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唐庆增作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位大家，其经济造诣不仅局限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上，也涉及到工商业经济发展思想。唐庆增认为要推进工商业的发展，宏观上，国家需要重视货币贬值的问题，培育良好的银行信贷体系。微观上，一是企业主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二是重视解决劳资冲突问题，关键是要通过追求生产的增加和改进提高工人的工资率。总体而言，唐庆增的经济思想是主张和拥护自由主义经济的，但在当时的世情、国情下，这些条件显然不具备，因此唐庆增的“个人主义”，显得不合时宜。
关键词：唐庆增；工商业发展；经济思想；自由主义；宏观政府；微观企业；劳资关系；商人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10-07
一、引言
唐庆增（1902—1972），字叔高，江苏太仓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父唐文治是进士出身，“曾任清户部江西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户部主编行走、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商部左丞右丞、左侍郎、农工商部尚书等职。”[1]在政治观点上，唐文治倾向改革自强，发展民族工商业。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唐文治担任左丞，提出了“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2]（P52）的原则。家庭出身使唐庆增自少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西洋文化，并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主攻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
唐庆增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是该领域影响深远的一部力作。学术界对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叶坦在《“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的唐庆增其人其书》[3]中对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重要标志”。马涛在《唐庆增与其〈经济思想史〉》[1]中对唐庆增也有很高的评价，指出唐庆增是解放前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时间最长、论著最丰的一位著名学者，《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但唐庆增的经济思想和造诣并不局限于经济思想史研究这一点。他一生著作颇丰，涉及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的很多方面，这些经济思想中不乏真知灼见。遗憾的是，研究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以外的思想的文献非常少，很多文献只是顺带介绍了唐庆增的其他经济思想，本文拟从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以外的工商业经济发展思想入手，力求较为全面地认识唐庆增的经济思想，展示出这位民国经济学家更加丰富的经济思想和饱满的人物形象。
二、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唐庆增高度肯定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工商业为国家立国之经济基础。……吾国今日之困难莫不知为实业不振、商战失败，二三十年来入口大于出口，每年约在二万万以上，故民穷财尽号为病夫。”[4]（P275）他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业和商业的特点是发展速度快，发展水平低，但总的来说比较失败。关于中国的工商业发展现状，唐庆增有一段分析：
先言工业。民国三年由于战争，中国对外贸易有顺差，是发展国内工业的最好时机。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建立了很多工厂。一战结束后，国内工业倒闭者不计其数。再言商业，中国商人的地位很困苦，发展受到种种束缚，内地企业难以维持现状，入超甚巨，我国先将原料以廉价输出，外人将原料制成消耗品，重以高价输入之，与国货竞争，致使工商业失败。[4]（P275）
唐庆增总结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他认为有现实原因和思想原因两个方面。现实原因又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外因是帝国主义通过关税制定权、领事裁判权、控制经济命脉等手段对中国工商业的压迫；内因是中国经济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这期间政府缺乏改革魄力，导致货币、财政混乱，银行体系不发达。同时思想原因也阻碍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唐庆增认为经济制度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强的影响，而政府的经济思想又影响经济制度，因此执政者正确的经济思想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造成中国工商业发展滞后的思想原因，就是长久以来的重农轻商的思想。这种重农轻商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了经济学原理的基本精神的。这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中可以总结出来。而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济思想，大部分都是主张闭关锁国，抑制自由贸易的。唐庆增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于中国历代思想家的谬误：
（1）贱视商业。中国社会从汉代起就贱视商业，即使在今天，社会人士仍然误认为商业是非生产性的，忽视它的重要，思想上之浅薄无可谓言也。（2）鄙视工艺。道家斥工艺为“奇技淫巧”，从汉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用“夷狄小技”概括之，风尚如斯，工业岂能发展。（3）压制欲望。中国经济思想中关于欲望的言论大多持禁欲主义，啬者君子之道，过分强调勤俭就会发展成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能不消费就不消费，则会破坏工商业发展的土壤。[4]（P282）
唐庆增认为：“重农轻商之说，与经济学原理完全相背谬。盖经济学原为一种研究财富之学问，轻之则可谈之财富遂少，处今日经济组织之下，货物之流通而增加其地点利用，非赖商人不可。近代经济历史，已可证此说之不谬。”[5]（P34）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提高要通过货物流通、互通有无。而重农轻商的思想抑制了交换，从而使分工生产无法实现，破坏了经济。
对唐庆增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唐庆增批判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合理性在于，这种重农抑商思想确实阻滞了中国现代工商经济的发展；其不合理性在于，唐庆增对中国社会出现该思想的土壤没有进行分析。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工商业的过分繁荣必定导致大量资源被吸走，从而导致农业的衰退，而经济学的蛛网理论又意味着其无法自动恢复均衡，这必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在以逐利为特征的市场无法自行解决这个矛盾的情况下，只好由国家以行政暴力的方式强行解决。需注意的是，政府抑商的目标只是使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并非全面打击商业乃至取消商业，毕竟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商业提供铁制农具、铁质生活用具以及食盐等。因此，重农抑商的关键不在重农，而在抑商，这正反映了民间商业的繁荣和农业的困顿。由于市场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困境，只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来解决。 至于如何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唐庆增并没有再单独讨论过。但是纵观唐庆增的著作、论文和演讲稿，可以发现他是从宏观政府、微观企业两个层面论述如何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并就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三、宏观政府层面推动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
（一）重视货币贬值问题
唐庆增非常重视货币问题的研究。他说，“货币用途之广在今日已达于极点，况世界各国商业互通，内部经济亦有休戚之相关。货币不仅使商品得以流通，其制度之完善与否，实有关乎一国之命运。”[5]（P137）他认为，在全球化列国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货币在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货币贬值的问题，这对工商业的发展影响甚大。为此，唐庆增有如下一段分析：“我国国内因为连年内乱的结果，人民购买能力一天天减少，生产事业也很凋敝。日本在此时又实行解除金禁，这些现象，都足以减少银子的用途，生产过剩，消耗不足，银子的供给多而需要少，其价格当然要跌落了。”[7]（P295）
唐庆增认为货币贬值带来了很多危害。比如，由于外货的价格随金贵银贱而提高，那么进口就不得不减少，已运到的货物如果尚未结算，损失很大，所以入口贸易势必减少。再进一步讲，就是物价加高也不只限于洋货方面，便是国货也有同样的趋势。“因为洋货入口减少，国货的需要当然增加，有供不应求的状况，价格不得不涨起来。”唐庆增等经济学家预料在中国的洋商，“一定要在内地纷纷设立不少的工厂，用他们的资本，我国的原料，制货赚钱。这须牵涉政治方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现在国民政府在关税上决定征收金币，这在财政上是有裨益的。”[7]（P297）
而要解决货币贬值带来的危害，唐庆增认为救济办法可分为治标和治本两种：“关于治标一端，实在没有完全的好方法，金贵银贱实是世界金融的潮流，也可说是世界的经济问题。世界金融的重心，大战前是在伦敦，欧战后是在纽约，中国单独的一个国家，经济力量这样薄弱，哪里能操纵世界市场？又哪里能抬高银价？有人提议禁止投机事业，有人主张金子银子入口，就联想到收取银税办法，有人以为禁止金子出口，阻止金价再行飞涨。就鄙人看来，这几种办法，都不免违反经济原则，非但没有好处，或则反可增加恶影响，不能认做为好的方法。……对外我国最好同用金国家，洽商一个妥善的方法，银价跌落，对于他们金本位国家也有害处，未必不肯同意我国合作。在我国自己最好的方法，莫如改革币制，这种呼声，喊过已久，不过只是空谈，从没有实行，可见一国政治不上轨道，经济也无从进行。……采用金本位要逐渐向这方面进行，改革一事，尤其是经济的改革，不能过于剧烈，否则要引起极大紊乱与不平的。”[7]（P297）
笔者认为，唐庆增的分析是正确的。短期治标的方法，是通过外交手段与金本位国家协商；而长期的解决办法、治根的办法，应该是改革币制，政府拿出执行的魄力而不仅仅是空谈，但是要注意改革的速度不能造成经济的波动。
（二）信贷系统
唐庆增认为，要推进工商业的发展，国家需要培育良好的银行信贷体系。他对银行的融资功能在促进工商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
夫贷款业务，实为银行效用中之最重要者。盖社会上经营工商业者极多，资金恒苦不足。于是于购买原料付工资等种种问题，每感困难。如能于银行得以贷款，他日到期再行归还，则一切目前之困难自可迎刃而解。所以欠款项可俟他日再还。盖工商各业大率先需有巨大用款，方能有收获可言。此则端赖银行之扶助。世称银行为扶植工商业之重要机关，诚确论也。[8]（P206）
唐庆增观察到，当时的工商业经营非常缺乏流动资金，生产是通过“资本投入→生产销售→资金回笼”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在这个环节中，一旦资本不足，就可能造成生产链条的断裂。在民国时期，能为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只有银行。因此，银行的发达与否、信用体系的健全与否，是工商业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银行能否充当好资金的媒介取决于风险控制做得好不好。若贷出资金不能按时偿还，就会发生违约，造成市场的混乱。因此，正确判断贷款者的信用水平，是控制风险的重要步骤。唐庆增有过一段论述：
或谓银行信用之颁给与否应以信实为根据。人苟无信则银行绝不能希望其于一定时期内将欠款付清，如拖欠不能清偿，则银行势必受其损失，故借贷者信实与否银行不可不知。或有谓产业问题较信实为尤要。……其实二者俱不可忽略。富人如不信实，则其所贷银行款项决不能如期以偿。顾无论借贷者德信如何高尚，倘财力不足，则仅有还款志愿无清偿债务实力，于实际亦无裨益也。[8]（P207）
关于具体如何判断借款者的信用，唐庆增有如下标准：过去商业往还之成绩；个人习惯；能力上之声誉。关于这三条标准，说到底，就是要求银行通过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对客户、市场的认识能力，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四、微观企业层面推动工商业发展的举措
唐庆增针对当时劳资矛盾突出，工商业者素质不高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一）劳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到了本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剥削，与资本家的矛盾比较尖锐。矛盾一般通过罢工的形式爆发出来，“迩来罢工问题甚嚣尘上，风起云涌，有增无已。”[9]（P214）唐庆增对罢工问题的本质，还论述道：
夫罢工者盖为工人之暂时结合，共同一致停止工作，以求达到其一种目的之行动也。此为一种工业上之冲突，盖工人有时受资本家或雇主之压迫，无可容忍，乃互相联络，作此大规模之举动，以为要求或抵制之一种表示。[9]（P214）
唐庆增认为，罢工是矛盾的一种爆发形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必然导致质变。而劳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历史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矛盾，“劳资之争执，为今日中国社会上各种纠纷之一，此问题在目下欧美各国，亦尚未能完全解决；欧美诸国为今日自工业革命而后，经济中心，自家庭移至工厂，其经济组织中，遂分出劳动者与资本家二种阶级。百余年来，双方冲突时有所闻。在我国今日虽尚未入于工业时期中，而此种现象亦不能避免，亦近代经济变迁之一特点也。”[10]（P287） 而劳资问题不能小觑，唐庆增认为劳资问题事关重大，“劳资合则两成，分则俱亡”，他论述道：
征诸晚近事实，西洋经济社会之发达与进步，全由于劳资协调，倘社会上经济利益不能调和，即无由进步，至在中国工业界，现呈落伍现象，尤赖于劳资之合作，合则两成，分则俱亡。若在农业界中，田主与佃户利害休戚亦属一致，皆谈不到阶级战斗，今人以风牛马不相及之学说，恣意宣传，非庄生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者耶！[11]
唐庆增认为，从表面上看，通过罢工，无产阶级的条件得到满足，矛盾得到缓和，“系一种建设”。但是，站在整个社会的工商业生产的角度来看，罢工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经过罢工的打击，国家的工业发展会暂时停顿。因此，唐庆增并不赞成罢工这种表达诉求的形式。首先，唐庆增指出，罢工是一种徒劳，因为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会”这种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仅仅凭借松散组织起来的罢工，并不能实现某些人所言的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目的：“国中劳动阶级，宜审慎从事，免授他人以口实，而维持彼等生活，弭止工潮，亦为今日工商业家当务之急。”[9]（P215）其次，唐庆增认为社会舆论不应太过针对企业家，“近年来在国内各处，时闻有‘打倒资本家’一语，甚失当，鄙人前已述过，今日我国尚无所谓资本家，既无此阶级，即无所谓打倒，我人所应抵制者，为外国之侵略主义，所应提倡者，为国内之生产事业”。[10]（P294）
而如何解决劳资问题，唐庆增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唐庆增认为解决劳资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工人的工资率。提高工资率的难点在于难以调和企业家和工人双方的利益。
唐庆增又认为，要想提高工资率“余以为目下在中国须尽力的提倡生产，此为解决劳资问题之唯一途径，亦为富国之根本办法。”[10]（P289）即是说，提倡生产，发展经济是唐庆增为解决劳资问题开出的药方。根据唐庆增的分析，只有提倡生产，从产品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入手，把经济的“蛋糕”做大，才有更多可供分配的产品，才使提高工资率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第一，经济的蛋糕做大之后，工人才有可能分配到更多的劳动产品。第二，企业家的利润能够增加，相比于以前有了更多的动力去给工人增加工资，提高工资对企业家的伤害也更小。第三，工人工资提高之后，消费能力增强，可以刺激内需。内需旺盛则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扩充就业机会，劳动力变得相对更加稀缺，则工人的工资又可以再次提高。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种“工资高→内需旺→劳动力稀缺→工资高”的良性循环。第四，生产旺盛之后，物价下跌，虽然名义工资不变，但是货币的购买力增强了，实质上达到了提供工人工资的目的。总之，唐庆增认为，提高生产可以提高工资，而提高工资可以缓解劳资矛盾。
唐庆增进一步提出，要追求生产的增加和改进，企业家应该：
（1）就其能力所及，增加工人工资。（2）于本人之学识及技能，更求精进。（3）多采用机器及新方法。（4）酌定适当之工作时间。（5）取消童工制度。（6）采用分工制。[10]（P291）
企业家增加工资，可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同时，企业家要谋求企业的蒸蒸日上，需要加强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提高管理能力。比如配合使用机器，可以大规模生产，摊薄固定成本。唐庆增认为，并非工作时间越长，压榨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工作时间长会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酌定减轻劳动时间也是必要的。最后，从长远看，使用童工会妨碍儿童接受教育，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应该停止使用童工。
可见，唐庆增否定了罢工这种极端的矛盾爆发形式，希望通过“提高工资率”这种良性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关系的矛盾。笔者认为唐庆增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抓住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民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而中国刚刚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国家积贫积弱，急需要紧跟世界的步伐，加快发展工商业，实现实业强国的目标。正如唐庆增所说，罢工这种极端的矛盾爆发形式确实会破坏工商业的正常生产循环，破坏经济发展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轻易不要采用。唐庆增观点的不合理性在于“提高工资率”的解决方法过于理想化，难以实施。诚然，“提高工资率”的方法本身并没有错，但它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几无实现的可能。且不说中国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就决定了工资会均衡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且中国的工商业也才刚刚起步，技术含量极低，同时面临外国企业的竞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利润已经非常薄，企业家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提高工人的工资。因此唐庆增设计的“工资高→内需旺→劳动力稀缺→工资高”的良性循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几无可能实现。另外，工人长期靠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总得允许他们有个表达愤怒情绪的渠道吧？在不断请愿提高工资未果的情况下，工人自然会采取更激烈的举动，这就是罢工存在的合理性：它让资本家乃至全社会明白了底层劳动大众的需求，从而有动力为解决工人的困难而出谋划策。唐庆增片面用理想状态的自由主义，即价格的自然升落来规划人间的生活，而不考虑贫穷的劳动大众的容忍、承受能力，自然流于空想而无法落实。
（二）商人
唐庆增认为，要发展工商业，商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唐庆增对商人如何提高经商能力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首先，唐庆增认为商人应该学习经济理论，提高理论素养。商人学习经济理论有三大好处：“能借理论以解决一切商业问题；预测未来情形，助吾人以定夺一正确之商业方针；建立一有基础之新人生观。”显然，前两点对促进整个工商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第一点，如商品定价、市场波动都隐含着很多经济学原理，商人若能深刻理解这些原理，就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第二点，经商需要战略思想，要做到未雨绸缪，就需要对市场的发展方向做出基本的判断，而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可以帮助商人做出此类判断。
其次，唐庆增指出，当今时代商战十分激烈，商人肩负着抵御外来经济侵略、振兴国内实业经济的重任。因此商人应该奋发图强，唐庆增有一段分析： 今日世界商业竞争之剧烈为有史以来所罕见。外人之抱侵略主义者不费一兵不折一卒，足以制我之死命，吾人苟非勤加自勉，努力奋斗者，势必不能生存，受天演之淘汰矣。吾人苟怠惰其身心，而抱得过且过之念，作事任意敷衍，则对外无以抗强邻之压迫，己身不足于国内商界占一卓越之地位，岂非自暴自弃乎。[12]（P10）
最后，商人还应该讲道德，重信誉。唐庆增认为，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发达程度与该国商人的道德水平有直接关系。人们讨论发展往往重视财力、人才、政治和教育等等因素，“而独遗道德一项”。唐庆增指出，由于商人中有个别“害群之马”的存在，导致社会对商人缺乏信任，进而降低了投资率，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笔者认为唐庆增对商人提出的几点建议非常恰当。首先是商人的理论素养。商场如战场，贵在谋略布局，提高理论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人对过去的商业实例进行抽象总结，也可以更好地把握宏观形势从而对企业发展状况作出预测和评估。其次，商人应该明确自己身上的重任，努力奋进，无需多言。最后，经商要讲道德、重信誉，企业要经营长久，就需要与消费者多次博弈。用会计学的语言来说，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的信誉可以减少交易中的搜索成本、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应该将眼光放长远，重视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政府和企业管理的处理
唐庆增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固然少不了自身的努力，同样少不了政府宏观方面的支持，但两者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也充满着矛盾。西方经济学中，围绕政府如何处理和微观企业关系的问题，一直存在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争论，两种思想的此消彼长刻画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总的来说，唐庆增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他指出：“我国历代之经济政策，向主放任，而不重干涉，营利之事，任人民自办；盖深以与民争利为戒，虽似保守而扰民之政得以稍减。”[13]这里唐庆增对中国政府历来较少干预经济之事表示肯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孙大权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思想》[14]中对唐庆增也有如下判断：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顾翊群、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除此之外，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认为唐庆增“言喻文章多主合理之个人主义，颂扬自由精神，认为政府于经济之职务仅限于若干有限的方面，即于统制经济高唱入云之际，彼仍持自由经济如故。”[15]
最能反映唐庆增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是《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这篇文章是1933年7月，即前苏联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申报月刊》组织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笔谈会中唐庆增发表的观点。在参与讨论的7篇文章中，唐庆增的文章是唯一一篇明确反对计划经济的。唐庆增认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因此，在中国搞现代化首先应设法增加财富，而“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故“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16]。并且，中国稀缺的是资本，而非土地和人力，因此只有从人性起点的私有出发，才能激励资本实现其最大化的效用。[17]
笔者认为，中国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在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外来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提倡个人主义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因为，作为弱小国家的中国要跟西方强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抗衡，在民间资本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发挥国家规模经济的力量，举一国之力参与国际竞争。
不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也提出过与自由主义思想相违背的主张。从1920年代开始，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唐庆增及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开始发表反日的言论。唐庆增在《抗日救国言论集》中就谈到：“我国对外贸易，以国际地位之低落，生产事业之落伍，自有其特殊之情形，不能全以学理绳之。”因此，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唐庆增主张民众团结一致，抵制日货，征收关税。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毕竟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是争取民族独立的一种抗争，不能完全代表唐庆增的经济主张。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希伟和严鹏在论文中谈道：“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学所固有的内在张力，很多经济学家在其著述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矛盾性，时而主张某种普遍性规律，时而又因为国情的关系持相反的论述。例如，鼓吹自由主义甚力的唐庆增……基于中国现实国情的考虑却也赞同“征收保护关税”[18]。因而，总体而言，唐庆增的经济思想是主张和拥护自由主义经济的。
六、唐庆增工商业发展思想的评价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唐庆增盼望民族经济短时期内强大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这使得他的工商业发展思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实践性强。比如，在谈到工商业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时，唐庆增就着重强调了银行作为信贷中介机构的作用，而唐庆增也看到了在操作时的实际问题，那就是信用记录的缺乏阻碍了银行业有效地对贷款进行配置。然而唐庆增的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提出了银行如何判断个人信用的方法。再如，在谈到金贵银贱导致货币贬值的危害时，又从治标和治本的两个方面，研究了国家如何解决货币贬值问题。
唐庆增在强调实践和实用时也非常强调理论的作用，唐庆增经济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认真研究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说，唐庆增对于经济问题，不主张通过经验来解决，而强调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提升理论高度，再来研究实际问题，那么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唐庆增通过大量的分析，发现劳资问题的核心是工资问题，而要解决劳资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提高工人工资。然后，唐庆增又浓墨重彩地从企业家和工人两个角度讨论了如何提高工资的方法。再如，唐庆增提倡中国的企业家多学习经济学理论，他认为通过经济学理论可以解决商业问题，并预测未来情形，助商人以定夺一正确之商业方针。
当然，由于所处的时代和自身成长的背景，唐庆增的经济大思想中难免有局限性的地方。唐庆增出身名门望族，自小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又在海外求学，因而对中国劳工阶级的理解就没有那么深刻。再由于唐庆增生长在上海，又游历国外，对中国内地广大的农民的认识也不够深入。凡此种种，导致唐庆增对中国的国情理解不够深入，虽然唐庆增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热忱之心，但有些经济改革的思想不一定那么切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例如，唐庆增饱受经济学家抨击的就是他的“个人主义”的主张。虽然在主要考虑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模型上，个人主义经济能够实现最大化的福利和效用，但在现实中要考虑的因素要多得多，包括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的世情、国情下，这些条件显然是不具备的。唐庆增的思想受亚当·斯密影响很大，但在当时的国情下提出“个人主义”，的确是不合时宜的论调。 参考文献：
[1]马涛.唐庆增与其《中国经济思想史》[J].经济思想史评论，2006，（1）.
[2]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3]叶坦.“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的唐庆增其人其书[N].中华读书报，2011.
[4]唐庆增.中国工商业不发达之原因[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5]唐庆增.中西经济思想家心目中之商人[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唐庆增.中国历代之货币学说[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7]唐庆增.中国币制问题[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8]唐庆增.银行信用之根据[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唐庆增.罢工论[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0]唐庆增.中国劳资问题[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11]唐庆增.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J].经济学季刊，1931，（4）：17.
[12]唐庆增.今日我国商人应有之觉悟[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3]唐庆增.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J].经济学季刊，1936，（1）：176.
[14]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6）.
[15]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M].台北：华世出版社，1948.
[16]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N].申报月刊，1933.
[17]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计划经济”思潮[J].近代史研究，2000，（2）.
[18]李希伟，严鹏.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内在张力——兼论“迟到者的经济学”[J].高等函授学报，2000，（2）.
责任编辑、校对：齐 园
关键词：唐庆增；工商业发展；经济思想；自由主义；宏观政府；微观企业；劳资关系；商人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10-07
一、引言
唐庆增（1902—1972），字叔高，江苏太仓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父唐文治是进士出身，“曾任清户部江西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户部主编行走、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商部左丞右丞、左侍郎、农工商部尚书等职。”[1]在政治观点上，唐文治倾向改革自强，发展民族工商业。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唐文治担任左丞，提出了“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2]（P52）的原则。家庭出身使唐庆增自少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西洋文化，并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主攻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
唐庆增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是该领域影响深远的一部力作。学术界对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叶坦在《“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的唐庆增其人其书》[3]中对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重要标志”。马涛在《唐庆增与其〈经济思想史〉》[1]中对唐庆增也有很高的评价，指出唐庆增是解放前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时间最长、论著最丰的一位著名学者，《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但唐庆增的经济思想和造诣并不局限于经济思想史研究这一点。他一生著作颇丰，涉及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的很多方面，这些经济思想中不乏真知灼见。遗憾的是，研究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以外的思想的文献非常少，很多文献只是顺带介绍了唐庆增的其他经济思想，本文拟从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以外的工商业经济发展思想入手，力求较为全面地认识唐庆增的经济思想，展示出这位民国经济学家更加丰富的经济思想和饱满的人物形象。
二、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唐庆增高度肯定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工商业为国家立国之经济基础。……吾国今日之困难莫不知为实业不振、商战失败，二三十年来入口大于出口，每年约在二万万以上，故民穷财尽号为病夫。”[4]（P275）他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业和商业的特点是发展速度快，发展水平低，但总的来说比较失败。关于中国的工商业发展现状，唐庆增有一段分析：
先言工业。民国三年由于战争，中国对外贸易有顺差，是发展国内工业的最好时机。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建立了很多工厂。一战结束后，国内工业倒闭者不计其数。再言商业，中国商人的地位很困苦，发展受到种种束缚，内地企业难以维持现状，入超甚巨，我国先将原料以廉价输出，外人将原料制成消耗品，重以高价输入之，与国货竞争，致使工商业失败。[4]（P275）
唐庆增总结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他认为有现实原因和思想原因两个方面。现实原因又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外因是帝国主义通过关税制定权、领事裁判权、控制经济命脉等手段对中国工商业的压迫；内因是中国经济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这期间政府缺乏改革魄力，导致货币、财政混乱，银行体系不发达。同时思想原因也阻碍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唐庆增认为经济制度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强的影响，而政府的经济思想又影响经济制度，因此执政者正确的经济思想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造成中国工商业发展滞后的思想原因，就是长久以来的重农轻商的思想。这种重农轻商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了经济学原理的基本精神的。这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中可以总结出来。而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济思想，大部分都是主张闭关锁国，抑制自由贸易的。唐庆增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于中国历代思想家的谬误：
（1）贱视商业。中国社会从汉代起就贱视商业，即使在今天，社会人士仍然误认为商业是非生产性的，忽视它的重要，思想上之浅薄无可谓言也。（2）鄙视工艺。道家斥工艺为“奇技淫巧”，从汉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用“夷狄小技”概括之，风尚如斯，工业岂能发展。（3）压制欲望。中国经济思想中关于欲望的言论大多持禁欲主义，啬者君子之道，过分强调勤俭就会发展成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能不消费就不消费，则会破坏工商业发展的土壤。[4]（P282）
唐庆增认为：“重农轻商之说，与经济学原理完全相背谬。盖经济学原为一种研究财富之学问，轻之则可谈之财富遂少，处今日经济组织之下，货物之流通而增加其地点利用，非赖商人不可。近代经济历史，已可证此说之不谬。”[5]（P34）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提高要通过货物流通、互通有无。而重农轻商的思想抑制了交换，从而使分工生产无法实现，破坏了经济。
对唐庆增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唐庆增批判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合理性在于，这种重农抑商思想确实阻滞了中国现代工商经济的发展；其不合理性在于，唐庆增对中国社会出现该思想的土壤没有进行分析。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工商业的过分繁荣必定导致大量资源被吸走，从而导致农业的衰退，而经济学的蛛网理论又意味着其无法自动恢复均衡，这必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在以逐利为特征的市场无法自行解决这个矛盾的情况下，只好由国家以行政暴力的方式强行解决。需注意的是，政府抑商的目标只是使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并非全面打击商业乃至取消商业，毕竟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商业提供铁制农具、铁质生活用具以及食盐等。因此，重农抑商的关键不在重农，而在抑商，这正反映了民间商业的繁荣和农业的困顿。由于市场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困境，只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来解决。 至于如何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唐庆增并没有再单独讨论过。但是纵观唐庆增的著作、论文和演讲稿，可以发现他是从宏观政府、微观企业两个层面论述如何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并就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三、宏观政府层面推动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
（一）重视货币贬值问题
唐庆增非常重视货币问题的研究。他说，“货币用途之广在今日已达于极点，况世界各国商业互通，内部经济亦有休戚之相关。货币不仅使商品得以流通，其制度之完善与否，实有关乎一国之命运。”[5]（P137）他认为，在全球化列国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货币在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货币贬值的问题，这对工商业的发展影响甚大。为此，唐庆增有如下一段分析：“我国国内因为连年内乱的结果，人民购买能力一天天减少，生产事业也很凋敝。日本在此时又实行解除金禁，这些现象，都足以减少银子的用途，生产过剩，消耗不足，银子的供给多而需要少，其价格当然要跌落了。”[7]（P295）
唐庆增认为货币贬值带来了很多危害。比如，由于外货的价格随金贵银贱而提高，那么进口就不得不减少，已运到的货物如果尚未结算，损失很大，所以入口贸易势必减少。再进一步讲，就是物价加高也不只限于洋货方面，便是国货也有同样的趋势。“因为洋货入口减少，国货的需要当然增加，有供不应求的状况，价格不得不涨起来。”唐庆增等经济学家预料在中国的洋商，“一定要在内地纷纷设立不少的工厂，用他们的资本，我国的原料，制货赚钱。这须牵涉政治方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现在国民政府在关税上决定征收金币，这在财政上是有裨益的。”[7]（P297）
而要解决货币贬值带来的危害，唐庆增认为救济办法可分为治标和治本两种：“关于治标一端，实在没有完全的好方法，金贵银贱实是世界金融的潮流，也可说是世界的经济问题。世界金融的重心，大战前是在伦敦，欧战后是在纽约，中国单独的一个国家，经济力量这样薄弱，哪里能操纵世界市场？又哪里能抬高银价？有人提议禁止投机事业，有人主张金子银子入口，就联想到收取银税办法，有人以为禁止金子出口，阻止金价再行飞涨。就鄙人看来，这几种办法，都不免违反经济原则，非但没有好处，或则反可增加恶影响，不能认做为好的方法。……对外我国最好同用金国家，洽商一个妥善的方法，银价跌落，对于他们金本位国家也有害处，未必不肯同意我国合作。在我国自己最好的方法，莫如改革币制，这种呼声，喊过已久，不过只是空谈，从没有实行，可见一国政治不上轨道，经济也无从进行。……采用金本位要逐渐向这方面进行，改革一事，尤其是经济的改革，不能过于剧烈，否则要引起极大紊乱与不平的。”[7]（P297）
笔者认为，唐庆增的分析是正确的。短期治标的方法，是通过外交手段与金本位国家协商；而长期的解决办法、治根的办法，应该是改革币制，政府拿出执行的魄力而不仅仅是空谈，但是要注意改革的速度不能造成经济的波动。
（二）信贷系统
唐庆增认为，要推进工商业的发展，国家需要培育良好的银行信贷体系。他对银行的融资功能在促进工商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
夫贷款业务，实为银行效用中之最重要者。盖社会上经营工商业者极多，资金恒苦不足。于是于购买原料付工资等种种问题，每感困难。如能于银行得以贷款，他日到期再行归还，则一切目前之困难自可迎刃而解。所以欠款项可俟他日再还。盖工商各业大率先需有巨大用款，方能有收获可言。此则端赖银行之扶助。世称银行为扶植工商业之重要机关，诚确论也。[8]（P206）
唐庆增观察到，当时的工商业经营非常缺乏流动资金，生产是通过“资本投入→生产销售→资金回笼”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在这个环节中，一旦资本不足，就可能造成生产链条的断裂。在民国时期，能为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只有银行。因此，银行的发达与否、信用体系的健全与否，是工商业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银行能否充当好资金的媒介取决于风险控制做得好不好。若贷出资金不能按时偿还，就会发生违约，造成市场的混乱。因此，正确判断贷款者的信用水平，是控制风险的重要步骤。唐庆增有过一段论述：
或谓银行信用之颁给与否应以信实为根据。人苟无信则银行绝不能希望其于一定时期内将欠款付清，如拖欠不能清偿，则银行势必受其损失，故借贷者信实与否银行不可不知。或有谓产业问题较信实为尤要。……其实二者俱不可忽略。富人如不信实，则其所贷银行款项决不能如期以偿。顾无论借贷者德信如何高尚，倘财力不足，则仅有还款志愿无清偿债务实力，于实际亦无裨益也。[8]（P207）
关于具体如何判断借款者的信用，唐庆增有如下标准：过去商业往还之成绩；个人习惯；能力上之声誉。关于这三条标准，说到底，就是要求银行通过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对客户、市场的认识能力，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四、微观企业层面推动工商业发展的举措
唐庆增针对当时劳资矛盾突出，工商业者素质不高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一）劳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到了本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剥削，与资本家的矛盾比较尖锐。矛盾一般通过罢工的形式爆发出来，“迩来罢工问题甚嚣尘上，风起云涌，有增无已。”[9]（P214）唐庆增对罢工问题的本质，还论述道：
夫罢工者盖为工人之暂时结合，共同一致停止工作，以求达到其一种目的之行动也。此为一种工业上之冲突，盖工人有时受资本家或雇主之压迫，无可容忍，乃互相联络，作此大规模之举动，以为要求或抵制之一种表示。[9]（P214）
唐庆增认为，罢工是矛盾的一种爆发形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必然导致质变。而劳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历史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矛盾，“劳资之争执，为今日中国社会上各种纠纷之一，此问题在目下欧美各国，亦尚未能完全解决；欧美诸国为今日自工业革命而后，经济中心，自家庭移至工厂，其经济组织中，遂分出劳动者与资本家二种阶级。百余年来，双方冲突时有所闻。在我国今日虽尚未入于工业时期中，而此种现象亦不能避免，亦近代经济变迁之一特点也。”[10]（P287） 而劳资问题不能小觑，唐庆增认为劳资问题事关重大，“劳资合则两成，分则俱亡”，他论述道：
征诸晚近事实，西洋经济社会之发达与进步，全由于劳资协调，倘社会上经济利益不能调和，即无由进步，至在中国工业界，现呈落伍现象，尤赖于劳资之合作，合则两成，分则俱亡。若在农业界中，田主与佃户利害休戚亦属一致，皆谈不到阶级战斗，今人以风牛马不相及之学说，恣意宣传，非庄生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者耶！[11]
唐庆增认为，从表面上看，通过罢工，无产阶级的条件得到满足，矛盾得到缓和，“系一种建设”。但是，站在整个社会的工商业生产的角度来看，罢工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经过罢工的打击，国家的工业发展会暂时停顿。因此，唐庆增并不赞成罢工这种表达诉求的形式。首先，唐庆增指出，罢工是一种徒劳，因为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会”这种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仅仅凭借松散组织起来的罢工，并不能实现某些人所言的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目的：“国中劳动阶级，宜审慎从事，免授他人以口实，而维持彼等生活，弭止工潮，亦为今日工商业家当务之急。”[9]（P215）其次，唐庆增认为社会舆论不应太过针对企业家，“近年来在国内各处，时闻有‘打倒资本家’一语，甚失当，鄙人前已述过，今日我国尚无所谓资本家，既无此阶级，即无所谓打倒，我人所应抵制者，为外国之侵略主义，所应提倡者，为国内之生产事业”。[10]（P294）
而如何解决劳资问题，唐庆增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唐庆增认为解决劳资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工人的工资率。提高工资率的难点在于难以调和企业家和工人双方的利益。
唐庆增又认为，要想提高工资率“余以为目下在中国须尽力的提倡生产，此为解决劳资问题之唯一途径，亦为富国之根本办法。”[10]（P289）即是说，提倡生产，发展经济是唐庆增为解决劳资问题开出的药方。根据唐庆增的分析，只有提倡生产，从产品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入手，把经济的“蛋糕”做大，才有更多可供分配的产品，才使提高工资率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第一，经济的蛋糕做大之后，工人才有可能分配到更多的劳动产品。第二，企业家的利润能够增加，相比于以前有了更多的动力去给工人增加工资，提高工资对企业家的伤害也更小。第三，工人工资提高之后，消费能力增强，可以刺激内需。内需旺盛则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扩充就业机会，劳动力变得相对更加稀缺，则工人的工资又可以再次提高。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种“工资高→内需旺→劳动力稀缺→工资高”的良性循环。第四，生产旺盛之后，物价下跌，虽然名义工资不变，但是货币的购买力增强了，实质上达到了提供工人工资的目的。总之，唐庆增认为，提高生产可以提高工资，而提高工资可以缓解劳资矛盾。
唐庆增进一步提出，要追求生产的增加和改进，企业家应该：
（1）就其能力所及，增加工人工资。（2）于本人之学识及技能，更求精进。（3）多采用机器及新方法。（4）酌定适当之工作时间。（5）取消童工制度。（6）采用分工制。[10]（P291）
企业家增加工资，可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同时，企业家要谋求企业的蒸蒸日上，需要加强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提高管理能力。比如配合使用机器，可以大规模生产，摊薄固定成本。唐庆增认为，并非工作时间越长，压榨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工作时间长会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酌定减轻劳动时间也是必要的。最后，从长远看，使用童工会妨碍儿童接受教育，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应该停止使用童工。
可见，唐庆增否定了罢工这种极端的矛盾爆发形式，希望通过“提高工资率”这种良性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关系的矛盾。笔者认为唐庆增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抓住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民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而中国刚刚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国家积贫积弱，急需要紧跟世界的步伐，加快发展工商业，实现实业强国的目标。正如唐庆增所说，罢工这种极端的矛盾爆发形式确实会破坏工商业的正常生产循环，破坏经济发展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轻易不要采用。唐庆增观点的不合理性在于“提高工资率”的解决方法过于理想化，难以实施。诚然，“提高工资率”的方法本身并没有错，但它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几无实现的可能。且不说中国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就决定了工资会均衡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且中国的工商业也才刚刚起步，技术含量极低，同时面临外国企业的竞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利润已经非常薄，企业家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提高工人的工资。因此唐庆增设计的“工资高→内需旺→劳动力稀缺→工资高”的良性循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几无可能实现。另外，工人长期靠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总得允许他们有个表达愤怒情绪的渠道吧？在不断请愿提高工资未果的情况下，工人自然会采取更激烈的举动，这就是罢工存在的合理性：它让资本家乃至全社会明白了底层劳动大众的需求，从而有动力为解决工人的困难而出谋划策。唐庆增片面用理想状态的自由主义，即价格的自然升落来规划人间的生活，而不考虑贫穷的劳动大众的容忍、承受能力，自然流于空想而无法落实。
（二）商人
唐庆增认为，要发展工商业，商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唐庆增对商人如何提高经商能力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首先，唐庆增认为商人应该学习经济理论，提高理论素养。商人学习经济理论有三大好处：“能借理论以解决一切商业问题；预测未来情形，助吾人以定夺一正确之商业方针；建立一有基础之新人生观。”显然，前两点对促进整个工商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第一点，如商品定价、市场波动都隐含着很多经济学原理，商人若能深刻理解这些原理，就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第二点，经商需要战略思想，要做到未雨绸缪，就需要对市场的发展方向做出基本的判断，而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可以帮助商人做出此类判断。
其次，唐庆增指出，当今时代商战十分激烈，商人肩负着抵御外来经济侵略、振兴国内实业经济的重任。因此商人应该奋发图强，唐庆增有一段分析： 今日世界商业竞争之剧烈为有史以来所罕见。外人之抱侵略主义者不费一兵不折一卒，足以制我之死命，吾人苟非勤加自勉，努力奋斗者，势必不能生存，受天演之淘汰矣。吾人苟怠惰其身心，而抱得过且过之念，作事任意敷衍，则对外无以抗强邻之压迫，己身不足于国内商界占一卓越之地位，岂非自暴自弃乎。[12]（P10）
最后，商人还应该讲道德，重信誉。唐庆增认为，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发达程度与该国商人的道德水平有直接关系。人们讨论发展往往重视财力、人才、政治和教育等等因素，“而独遗道德一项”。唐庆增指出，由于商人中有个别“害群之马”的存在，导致社会对商人缺乏信任，进而降低了投资率，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笔者认为唐庆增对商人提出的几点建议非常恰当。首先是商人的理论素养。商场如战场，贵在谋略布局，提高理论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人对过去的商业实例进行抽象总结，也可以更好地把握宏观形势从而对企业发展状况作出预测和评估。其次，商人应该明确自己身上的重任，努力奋进，无需多言。最后，经商要讲道德、重信誉，企业要经营长久，就需要与消费者多次博弈。用会计学的语言来说，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的信誉可以减少交易中的搜索成本、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应该将眼光放长远，重视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政府和企业管理的处理
唐庆增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固然少不了自身的努力，同样少不了政府宏观方面的支持，但两者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也充满着矛盾。西方经济学中，围绕政府如何处理和微观企业关系的问题，一直存在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争论，两种思想的此消彼长刻画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总的来说，唐庆增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他指出：“我国历代之经济政策，向主放任，而不重干涉，营利之事，任人民自办；盖深以与民争利为戒，虽似保守而扰民之政得以稍减。”[13]这里唐庆增对中国政府历来较少干预经济之事表示肯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孙大权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思想》[14]中对唐庆增也有如下判断：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顾翊群、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除此之外，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认为唐庆增“言喻文章多主合理之个人主义，颂扬自由精神，认为政府于经济之职务仅限于若干有限的方面，即于统制经济高唱入云之际，彼仍持自由经济如故。”[15]
最能反映唐庆增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是《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这篇文章是1933年7月，即前苏联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申报月刊》组织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笔谈会中唐庆增发表的观点。在参与讨论的7篇文章中，唐庆增的文章是唯一一篇明确反对计划经济的。唐庆增认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因此，在中国搞现代化首先应设法增加财富，而“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故“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16]。并且，中国稀缺的是资本，而非土地和人力，因此只有从人性起点的私有出发，才能激励资本实现其最大化的效用。[17]
笔者认为，中国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在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外来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提倡个人主义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因为，作为弱小国家的中国要跟西方强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抗衡，在民间资本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发挥国家规模经济的力量，举一国之力参与国际竞争。
不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也提出过与自由主义思想相违背的主张。从1920年代开始，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唐庆增及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开始发表反日的言论。唐庆增在《抗日救国言论集》中就谈到：“我国对外贸易，以国际地位之低落，生产事业之落伍，自有其特殊之情形，不能全以学理绳之。”因此，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唐庆增主张民众团结一致，抵制日货，征收关税。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毕竟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是争取民族独立的一种抗争，不能完全代表唐庆增的经济主张。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希伟和严鹏在论文中谈道：“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学所固有的内在张力，很多经济学家在其著述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矛盾性，时而主张某种普遍性规律，时而又因为国情的关系持相反的论述。例如，鼓吹自由主义甚力的唐庆增……基于中国现实国情的考虑却也赞同“征收保护关税”[18]。因而，总体而言，唐庆增的经济思想是主张和拥护自由主义经济的。
六、唐庆增工商业发展思想的评价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唐庆增盼望民族经济短时期内强大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这使得他的工商业发展思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实践性强。比如，在谈到工商业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时，唐庆增就着重强调了银行作为信贷中介机构的作用，而唐庆增也看到了在操作时的实际问题，那就是信用记录的缺乏阻碍了银行业有效地对贷款进行配置。然而唐庆增的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提出了银行如何判断个人信用的方法。再如，在谈到金贵银贱导致货币贬值的危害时，又从治标和治本的两个方面，研究了国家如何解决货币贬值问题。
唐庆增在强调实践和实用时也非常强调理论的作用，唐庆增经济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认真研究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说，唐庆增对于经济问题，不主张通过经验来解决，而强调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提升理论高度，再来研究实际问题，那么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唐庆增通过大量的分析，发现劳资问题的核心是工资问题，而要解决劳资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提高工人工资。然后，唐庆增又浓墨重彩地从企业家和工人两个角度讨论了如何提高工资的方法。再如，唐庆增提倡中国的企业家多学习经济学理论，他认为通过经济学理论可以解决商业问题，并预测未来情形，助商人以定夺一正确之商业方针。
当然，由于所处的时代和自身成长的背景，唐庆增的经济大思想中难免有局限性的地方。唐庆增出身名门望族，自小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又在海外求学，因而对中国劳工阶级的理解就没有那么深刻。再由于唐庆增生长在上海，又游历国外，对中国内地广大的农民的认识也不够深入。凡此种种，导致唐庆增对中国的国情理解不够深入，虽然唐庆增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热忱之心，但有些经济改革的思想不一定那么切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例如，唐庆增饱受经济学家抨击的就是他的“个人主义”的主张。虽然在主要考虑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模型上，个人主义经济能够实现最大化的福利和效用，但在现实中要考虑的因素要多得多，包括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的世情、国情下，这些条件显然是不具备的。唐庆增的思想受亚当·斯密影响很大，但在当时的国情下提出“个人主义”，的确是不合时宜的论调。 参考文献：
[1]马涛.唐庆增与其《中国经济思想史》[J].经济思想史评论，2006，（1）.
[2]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3]叶坦.“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的唐庆增其人其书[N].中华读书报，2011.
[4]唐庆增.中国工商业不发达之原因[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5]唐庆增.中西经济思想家心目中之商人[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唐庆增.中国历代之货币学说[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7]唐庆增.中国币制问题[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8]唐庆增.银行信用之根据[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唐庆增.罢工论[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0]唐庆增.中国劳资问题[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C].上海：世界书局，1933.
[11]唐庆增.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J].经济学季刊，1931，（4）：17.
[12]唐庆增.今日我国商人应有之觉悟[A].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3]唐庆增.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J].经济学季刊，1936，（1）：176.
[14]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6）.
[15]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M].台北：华世出版社，1948.
[16]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N].申报月刊，1933.
[17]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计划经济”思潮[J].近代史研究，2000，（2）.
[18]李希伟，严鹏.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内在张力——兼论“迟到者的经济学”[J].高等函授学报，2000，（2）.
责任编辑、校对：齐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