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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Japan Times》上，我读到Noemi Inoue的故事。一位玻利维亚裔的女人，代表墨田区，再度当选为东京都的市议员。她的形象比报道更鲜明，所配照片上，一位丰腴、满是南美风情的女人，正站在东京街头分发传单，她的笑容与身形与路过的两位日本女士，恰成对比，像是意外的闯入者。
这是个意外的相遇。在东京旅行时，这份英语报纸是我理解日本社会的重要渠道。我尤其喜欢其中的BigIdea专栏，每周，评论者会就一个重要历史议题、人物，作出概括与分析。它以福泽谕吉与谷崎润一郎为例，诘问当代日本思想家的缺失;它追溯明治时代的下田歌子、津田梅子的故事，描述日本新女性的形成……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是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表面的开放之下，一种封闭感似乎从未消失。这也是一百五十年来，日本最重要的主题。
Noemi Inoue为这个不断摇摆的主題提供了新的注脚。我知道Inoue是井上，Noemi是外来词，在日文中，她的名字写作井上ノエミ。她的本名是Noemi Meneses，出生于1961年的玻利维亚，是一位经济学家之女。大学毕业后，她成为玻利维亚中央银行的分析师，并在派驻纽约联合工作时，结识日后的丈夫井上和雄，一位外交世家之子。这场婚姻将她带到东京，展开一场新旅程。她不仅加入了日本籍，还成为一名政治人物。比起那个穿黑西装、表情一致的官僚群体，这个面孔令人惊奇。
尽管一些外国面孔，也出现在日本的公共生活中。电视屏幕上，活跃着会说落语的加拿大人，会开日本玩笑的加纳人，一位来自中国湖南的前舞蹈演员也是市议员候选人，但一位被称作井上夫人的南美面孔，仍算是异端。有可能，她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女性政客。那吵闹、混乱的玻利维亚街头，与东京的安静、整洁，是再反差不过的对比。
“玻利维亚人是用心地在思考，日本人是用大脑”，井上夫人在她议员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想到，这偶然的念头成真，她很乐意对一位中国记者，说说她的日本经验。
从银座前往墨田区，多少像是从国贸到菜市口、骡马市，这是庶民世界，它曾繁华一时，如今衰败。重振本区的计划，从未停止，毕竟这里曾是葛饰北斋创作版画的地方，歌舞伎与落语大师的诞生之地，江户时代的文化中心。矗立的晴空塔，是它试图重振雄心的标志。它与红色东京塔遥遥相对，却下意识地散发着一种没落气息。我着迷这种没落，它安全、温暖，沉浸于往事。
对于井上夫人，理解这个东京，是一个漫长的、不断磨砺耐心的历程。武士、艺伎，还有一部《源氏物语》，这是她踏足东京前，对日本的印象。尽管索尼买下了哥伦比亚影业，洛克菲勒大厦落入日本人之手，丰田车奔跑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对绝大多数人，日本仍是个神秘、难以琢磨的东方国度。
“原以为会在街上看到武士，艺伎，还有木质的小房子”，井上夫人不掩饰最初的幼稚，1995年，她第一次踏足日本，结果她发现这么多摩天大楼，“全然是西方风格”。紧接着，她被日本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纪律性、良好教养所震惊，“每个人都很安静，我都不敢在街上用力走路，怕打破安静”。它看起来是一个如此成功的社会，富足、有教养、贫富差距惊人的小，治安良好，半夜独自出门，也并不担心。她甚至在拉美土著与日本社会间，发现了相似处，“音乐节拍，身体动作，都似曾相识”。
随着时间的继续，美好日本之下的困境，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男女的平等。“在玻利维亚，男女接近平等，女人与男人同工同酬，美国也差不多，”井上夫人说，“日本却令人震惊，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女性显然处于第二等，真是第二等。”她们往往只能做比较低级的工作，待遇也比同样工作的男性低，家庭与厨房，才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归属。
这也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她记得一份报纸曾访问多位日本男性，来生的愿望是什么，七成期望自己成为女人。
“社会压力非常之大，男人们必须要承受，”她笑着说，“而女人们，管理着他们所有的收入。”这也是权力的复杂所在，强与弱，往往并存。
压力背后，也是日本普遍的社会心理。“他们总追求完美主义，也要求人人相似。”她说。当女儿上学后，她对这一点感受尤甚。她第一次去看女儿的芭蕾舞练习时，舞台上女儿看到她，兴奋地喊妈妈。老师立刻提出纠正，她不该这样打乱秩序。几天后，妈妈再度出现时，女儿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似乎什么也没看到。
“他们是一种集体思维，每个人都要与其他人一样。”井上夫人说，它带来的好处与弊端，同样显著。“在日本讨论什么事，当大多人赞同后，每个人都会遵行，在玻利维亚，即使人人口头同意，实行时，却都变卦了。”
也因此，日本被过分单一的价值观所困。不仅女性没有得到解放，外国人同样难以进入日本社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所幸，她进入一个国际化、头脑开放的家庭。她的婆婆在基督教学校读书，讲一口顺畅的英文，奶奶则为了与这位孙媳妇交流，甚至开始学英文，这亦是日本人的令人赞叹的共情能力，尤其对于外来者。
共情，又保持距离，这是日本式的暧昧。而井上夫人，想令这暧昧，更为明朗。2009年，她创办了日本拉美协会，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也想帮助拉美人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这个协会教授拉美人日语，也为日本人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服务。
2011年，当井上和雄准备退出政界，不再担任国会议员后，他鼓励妻子进入政界。这是个意外亦充满兴奋的挑战。她从来是个雄心勃勃、不同寻常的女性，她记得，小时候，她看到玻利维亚严重的贫富差距，就问父亲这是什么原因，父亲让她读政治经济学著作，让她自己寻找答案，大学时，她的梦想是成为玻利维亚的财政部长。此刻，成为东京一名市议员，亦是一次冒险。因为曾为丈夫助选，她亦对日本政治略有所知。她归化了日本国籍，并顺利当选。
思维可以国际化，政治却是地方的。井上夫人要面对无穷的细节，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墨田区，该怎样恢复生机;她要怎样帮助这些小店铺，教他们讲几句英文，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她也试图推动更多的立法，令外国人有更多融入日本社会的机会。
她也的确看到了日本的变化。经济不景气，更多的家庭需要妻子也加入工作，这缓慢地改变了权力关系。但同时，它似乎也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她既要在职场上拼搏，又要照顾家庭。
日本的经历，也帮她更好地理解了故乡。“我们的女人很强，我们的文化很多元，有很多群体，很多种思维，像是有很多玻利维亚并存。”但玻利维亚人，又偏爱强有力的领导人，无政府的混乱与强人统治，是再恰当不过的平衡。而日本，从未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却有一种集体式的专制。
临行前，井上夫人给我看葛饰北斋的一幅浮世绘，在她朴素得几乎简陋的办公室，这幅浮世绘提供了难得的色彩。
接下来，要去拜访选取的店铺了，看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新的帮助。我很期待，下一次，我能去她家做客，去看看这个了不起的国际化的日本家庭，我也期待能去她玻利维亚的家乡，感受那种用心思考、充满活力亦混乱的社会。
这是个意外的相遇。在东京旅行时，这份英语报纸是我理解日本社会的重要渠道。我尤其喜欢其中的BigIdea专栏，每周，评论者会就一个重要历史议题、人物，作出概括与分析。它以福泽谕吉与谷崎润一郎为例，诘问当代日本思想家的缺失;它追溯明治时代的下田歌子、津田梅子的故事，描述日本新女性的形成……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是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表面的开放之下，一种封闭感似乎从未消失。这也是一百五十年来，日本最重要的主题。
Noemi Inoue为这个不断摇摆的主題提供了新的注脚。我知道Inoue是井上，Noemi是外来词，在日文中，她的名字写作井上ノエミ。她的本名是Noemi Meneses，出生于1961年的玻利维亚，是一位经济学家之女。大学毕业后，她成为玻利维亚中央银行的分析师，并在派驻纽约联合工作时，结识日后的丈夫井上和雄，一位外交世家之子。这场婚姻将她带到东京，展开一场新旅程。她不仅加入了日本籍，还成为一名政治人物。比起那个穿黑西装、表情一致的官僚群体，这个面孔令人惊奇。
尽管一些外国面孔，也出现在日本的公共生活中。电视屏幕上，活跃着会说落语的加拿大人，会开日本玩笑的加纳人，一位来自中国湖南的前舞蹈演员也是市议员候选人，但一位被称作井上夫人的南美面孔，仍算是异端。有可能，她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女性政客。那吵闹、混乱的玻利维亚街头，与东京的安静、整洁，是再反差不过的对比。
“玻利维亚人是用心地在思考，日本人是用大脑”，井上夫人在她议员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想到，这偶然的念头成真，她很乐意对一位中国记者，说说她的日本经验。
从银座前往墨田区，多少像是从国贸到菜市口、骡马市，这是庶民世界，它曾繁华一时，如今衰败。重振本区的计划，从未停止，毕竟这里曾是葛饰北斋创作版画的地方，歌舞伎与落语大师的诞生之地，江户时代的文化中心。矗立的晴空塔，是它试图重振雄心的标志。它与红色东京塔遥遥相对，却下意识地散发着一种没落气息。我着迷这种没落，它安全、温暖，沉浸于往事。
对于井上夫人，理解这个东京，是一个漫长的、不断磨砺耐心的历程。武士、艺伎，还有一部《源氏物语》，这是她踏足东京前，对日本的印象。尽管索尼买下了哥伦比亚影业，洛克菲勒大厦落入日本人之手，丰田车奔跑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对绝大多数人，日本仍是个神秘、难以琢磨的东方国度。
“原以为会在街上看到武士，艺伎，还有木质的小房子”，井上夫人不掩饰最初的幼稚，1995年，她第一次踏足日本，结果她发现这么多摩天大楼，“全然是西方风格”。紧接着，她被日本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纪律性、良好教养所震惊，“每个人都很安静，我都不敢在街上用力走路，怕打破安静”。它看起来是一个如此成功的社会，富足、有教养、贫富差距惊人的小，治安良好，半夜独自出门，也并不担心。她甚至在拉美土著与日本社会间，发现了相似处，“音乐节拍，身体动作，都似曾相识”。
随着时间的继续，美好日本之下的困境，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男女的平等。“在玻利维亚，男女接近平等，女人与男人同工同酬，美国也差不多，”井上夫人说，“日本却令人震惊，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女性显然处于第二等，真是第二等。”她们往往只能做比较低级的工作，待遇也比同样工作的男性低，家庭与厨房，才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归属。
这也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她记得一份报纸曾访问多位日本男性，来生的愿望是什么，七成期望自己成为女人。
“社会压力非常之大，男人们必须要承受，”她笑着说，“而女人们，管理着他们所有的收入。”这也是权力的复杂所在，强与弱，往往并存。
压力背后，也是日本普遍的社会心理。“他们总追求完美主义，也要求人人相似。”她说。当女儿上学后，她对这一点感受尤甚。她第一次去看女儿的芭蕾舞练习时，舞台上女儿看到她，兴奋地喊妈妈。老师立刻提出纠正，她不该这样打乱秩序。几天后，妈妈再度出现时，女儿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似乎什么也没看到。
“他们是一种集体思维，每个人都要与其他人一样。”井上夫人说，它带来的好处与弊端，同样显著。“在日本讨论什么事，当大多人赞同后，每个人都会遵行，在玻利维亚，即使人人口头同意，实行时，却都变卦了。”
也因此，日本被过分单一的价值观所困。不仅女性没有得到解放，外国人同样难以进入日本社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所幸，她进入一个国际化、头脑开放的家庭。她的婆婆在基督教学校读书，讲一口顺畅的英文，奶奶则为了与这位孙媳妇交流，甚至开始学英文，这亦是日本人的令人赞叹的共情能力，尤其对于外来者。
共情，又保持距离，这是日本式的暧昧。而井上夫人，想令这暧昧，更为明朗。2009年，她创办了日本拉美协会，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也想帮助拉美人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这个协会教授拉美人日语，也为日本人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服务。
2011年，当井上和雄准备退出政界，不再担任国会议员后，他鼓励妻子进入政界。这是个意外亦充满兴奋的挑战。她从来是个雄心勃勃、不同寻常的女性，她记得，小时候，她看到玻利维亚严重的贫富差距，就问父亲这是什么原因，父亲让她读政治经济学著作，让她自己寻找答案，大学时，她的梦想是成为玻利维亚的财政部长。此刻，成为东京一名市议员，亦是一次冒险。因为曾为丈夫助选，她亦对日本政治略有所知。她归化了日本国籍，并顺利当选。
思维可以国际化，政治却是地方的。井上夫人要面对无穷的细节，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墨田区，该怎样恢复生机;她要怎样帮助这些小店铺，教他们讲几句英文，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她也试图推动更多的立法，令外国人有更多融入日本社会的机会。
她也的确看到了日本的变化。经济不景气，更多的家庭需要妻子也加入工作，这缓慢地改变了权力关系。但同时，它似乎也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她既要在职场上拼搏，又要照顾家庭。
日本的经历，也帮她更好地理解了故乡。“我们的女人很强，我们的文化很多元，有很多群体，很多种思维，像是有很多玻利维亚并存。”但玻利维亚人，又偏爱强有力的领导人，无政府的混乱与强人统治，是再恰当不过的平衡。而日本，从未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却有一种集体式的专制。
临行前，井上夫人给我看葛饰北斋的一幅浮世绘，在她朴素得几乎简陋的办公室，这幅浮世绘提供了难得的色彩。
接下来，要去拜访选取的店铺了，看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新的帮助。我很期待，下一次，我能去她家做客，去看看这个了不起的国际化的日本家庭，我也期待能去她玻利维亚的家乡，感受那种用心思考、充满活力亦混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