两人更觉得亏了。原来案子还在法院，两人既有所顾虑，也有所奢望，现在法槌落下，这盗窃犯的烙印是怎么也洗涮不掉了。冤，真冤，两人越想越窝囊，他们觉得，既然免不了罪，那这10万元得拿回来，至少也得拿回来大部分。
唐宁山和朱昭辉于是去找袁志强和赵军奇协商，几个回合之后，袁志强和赵军奇一点儿也不松口：打官司随便，要退钱甭想。协商的路堵死了，要挽回损失，唐宁山和朱昭辉便只剩下华山一条道——打官司。
2010年7月，唐宁山和朱昭辉向雨花区法院提起诉讼，把袁志强告上了法庭。二人诉称，他们合伙盗窃了袁志强的两棵桂花树，因害怕追究刑事责任，即主动找到袁志强要求和解，并赔偿了10万元，而袁志强则承诺不追究他们的一切责任。然而，他们的盗窃行为属于国家公诉范围，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他们仍然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袁志强明知赔偿以后国家机关也不得撤销对他们刑事责任的追究，依旧予以承诺，且两棵桂花树的实际价格远远低于实际赔偿的价格，故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请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并由袁志强返还10万元。
袁志强的答辩针锋相对，他辩称，唐宁山和朱昭辉在盗窃案发后，主动与他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属于无效协议，应受法律保护。签订协议后，他积极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为唐宁山和朱昭辉获得从轻、减轻处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唐宁山和朱昭辉最终被宣告缓刑就是明证。何况，根据《长沙建设造价》期刊的介绍，胸径24－24.9cm的八月桂市场价每株为34800元，胸径25－25.9cm的八月桂市场价每株为38400元。依此推算，唐宁山和朱昭辉所盗窃的两棵桂花树市值在7万多元，接近10万元的赔偿额。唐宁山和朱昭辉违背诚信，过河拆桥，其诉讼主张违背了法律和道义的公平正义，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2011年初，在经过充分思考后，法院给出了答案。
法院认为。唐宁山、朱昭辉和袁志强的协议是否有效，取决于对“不追究二人一切责任”的理解。唐宁山二人的意思，那是袁志强保证他们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免罪符”。如果这样理解成立，显然这是袁志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应因兑现不了承诺而退还10万元。然而，这种理解，只是唐宁山、朱昭辉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他们的无知。“不追究二人一切责任”，只代表着袁志强不追究，这一句话里，并没有保证国家也不追究二人刑事责任的含义。事实上，袁志强不追究他们的一切责任，而且以受害人的身份，主动向公安机关说明两人赔偿和悔罪情况，请求公安机关从宽处理，对于唐宁山和朱昭辉的定罪虽然没有作用，但对量刑是有影响的。正因为二人取得了袁志强的谅解，才获得了法院的从轻和减轻处罚，并且宣告缓刑。因此，虽然二人多赔了钱，但是在刑期和刑期的执行方式上获了利，他们这10万元花得并不冤。和解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袁志强“不追究二人一切责任”的承诺并不违法，此协议不具备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唐宁山和朱昭辉在获取了法院从轻和减轻处罚后，又要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并请求返还赔偿款10万元，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
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了二人的诉讼请求。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法官申遇友点评：
“诚信有价，谅解亦值钱。”唐宁山、朱昭辉和袁志强的纠纷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两棵桂花树，依据《长沙建设造价》推算出的参考价是7万多元。经价格鉴定，市场价为37400元，在法律上当然采信鉴定价。那么，唐宁山和朱昭辉赔偿了10万元，计算一下，给袁志强的谅解标上一个价码的话，是62600元。古人云：一诺千金。袁志强一句“不追究一切责任”的承诺，固然还比不上“千金”的价码，不过，也是天价。这承诺真的那么值钱吗?这谅解真的那么值钱吗?相信很多人心里仍有疑问，或许，还会产生更为沉重的问号，这是不是以钱买刑?是不是以钱换刑?
这当然不是以钱买刑，也不是以钱换刑。以金钱行贿法官，以获取定罪量刑时的法外开恩，这是以钱买刑，以钱换刑。但案发后积极进行赔偿，取得受害人的谅解，这是犯罪后悔过的表现，同时也有利于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这为法律所肯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可以从宽处理。还要注意的是，积极赔偿并不意味着获得受害人的谅解，不积极赔偿，受害人也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让你被动地赔偿。因此，为了获得受害人的谅解，罪犯多赔一点，法律并不禁止，谁要你犯了罪呢!至于多赔多少，只要当事人平等协商，法律也不会干涉，就像唐宁山、朱昭辉那样，多赔了62600元，也只能自认倒霉，怨不得别人。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责编：向丽)
偷了两棵桂花树，
罪耶?非耶?
时间回溯到2003年初的一天，长沙市雨花区的袁志强驱车来到了浏阳市。以盛产花炮驰名中外的浏阳市隶属长沙，从雨花区到浏阳，开车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自从跨入二十一世纪，湖南省会长沙的发展速度很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园林花木，浏阳离长沙不远，在这里承包一块山地，栽种园林花木，肯定大有市场，大有“钱途”。袁志强很有经济头脑，他来到浏阳，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商机。当天下午，袁志强与浏阳市当地村民唐宁山签订协议，袁志强承包了唐宁山的一块山地，准备用这块山地栽植桂花树等林木。
承包山地，做好前期工作之后，袁志强把林木的栽植事宜全部委托给赵军奇，他则当起了甩手掌柜：平时在雨花区待着，偶尔来浏阳视察一下，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顺便也是休闲旅游。转眼到了2009年，这六七年里，经过赵军奇的精心打理，袁志强承包的这块山坡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尤其是山上栽的桂花树长势喜人，一到八月，桂花飘香，沁人心脾。这几年来，长沙城市发展高速前进，园林花木的行情也一路看涨，袁志强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就拿这桂花树来说，市场上是按胸径估价的，胸径20至30厘米的树，它的价值不是以千元，而是以万元来计算。这么一算，那一株株的桂花树简直就是一棵棵摇钱树。看着这一山林木，有人心动了，打起了歪主意。
动了歪心思的，不是别人，正是山地的发包人唐宁山。唐宁山见袁志强赚得盆满钵满，心里很不是滋味。2009年9月，唐宁山与本村朱昭辉喝酒时发起了牢骚，提议挖两棵桂花树卖掉。唐宁山的提议得到朱昭辉的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之后的一天，趁着林木无人看管，唐宁山和朱昭辉携带锄头等工具，对早已瞄好的两棵桂花树下了手。事后经过测量，这两棵桂花树一棵胸径为30厘米，另一棵胸径为26厘米。
偷来的两棵桂花树，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出手，每人分得了数额不菲的一笔钱，心里都喜滋滋的。然而，这快乐的心情没能持续多久便被烦恼替代，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桂花树被盗后，赵军奇到派出所报了案。
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心里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挖树的时候，他们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进行的，何况，要连根刨两棵胸径不小的桂花树，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要把这两棵桂花树运走卖掉，更不可能避人耳目，因此，警察只要顺藤摸瓜，不用费多大的工夫就能找到一大把人证、物证，把他们死死地锁定。本来，在农村，谁家的责任山丢了一两棵树，那是经常的事，山主一般也就是骂几句，骂完之后了事，很少有报案的，因此，在商量挖树的时候，两人没想那么多。现在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偷两棵桂花树就犯了罪吗?唐宁山和朱昭辉烦恼不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得坐牢房。
怎么办?是坐在家里等着警察上门，还是主动地想想办法，唐宁山和朱昭辉一番商量后，选择了后者。
10万元买来免罪承诺
2009年9月中旬，唐宁山和朱昭辉找到当地村民徐锋。之所以找徐锋，是因为徐锋与林木的管理人赵军奇十分熟悉，由他当中间人，可以与赵军奇很好地沟通。都是本村人，在徐锋面前，唐宁山和朱昭辉没有客套，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来意，他们愿意赔偿袁志强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个条件，袁志强要谅解他们，放弃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徐锋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即拨通了赵军奇的电话，转达了唐宁山和朱昭辉的意见。
接了徐锋的电话，听说偷树贼主动找上门来，还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赵军奇很是高兴。在中间人徐锋的提议下，赵军奇、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坐到了一起，平等自愿地协商赔偿事宜。唐宁山、朱昭辉愿意赔，对于赵军奇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虽然说承包人是袁志强，丢的是袁志强的树，但他这个管理人难辞其咎，无人赔偿的话，是要扣工资的。一个愿意赔偿，一个接受赔偿，协商的关键就只有一点，赔偿的数额。
唐宁山和朱昭辉当然希望赔偿越少越好，赵军奇呢，正好相反，赔偿款是多多益善。赵军奇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唐宁山和朱昭辉上门赔偿，绝不是幡然悔悟，而是慑于法律的严惩，既然两人上门协商，就证明他们怕坐牢，就证明协商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把握住了对方的心理，在这场博弈中，赵军奇始终占据着优势。最终，唐宁山和朱昭辉答应赔偿10万元，赵军奇将情况告知袁志强后，表达了袁志强的意思，同意这个赔偿数额，并承诺不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一切责任。
第二天，唐宁山遵守诺言，将10万元现金通过银行汇到了袁志强账户上。亲眼见到唐宁山汇款后，赵军奇打下收条，并在上面特别注明：“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和解，我方保证不再就此事追究唐宁山方一切责任，此事到此结清”。随后，唐宁山把收条收好，在他看来，袁志强、赵军奇的口头承诺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这不仅仅是一份收条，而是他和朱昭辉的“免罪符”，有了它，他们将逃过刑事处罚。
然而，这“免罪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由于赵军奇此前已经报案，公安机关的动作并没有因为他们达成了协议而停顿下来。公安民警多次上门，虽然没有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唐宁山和朱昭辉还是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两人屡屡催促赵军奇、袁志强履行免罪承诺。赵军奇和袁志强并没有闲着，2009年10月中旬的一天，赵军奇来到镇派出所作证，主动作出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责任的意思表示。同月底，袁志强亲自来到镇公安派出所，再一次央求公安机关对唐宁山和朱昭辉宽大处理。
兜里揣着受害人放弃追究一切责任的“免罪符”，受害人还先后两次到派出所为他们求情，公安机关会放他们一马吗?公安机关只是将这一切记录在案，随后把案卷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则以唐宁山和朱昭辉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请求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刑事责任。2009年12Yj，浏阳市人民法院认定唐宁山和朱昭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考虑到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同时主动赔偿失主的损失，取得其谅解，亦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盗窃罪判处唐宁山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朱昭辉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
免刑不免罪，
10万退不退?
因为判处了缓刑，唐宁山和朱昭辉不用去监狱服刑，不过，两人都不满意，他们追求的不光是不坐牢，更是不定罪，想想花10万元买来的“免罪符”却免不了罪，他们心里很不平衡。虽然说盗窃的桂花树得赔，可那两棵桂花树虽然值钱，也达不到10万元的价值，特别是得知浏阳市价格认证中心曾经受公安机关委托，对两棵桂花树价值进行价格鉴定，得出两棵桂花树价值为37400元的鉴定结论后，两人更觉得亏了。原来案子还在法院，两人既有所顾虑，也有所奢望，现在法槌落下，这盗窃犯的烙印是怎么也洗涮不掉了。冤，真冤，两人越想越窝囊，他们觉得，既然免不了罪，那这10万元得拿回来，至少也得拿回来大部分。
唐宁山和朱昭辉于是去找袁志强和赵军奇协商，几个回合之后，袁志强和赵军奇一点儿也不松口：打官司随便，要退钱甭想。协商的路堵死了，要挽回损失，唐宁山和朱昭辉便只剩下华山一条道——打官司。
2010年7月，唐宁山和朱昭辉向雨花区法院提起诉讼，把袁志强告上了法庭。二人诉称，他们合伙盗窃了袁志强的两棵桂花树，因害怕追究刑事责任，即主动找到袁志强要求和解，并赔偿了10万元，而袁志强则承诺不追究他们的一切责任。然而，他们的盗窃行为属于国家公诉范围，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他们仍然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袁志强明知赔偿以后国家机关也不得撤销对他们刑事责任的追究，依旧予以承诺，且两棵桂花树的实际价格远远低于实际赔偿的价格，故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请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并由袁志强返还10万元。
袁志强的答辩针锋相对，他辩称，唐宁山和朱昭辉在盗窃案发后，主动与他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属于无效协议，应受法律保护。签订协议后，他积极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为唐宁山和朱昭辉获得从轻、减轻处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唐宁山和朱昭辉最终被宣告缓刑就是明证。何况，根据《长沙建设造价》期刊的介绍，胸径24－24.9cm的八月桂市场价每株为34800元，胸径25－25.9cm的八月桂市场价每株为38400元。依此推算，唐宁山和朱昭辉所盗窃的两棵桂花树市值在7万多元，接近10万元的赔偿额。唐宁山和朱昭辉违背诚信，过河拆桥，其诉讼主张违背了法律和道义的公平正义，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2011年初，在经过充分思考后，法院给出了答案。
法院认为。唐宁山、朱昭辉和袁志强的协议是否有效，取决于对“不追究二人一切责任”的理解。唐宁山二人的意思，那是袁志强保证他们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免罪符”。如果这样理解成立，显然这是袁志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应因兑现不了承诺而退还10万元。然而，这种理解，只是唐宁山、朱昭辉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他们的无知。“不追究二人一切责任”，只代表着袁志强不追究，这一句话里，并没有保证国家也不追究二人刑事责任的含义。事实上，袁志强不追究他们的一切责任，而且以受害人的身份，主动向公安机关说明两人赔偿和悔罪情况，请求公安机关从宽处理，对于唐宁山和朱昭辉的定罪虽然没有作用，但对量刑是有影响的。正因为二人取得了袁志强的谅解，才获得了法院的从轻和减轻处罚，并且宣告缓刑。因此，虽然二人多赔了钱，但是在刑期和刑期的执行方式上获了利，他们这10万元花得并不冤。和解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袁志强“不追究二人一切责任”的承诺并不违法，此协议不具备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唐宁山和朱昭辉在获取了法院从轻和减轻处罚后，又要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并请求返还赔偿款10万元，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
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了二人的诉讼请求。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法官申遇友点评：
“诚信有价，谅解亦值钱。”唐宁山、朱昭辉和袁志强的纠纷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两棵桂花树，依据《长沙建设造价》推算出的参考价是7万多元。经价格鉴定，市场价为37400元，在法律上当然采信鉴定价。那么，唐宁山和朱昭辉赔偿了10万元，计算一下，给袁志强的谅解标上一个价码的话，是62600元。古人云：一诺千金。袁志强一句“不追究一切责任”的承诺，固然还比不上“千金”的价码，不过，也是天价。这承诺真的那么值钱吗?这谅解真的那么值钱吗?相信很多人心里仍有疑问，或许，还会产生更为沉重的问号，这是不是以钱买刑?是不是以钱换刑?
这当然不是以钱买刑，也不是以钱换刑。以金钱行贿法官，以获取定罪量刑时的法外开恩，这是以钱买刑，以钱换刑。但案发后积极进行赔偿，取得受害人的谅解，这是犯罪后悔过的表现，同时也有利于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这为法律所肯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可以从宽处理。还要注意的是，积极赔偿并不意味着获得受害人的谅解，不积极赔偿，受害人也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让你被动地赔偿。因此，为了获得受害人的谅解，罪犯多赔一点，法律并不禁止，谁要你犯了罪呢!至于多赔多少，只要当事人平等协商，法律也不会干涉，就像唐宁山、朱昭辉那样，多赔了62600元，也只能自认倒霉，怨不得别人。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责编：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