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张敦礼？

　　从人物和周围树木的画法，以及人物衣着打扮考辨来说，这幅作品归于宋人名下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这幅作品的作者是否就真是张敦礼。
　　张敦礼实在是一个在历史上太不出名的“名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若认真查阅史料，还是能够找到与张敦礼之名相关的历史线索。张敦礼“熙宁元年选尚英宗女祁国长公主，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迁密州观察使。”这段记载可见于《宋史》卷464《外戚中》。身为驸马都尉的张敦礼不是左右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当然，这事儿也不能怪他。宋人驸马都尉是个闲职，朝廷好吃好喝供着，但政务通常却不许驸马插手。北宋最有名的驸马莫过于王诜，尽管他在美术史上很有名，也有一群在政治上掌握实权，在主流文化圈享有话语权的朋友，可王诜本人对于政权实际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张敦礼更是如此。
　　然而，关于张敦礼的历史记载却远不止这些，尤其是在介绍与南宋四家之一刘松年的绘画师承时，史书时常会提到张敦礼。比如，清代王士祯的笔记《居易录》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宋驸马都尉张敦礼，哲宗之婿，人物树石仿顾陆，刘松年之师也。”这有名有姓的记载，直接称宋朝驸马都尉张敦礼是南宋画坛四家之一刘松年的老师。
　　《居易录》的作者王士祯是清初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这本书传播较广，因此当时人对于张敦礼的认识也多受此影响。然而，这段记载却有明显的错误，比如说张敦礼是“哲宗之婿”，相较《宋史》本传有明显的讹误。可是，这段陈述的后半段——张敦礼是刘松年的老师，这一信息现在已经被学术考证证实无误。此外，在《居易录》中，王士祯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张敦礼）避光宗讳，改训礼”。言外之意就是，张敦礼还有个名字叫张训礼，之所以改名，是因为要避讳宋光宗赵悖的名讳，因此改名叫张训礼了。当然，这段关于张敦礼改名叫张训礼的记载，也可以在其他史书上看到旁证，也无问题。
　　因此，美术史上一般认为，南宋四家之一的刘松年，他的老师叫张敦礼，又名张训礼。
　　然而，《居易录》的问题在于，若仔细推考张敦礼的生卒年份，便会发现，数据有问题的——这个人长寿得不合常理。以熙宁元年（1088年）张敦礼与公主成婚算起，到宋徽宗大观初年“复节度宁远军”，前后凡四十年。若张敦礼熙宁元年成婚时二十岁算，那么，宋徽宗大观初，张敦礼已经六十多岁了。及至宋徽宗朝，张敦礼已经老年，人生无多。而宋光宗赵悖是南宋继高宗、孝宗之后的第三位帝王，其中，宋高宗在位就有三十七年。至于宋光宗，他生于1147年，卒于1200年。那么，如果张敦礼活到他需要避讳宋光宗赵悖名讳的那天，他得多大岁数了？这种远超百岁的寿命，不要说在南宋，即便是在今日也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居易录》中所记录的，张敦礼避讳光宗名讳而改名为张训礼的情况，不适用于北宋的驸马都尉张敦礼。而考诸旁证，南宋确实有个张敦礼（张训礼）是刘松年的绘画老师。那么，唯一能够解答这个矛盾的合理解释便是，实际上，两宋时代有两个张敦礼，其一是北宋哲宗驸马都尉，无甚政治事迹，也无画名，寥寥一生，仅仅是被记录在《宋史》本传中而已；其二是南宋画家张敦礼，后改名为张训礼，此人是刘松年的老师。南宋张敦礼的画名并不见诸美术史名家之列，但因为他有个好学生刘松年，所以张敦礼之名才被人关注起来。只不过因为史料缺乏，而《宋史》中恰好又有个同名同姓的人，所以，后人才弄出了这个讹误来。
　　那么，如果这幅名为《张敦礼闲庭蹴鞠图》的作品真的是张敦礼的作品，那也只可能是南宋人张敦礼的作品。从画面上来看，画面人物比例很大，细节描绘得也很突出。这种风格与南宋时代的人物画，比如张敦礼的学生刘松年绘制的市井生活画《茗园赌市图》，以及稍晚于刘松年时代的画院另一高手李嵩所绘制的《货郎图》一类的画作来看，风格相仿。这种作品大抵上有北宋“今体人物画”的遗脉，重点描绘底层百姓的生活，既有给皇帝了解社会民情的意思，也是宋人关注民生这一价值理念的体现。
　　只不过，此事还有下文。后来乾隆也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他此后于另外一幅定名为张敦礼的画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围炉博古图》后作诗说：“训礼易敦礼，二人非一人，相如似有幕，欲讶孰为真……”同时，诗中小注，乾隆还额外补充了一句：“《书画谱》裁张训礼旧名张敦礼，避光宗讳改令名，又别载张敦礼传。初疑即系一人，及细考年代，敦礼乃哲宗之壻，前后相距百余年，当是名偶相同。”
　　对于这幅《闲庭蹴鞠图》以及张敦礼的画作鉴定问题，学者们观点有很大分歧。中国台湾的不少学者认为张敦礼并无画作传至今日，今日所见挂名张敦礼名下的作品，均是伪作、传派作品，或者是鉴定错误，与真迹无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围炉博古图》，此图早些年被认为是刘松年的画作，后改定为张敦礼所作。其判断依据是画作中所描绘的物件、人物与刘松年有相似之处，但论精细、文雅则过之。加之乾隆曾就此图题诗，故而认定此图是张敦礼作品。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观点。毕竟当下没有张敦礼可信真迹传世，至于现存的其他挂名张敦礼名下的作品，也未经过与真迹做笔墨比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鉴定环节。因此，仅仅依靠美术史史料，或者与刘松年风格相仿来评判，还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