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居为佛教明王化身的朱元璋，无论是打天下，还是坐天下，手段都极为高明。有趣的是，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也可以看作是朱元璋“一石三鸟”高超统治术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大明”这一块石头，征服了武将、文臣、百姓这三只“鸟”。
首先，就出自红巾军系统的武将来说，大部分都是白莲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大明”作为国号，表达出了新王朝是继承“小明王”而起的意思，所有的白莲教徒也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在“大明”的治下，共享富贵。这在出身红巾军的人看来，无疑显示了打天下时的“主公”、坐天下时的“今上”，并没有忘本。红巾军系统对此的欣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就更广大、深受宗教影响的天下百姓来说，大明国号有着双重的效用：一方面，“大明”国号向亿兆斯民宣告，经历了这场大动乱以后，新王朝的建立，就是光明世界的到来，从此天下“大明”，仿佛明王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天下百姓理当安心，理当老实本分地享受“明王”治下和平安宁、幸福美满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明”国号也警告那些有心效仿的后来者，“明王”已经在世，“明王”仅此一家，其余的全是假冒，你们不必再痴心妄想了，因为百姓万民不会相信，你们已经没有借口，你们应该收敛起不轨的心思，来做大明的顺民。也正是与这样的“暗示”相对应，明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于是宣告白莲教为非法，禁止白莲教的传播。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堵住别人的路子，避免再出现什么“明王”“小明王”甚至“大明皇帝”，这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以后，为了避免别人也依样画葫芦而“杯酒释兵权”其实是一样的思路。
再次，就儒生文臣来说，因为“大明”国号可以附会出许多的秘义，所以他们也乐于接受。
朱元璋虽然是大老粗一个，但他重视儒生，招揽儒生，相信儒生。名儒望族的合作，参预谋议，本来就是朱元璋能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明史·太祖本纪》）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朱元璋接受儒生朱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昇传》）。“高筑墙”，重在强固后方军事；“广积粮”，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积累经济实力；“缓称王”，是不急着称王称帝，以免树大招风，引起群雄关注，而备受四方攻击。朱元璋手下的儒生集团，固然大体不信什么白莲教，而且视“明王出世”为滑稽；然而，秉承着深厚的经史学术功底，对于这个起自红巾军，但是已经蜕化变质，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并无多少区别的“大明”王朝，儒生文士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也可以不费力气、不伤脑筋地为“大明”附会出许多的“秘义”。而且这些“秘义”，由于渊源久远，他们乐于讨论；由于冠冕堂皇，他们津津乐道。
比如说，“明”字左为“日”，右为“月”。古代帝王祭祀日、月的仪式，称为朝日、夕月，“朝日”指春分拜日于东门外，“夕月”指秋分拜月于西门外。古礼又有祭祀“大明”即祭日的说法。这样，国号与祭典相合，自然是大吉大利。
再比如说，在阴阳五行说里，南方为夏、为阳、为红色，北方为冬、为阴、为黑色。印证到现实政治上，“大元”建都北方，起自更北面的蒙古草原，“大明”建都南方，起自南方的江淮之间，那么，以夏制冬，以阳消阴，以红色压黑色，都是有说法的。这样，南方必然平定北方，大明必然平灭大元，也就是阴阳五行的天定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火神祝融是黄帝的曾孙，祝融的故墟就在朱元璋定都的南京。而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郎瑛《七修类稿·朱氏世德碑》），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样，南京又成了朱元璋的祖籍，而且朱氏自认为是祝融的后代。更巧的是，祝融又叫“朱明”，这名字有赤热光明的意思，它把皇帝的尊姓“朱”和国家的大号“明”天衣无缝地联在了一起，这真是多少世代前的天意啊！
其他诸如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宫殿名称，有大明宫、大明殿；《诗经·大雅》有叙述三代之周开国历史而归于天意的《大明》诗篇……
呜呼！国人的名号情结真是深重，对名号的解释功夫也着实让人叹为观止！而如此等等与“大明”国号相关的巧合与附会，是不是和赵匡胤的宋国号属于“天地阴阳人事际会”有得一拼？其实明朝当时人确是这么认识的，如袁文新、柯仲炯等编纂的《凤阳新书·太祖本纪》中就说：
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月，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
既然“大明”的取义如此丰富多彩、有根有据、符合天意，所以儒生文士们当然也会赞成以“大明”为国号了。
朱元璋确定国号为“大明”，据说还是听从了他的首席谋士刘基的建议。明朝中期“吴中四才子”之一、与唐伯虎齐名的祝枝山，在《野记》的开卷就说：刘基“因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刘基，青田（今属浙江）人，字伯温，元朝进士。他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是中国历史上与诸葛亮齐名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而这两位又都与南京有关。南京号称“龙蟠虎踞”，虽然据历史学家考证，诸葛亮没有到过南京，南京民间还是喜欢把“龙蟠虎踞”的版权归到诸葛亮的身上；至于明朝初年都城南京的总设计，包括都城的布局、城墙的走向、紫禁城的位置等等，则是刘基一手规划的。我们可以说，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就好比刘邦身边的张良、忽必烈身边的刘秉忠。明朝的开国功臣，武将第一推徐达，文臣第一推刘基。
总之，朱元璋定立国号为“大明”，不仅是以此来纪念其佛徒的出身、自居为出世的“明王”，而且起到了“一石三鸟”的现实作用：红巾军系统的武将从白莲教义去感触，欣慰于他们的这位开国皇帝没有忘本；儒生文士集团由经史学术去理解，得意于他们效命的这个新王朝渊源有自，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至于天下的黎民百姓，则会安心于“明王出世”后的光明极乐世界，而这又无疑有利于强化朱元璋的集权专制统治，巩固他一家一姓的天下。
（选自《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中华书局。题目为编者所拟）
首先，就出自红巾军系统的武将来说，大部分都是白莲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大明”作为国号，表达出了新王朝是继承“小明王”而起的意思，所有的白莲教徒也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在“大明”的治下，共享富贵。这在出身红巾军的人看来，无疑显示了打天下时的“主公”、坐天下时的“今上”，并没有忘本。红巾军系统对此的欣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就更广大、深受宗教影响的天下百姓来说，大明国号有着双重的效用：一方面，“大明”国号向亿兆斯民宣告，经历了这场大动乱以后，新王朝的建立，就是光明世界的到来，从此天下“大明”，仿佛明王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天下百姓理当安心，理当老实本分地享受“明王”治下和平安宁、幸福美满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明”国号也警告那些有心效仿的后来者，“明王”已经在世，“明王”仅此一家，其余的全是假冒，你们不必再痴心妄想了，因为百姓万民不会相信，你们已经没有借口，你们应该收敛起不轨的心思，来做大明的顺民。也正是与这样的“暗示”相对应，明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于是宣告白莲教为非法，禁止白莲教的传播。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堵住别人的路子，避免再出现什么“明王”“小明王”甚至“大明皇帝”，这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以后，为了避免别人也依样画葫芦而“杯酒释兵权”其实是一样的思路。
再次，就儒生文臣来说，因为“大明”国号可以附会出许多的秘义，所以他们也乐于接受。
朱元璋虽然是大老粗一个，但他重视儒生，招揽儒生，相信儒生。名儒望族的合作，参预谋议，本来就是朱元璋能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明史·太祖本纪》）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朱元璋接受儒生朱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昇传》）。“高筑墙”，重在强固后方军事；“广积粮”，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积累经济实力；“缓称王”，是不急着称王称帝，以免树大招风，引起群雄关注，而备受四方攻击。朱元璋手下的儒生集团，固然大体不信什么白莲教，而且视“明王出世”为滑稽；然而，秉承着深厚的经史学术功底，对于这个起自红巾军，但是已经蜕化变质，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并无多少区别的“大明”王朝，儒生文士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也可以不费力气、不伤脑筋地为“大明”附会出许多的“秘义”。而且这些“秘义”，由于渊源久远，他们乐于讨论；由于冠冕堂皇，他们津津乐道。
比如说，“明”字左为“日”，右为“月”。古代帝王祭祀日、月的仪式，称为朝日、夕月，“朝日”指春分拜日于东门外，“夕月”指秋分拜月于西门外。古礼又有祭祀“大明”即祭日的说法。这样，国号与祭典相合，自然是大吉大利。
再比如说，在阴阳五行说里，南方为夏、为阳、为红色，北方为冬、为阴、为黑色。印证到现实政治上，“大元”建都北方，起自更北面的蒙古草原，“大明”建都南方，起自南方的江淮之间，那么，以夏制冬，以阳消阴，以红色压黑色，都是有说法的。这样，南方必然平定北方，大明必然平灭大元，也就是阴阳五行的天定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火神祝融是黄帝的曾孙，祝融的故墟就在朱元璋定都的南京。而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郎瑛《七修类稿·朱氏世德碑》），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样，南京又成了朱元璋的祖籍，而且朱氏自认为是祝融的后代。更巧的是，祝融又叫“朱明”，这名字有赤热光明的意思，它把皇帝的尊姓“朱”和国家的大号“明”天衣无缝地联在了一起，这真是多少世代前的天意啊！
其他诸如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宫殿名称，有大明宫、大明殿；《诗经·大雅》有叙述三代之周开国历史而归于天意的《大明》诗篇……
呜呼！国人的名号情结真是深重，对名号的解释功夫也着实让人叹为观止！而如此等等与“大明”国号相关的巧合与附会，是不是和赵匡胤的宋国号属于“天地阴阳人事际会”有得一拼？其实明朝当时人确是这么认识的，如袁文新、柯仲炯等编纂的《凤阳新书·太祖本纪》中就说：
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月，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
既然“大明”的取义如此丰富多彩、有根有据、符合天意，所以儒生文士们当然也会赞成以“大明”为国号了。
朱元璋确定国号为“大明”，据说还是听从了他的首席谋士刘基的建议。明朝中期“吴中四才子”之一、与唐伯虎齐名的祝枝山，在《野记》的开卷就说：刘基“因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刘基，青田（今属浙江）人，字伯温，元朝进士。他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是中国历史上与诸葛亮齐名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而这两位又都与南京有关。南京号称“龙蟠虎踞”，虽然据历史学家考证，诸葛亮没有到过南京，南京民间还是喜欢把“龙蟠虎踞”的版权归到诸葛亮的身上；至于明朝初年都城南京的总设计，包括都城的布局、城墙的走向、紫禁城的位置等等，则是刘基一手规划的。我们可以说，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就好比刘邦身边的张良、忽必烈身边的刘秉忠。明朝的开国功臣，武将第一推徐达，文臣第一推刘基。
总之，朱元璋定立国号为“大明”，不仅是以此来纪念其佛徒的出身、自居为出世的“明王”，而且起到了“一石三鸟”的现实作用：红巾军系统的武将从白莲教义去感触，欣慰于他们的这位开国皇帝没有忘本；儒生文士集团由经史学术去理解，得意于他们效命的这个新王朝渊源有自，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至于天下的黎民百姓，则会安心于“明王出世”后的光明极乐世界，而这又无疑有利于强化朱元璋的集权专制统治，巩固他一家一姓的天下。
（选自《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中华书局。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