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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前不久我应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之邀，参加了其主持的庆祝活动。这些年与他交往的一些片断也再次浮现在眼前。
2007年1月，我从摩洛哥王国离任后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主管对欧洲的人民外交工作。在外交学会工作期间，我有幸接触了不少欧洲的前政要，其中接触最多的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应拉法兰之邀在法国演讲
拉法兰2005年6月卸任法国总理后，担任著名的法国展望与革新基金会主席。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介绍中国，推动法国和中国关系稳定发展，是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从2006年起，每年8月这个基金会都要在法国南部小城普瓦捷召开一次有关中国的高级别大型研讨会，出席者有法国内阁成员、议员、驻外大使、前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高层领导。第一届会议于2006年8月召开，没有邀请中国方面参加。但会议的组织者拉法兰认为，讨论中国话题没有中国人参与是个缺憾。于是从2007年8月第二届起他们每年都要邀请中方人员参加。
2007年8月，我第一次应邀参加。我从巴黎乘法国高速列车抵达普瓦捷车站时已是傍晚，同车抵达的还有几位法国议员、法国驻华大使以及欧盟驻华大使。在站台上迎接我们的有四五个人，为首的那位老人笑眯眯地走过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程涛大使吧，中国朋友光临普瓦捷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期待你明天的发言。”这位老人就是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这是我第一次与拉法兰总理近距离接触。
第二天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题目是“欧中关系：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上午安排了五个人发言。因为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让-皮埃尔·茹耶等两位部长要参加内阁会下午才能赶来参加研讨会，为了表示重视惟一的中国代表的演讲，他们安排我下午第一个讲话。上午的发言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有许多客观的评论，但也有一些批评和责难，有的看法显然是出于误会和带有偏见。
午宴时我被安排坐在拉法兰的旁边。拉法兰问我对上午讨论的看法。我说，发言的人对中国都有相当的了解，但也有相当的不了解，不过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我对拉法兰说，我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题目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和谐世界的建设”，但我听了上午的发言后，感觉我的稿子对应性不够强。我可不可以不按稿子讲，而是针对上午的发言谈谈我的感受和看法。拉法兰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下午的会议由拉法兰主持。我发言时除了偶尔查查有关数据外，基本脱稿讲。我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我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有时也针锋相对，批驳了“中国威胁论”。为了不把气氛搞得过于紧张，我还不时开开玩笑。按研讨会规定，主旨发言时间是每人20分钟，在我讲到18分钟时，拉法兰提醒我说，你还有两分钟。此时我正在兴头上，我也知道听众对我的话很感兴趣，而且我也还有许多话要讲。于是我开玩笑地说：“整个上午都是大家在讲中国，现在刚刚轮到中国讲了，中国有13亿人，按比例怎么也应该多给我几分钟吧”。台下的很多人给我鼓掌。拉法兰立即顺水推舟，痛快地说，既然大家让你讲，你就接着讲吧。后来我讲了50分钟。
参会的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对我的讲话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说，听到一个中国官员这样直接、坦率、用法国人能够接受和听得懂的话来演讲，感到特别新奇和振奋。拉法兰也显得格外高兴，大概是觉得他邀请的中国人没有给他丢面子吧。第二天一大早，拉法兰给我拿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报纸里有几篇关于头一天研讨会的报道。他特别挑出其中一篇给大家看。这篇评论说：“在研讨会上，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尊敬的程涛先生的发言。……他时而小小嘲讽，时而令人感动，在进行分析时，恰如其分、客观、明确而又一针见血。”
我之所以引用一段法国媒体的话，是我认为外国记者不会吹捧一个不相识的普通中国演讲者，说的应该是真实的感受。
法中友谊的“消防员”
自此拉法兰对我有些“刮目相看”了，他认为他在促进法中人民增进了解和法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工作中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应当说拉法兰对中国是相当了解的。从1976年随法国青年代表团访华后他就“爱上了中国”。在后来的35年里，他几十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考察。另外，他与被公认为中国通的雅克·希拉克总统关系密切，也受到这位良师益友潜移默化的影响。拉法兰非常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研究过中国的古代和近代诗词。然而，他仍在不断地充实他关于中国的知识。每次来中国或有同中国人交谈的机会，除了希望听到中国领导人的真知灼见外，也不忽略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一家之言”。在一次同法国议员、学者进行人权问题辩论时，我曾不太客气地说过一句话，我说“请你们相信，我们中国人和你们法国人一样聪明，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但不愿意听你们的教训”。拉法兰很同意我的说法，后来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了这句话。
在和拉法兰以及法国的一些议员较多的接触中，我们也谈到东西方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区别。
有一次我在和拉法兰率领的友好代表团的人士交谈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讲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表达方式，这是纯东方的，但过于含蓄、迂回和复杂，而西方男女之间的“我爱你”要直接了当得多。另外一个是我小时候图画老师讲解一幅中国画的故事。一幅叫“深山有古寺”的画，画中根本没有寺庙，只有一个和尚挑着一担水走在通向山林深处的石阶上。我说中国人讲“好酒喝到微醉后，好花看在半开时”的意境，讲究留有想象的空间。这和较为直观的西洋画的表达手法是有很大差别的，却不能说哪个美哪个不美。
拉法兰对我说，我所说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帮助他进一步了解和理解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和相似的看法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拉法兰是中法分歧的热心弥合者和中法共同利益的勇敢捍卫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误解影响中法两国关系的时候，我经常作为法中友谊的‘消防员’介入其中”。2009年初，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方面的劝告高调会见达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致中法关系于困难之中。拉法兰对两国关系遭受挫折忧心忡忡，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来推动危机的消除。拉法兰意识到，他必须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传递友好的信息，也要让法国领导人和法国人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他不能仅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2009年2月初，拉法兰率法国政治家代表团19人访华。代表团中有五名参议员和包括第一副议长拉菲纳尔在内的五名国民议会议员，还有五名政府官员及民间代表。拉法兰私下对我说，他之所以带这么多议员来，是有意识地让这些在法国有分量的人多听听中国的声音，多了解中国的民情民意，回国后壮大对华友好的声音。代表团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温总理在会见代表团时就法国总统会见达赖损害中法关系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拉法兰一再强调法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统一，他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力劝萨科齐采取积极行动。作为代表团的全程陪同，我有机会同议员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但我觉得还不够，还想再做做工作。在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对拉法兰说，我想再与团员们谈谈，敞开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扉。拉法兰心领神会，他建议我与法国代表团召开一个晚餐总结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先入为主，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用自己的感受和实事实例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谈到1964年戴高乐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的英明决策给中法人民带来的好处，谈到希拉克总统因了解中国而有力维护两国关系和利益，也谈到拉法兰总理2003年“非典”期间来中国给予中国人民的支持和鼓舞。我说，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是两个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民族，应该是互敬互爱的天然好友。
我把话锋转到萨科齐会见达赖问题上，我明确指出，萨科齐总统会见达赖至少是欠考虑的，后果是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也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萨科齐总统还就参加奥运开幕式提出政治条件，使中法关系受了伤。中国的老百姓说，你来看奥运比赛，我们欢迎，不来就不来，提条件不是有点欺负人吗？后来他来参加奥运开幕式，中国人既往不咎，还热烈欢迎。然而，回去不久，他却以欧盟主席身份高调会见达赖，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变来变去呢？中法关系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你这样做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中国人把法国人当作天生的朋友。敌人的箭伤皮，朋友的箭伤心。副议长拉菲纳尔对这句话特别赞赏，他说，你既表扬了法国，又批评了法国，我回去要把这句话告诉法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针对有的法国人说他们只把达赖看作一个宗教领袖的辩解，我说，我们说他是搞分裂的政治和尚，法国朋友即使不完全这么看也不能主动冒犯中国人民。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在法国，菊花只用于葬礼，是送给死人的，而在中国，菊花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如果有个中国人误把菊花送给举行婚礼的法国朋友会怎么样？团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那不行。我说，法国朋友会很不高兴地说，先生，菊花是送给死人的。那位中国人也会因此表示道歉，并换一束玫瑰。这是起码的做人之道。
他们问我：“事已至此，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为了留有余地，我说了一个故事。我说，前两天我同外交学院的学生就中法关系进行了一次座谈，在谈到萨科齐见达赖时，学生们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提出：法兰西民族是个讲礼貌的民族，法国人不小心碰一下别人，还说声“一千个对不起”。这次萨科齐总统深度伤害中国，必须道歉。大多数同学则认为，让法国总统道歉，他会下不来台。但如果他巧妙地做出以后不再会见达赖的承诺，也是可以了。
后来听在法国的朋友们说，拉法兰回国后在法国政界为改善中法关系积极奔波。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传递积极信息。2009年2月25日，拉法兰与访华的八名议员，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恢复法中对话迫在眉睫”的联合署名文章，呼吁法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法中关系。2009年4月1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胡锦涛主席和萨科齐总统会晤，中法关系走出困境。应该说拉法兰功不可没。
“小人物”与“大人物”交往的感受：感情是人的共性
通过长期以来的交往，我和拉法兰之间关系越来越近，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拉法兰说，我们在级别上不是一个档次，我是前大使，你是前总理，不管在哪里，大使都是给总理打工的。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是“忘级之交”，是跨国的，也是跨级别的。
拉法兰是中国的朋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只是在他访问中国以及和中国领导人交往中当一个联络员。他对我这个联络员比较满意就是了。
拉法兰是法国前总理，现在是法参议院副议长，也是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副主席，是活跃在法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我这个 “小人物”在与拉法兰等“大人物”的交往中，有许多体会和感悟。最大的体会是人是有共性的，感情就是人的共性。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会是因为与我们接触不多，了解太少，只要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以情沟通、用心说话、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实取信，我们就能交更多的朋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前驻马里、摩洛哥大使）
2007年1月，我从摩洛哥王国离任后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主管对欧洲的人民外交工作。在外交学会工作期间，我有幸接触了不少欧洲的前政要，其中接触最多的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应拉法兰之邀在法国演讲
拉法兰2005年6月卸任法国总理后，担任著名的法国展望与革新基金会主席。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介绍中国，推动法国和中国关系稳定发展，是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从2006年起，每年8月这个基金会都要在法国南部小城普瓦捷召开一次有关中国的高级别大型研讨会，出席者有法国内阁成员、议员、驻外大使、前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高层领导。第一届会议于2006年8月召开，没有邀请中国方面参加。但会议的组织者拉法兰认为，讨论中国话题没有中国人参与是个缺憾。于是从2007年8月第二届起他们每年都要邀请中方人员参加。
2007年8月，我第一次应邀参加。我从巴黎乘法国高速列车抵达普瓦捷车站时已是傍晚，同车抵达的还有几位法国议员、法国驻华大使以及欧盟驻华大使。在站台上迎接我们的有四五个人，为首的那位老人笑眯眯地走过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程涛大使吧，中国朋友光临普瓦捷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期待你明天的发言。”这位老人就是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这是我第一次与拉法兰总理近距离接触。
第二天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题目是“欧中关系：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上午安排了五个人发言。因为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让-皮埃尔·茹耶等两位部长要参加内阁会下午才能赶来参加研讨会，为了表示重视惟一的中国代表的演讲，他们安排我下午第一个讲话。上午的发言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有许多客观的评论，但也有一些批评和责难，有的看法显然是出于误会和带有偏见。
午宴时我被安排坐在拉法兰的旁边。拉法兰问我对上午讨论的看法。我说，发言的人对中国都有相当的了解，但也有相当的不了解，不过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我对拉法兰说，我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题目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和谐世界的建设”，但我听了上午的发言后，感觉我的稿子对应性不够强。我可不可以不按稿子讲，而是针对上午的发言谈谈我的感受和看法。拉法兰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下午的会议由拉法兰主持。我发言时除了偶尔查查有关数据外，基本脱稿讲。我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我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有时也针锋相对，批驳了“中国威胁论”。为了不把气氛搞得过于紧张，我还不时开开玩笑。按研讨会规定，主旨发言时间是每人20分钟，在我讲到18分钟时，拉法兰提醒我说，你还有两分钟。此时我正在兴头上，我也知道听众对我的话很感兴趣，而且我也还有许多话要讲。于是我开玩笑地说：“整个上午都是大家在讲中国，现在刚刚轮到中国讲了，中国有13亿人，按比例怎么也应该多给我几分钟吧”。台下的很多人给我鼓掌。拉法兰立即顺水推舟，痛快地说，既然大家让你讲，你就接着讲吧。后来我讲了50分钟。
参会的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对我的讲话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说，听到一个中国官员这样直接、坦率、用法国人能够接受和听得懂的话来演讲，感到特别新奇和振奋。拉法兰也显得格外高兴，大概是觉得他邀请的中国人没有给他丢面子吧。第二天一大早，拉法兰给我拿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报纸里有几篇关于头一天研讨会的报道。他特别挑出其中一篇给大家看。这篇评论说：“在研讨会上，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尊敬的程涛先生的发言。……他时而小小嘲讽，时而令人感动，在进行分析时，恰如其分、客观、明确而又一针见血。”
我之所以引用一段法国媒体的话，是我认为外国记者不会吹捧一个不相识的普通中国演讲者，说的应该是真实的感受。
法中友谊的“消防员”
自此拉法兰对我有些“刮目相看”了，他认为他在促进法中人民增进了解和法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工作中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应当说拉法兰对中国是相当了解的。从1976年随法国青年代表团访华后他就“爱上了中国”。在后来的35年里，他几十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考察。另外，他与被公认为中国通的雅克·希拉克总统关系密切，也受到这位良师益友潜移默化的影响。拉法兰非常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研究过中国的古代和近代诗词。然而，他仍在不断地充实他关于中国的知识。每次来中国或有同中国人交谈的机会，除了希望听到中国领导人的真知灼见外，也不忽略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一家之言”。在一次同法国议员、学者进行人权问题辩论时，我曾不太客气地说过一句话，我说“请你们相信，我们中国人和你们法国人一样聪明，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但不愿意听你们的教训”。拉法兰很同意我的说法，后来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了这句话。
在和拉法兰以及法国的一些议员较多的接触中，我们也谈到东西方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区别。
有一次我在和拉法兰率领的友好代表团的人士交谈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讲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表达方式，这是纯东方的，但过于含蓄、迂回和复杂，而西方男女之间的“我爱你”要直接了当得多。另外一个是我小时候图画老师讲解一幅中国画的故事。一幅叫“深山有古寺”的画，画中根本没有寺庙，只有一个和尚挑着一担水走在通向山林深处的石阶上。我说中国人讲“好酒喝到微醉后，好花看在半开时”的意境，讲究留有想象的空间。这和较为直观的西洋画的表达手法是有很大差别的，却不能说哪个美哪个不美。
拉法兰对我说，我所说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帮助他进一步了解和理解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和相似的看法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拉法兰是中法分歧的热心弥合者和中法共同利益的勇敢捍卫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误解影响中法两国关系的时候，我经常作为法中友谊的‘消防员’介入其中”。2009年初，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方面的劝告高调会见达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致中法关系于困难之中。拉法兰对两国关系遭受挫折忧心忡忡，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来推动危机的消除。拉法兰意识到，他必须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传递友好的信息，也要让法国领导人和法国人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他不能仅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2009年2月初，拉法兰率法国政治家代表团19人访华。代表团中有五名参议员和包括第一副议长拉菲纳尔在内的五名国民议会议员，还有五名政府官员及民间代表。拉法兰私下对我说，他之所以带这么多议员来，是有意识地让这些在法国有分量的人多听听中国的声音，多了解中国的民情民意，回国后壮大对华友好的声音。代表团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温总理在会见代表团时就法国总统会见达赖损害中法关系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拉法兰一再强调法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统一，他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力劝萨科齐采取积极行动。作为代表团的全程陪同，我有机会同议员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但我觉得还不够，还想再做做工作。在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对拉法兰说，我想再与团员们谈谈，敞开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扉。拉法兰心领神会，他建议我与法国代表团召开一个晚餐总结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先入为主，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用自己的感受和实事实例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谈到1964年戴高乐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的英明决策给中法人民带来的好处，谈到希拉克总统因了解中国而有力维护两国关系和利益，也谈到拉法兰总理2003年“非典”期间来中国给予中国人民的支持和鼓舞。我说，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是两个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民族，应该是互敬互爱的天然好友。
我把话锋转到萨科齐会见达赖问题上，我明确指出，萨科齐总统会见达赖至少是欠考虑的，后果是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也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萨科齐总统还就参加奥运开幕式提出政治条件，使中法关系受了伤。中国的老百姓说，你来看奥运比赛，我们欢迎，不来就不来，提条件不是有点欺负人吗？后来他来参加奥运开幕式，中国人既往不咎，还热烈欢迎。然而，回去不久，他却以欧盟主席身份高调会见达赖，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变来变去呢？中法关系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你这样做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中国人把法国人当作天生的朋友。敌人的箭伤皮，朋友的箭伤心。副议长拉菲纳尔对这句话特别赞赏，他说，你既表扬了法国，又批评了法国，我回去要把这句话告诉法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针对有的法国人说他们只把达赖看作一个宗教领袖的辩解，我说，我们说他是搞分裂的政治和尚，法国朋友即使不完全这么看也不能主动冒犯中国人民。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在法国，菊花只用于葬礼，是送给死人的，而在中国，菊花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如果有个中国人误把菊花送给举行婚礼的法国朋友会怎么样？团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那不行。我说，法国朋友会很不高兴地说，先生，菊花是送给死人的。那位中国人也会因此表示道歉，并换一束玫瑰。这是起码的做人之道。
他们问我：“事已至此，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为了留有余地，我说了一个故事。我说，前两天我同外交学院的学生就中法关系进行了一次座谈，在谈到萨科齐见达赖时，学生们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提出：法兰西民族是个讲礼貌的民族，法国人不小心碰一下别人，还说声“一千个对不起”。这次萨科齐总统深度伤害中国，必须道歉。大多数同学则认为，让法国总统道歉，他会下不来台。但如果他巧妙地做出以后不再会见达赖的承诺，也是可以了。
后来听在法国的朋友们说，拉法兰回国后在法国政界为改善中法关系积极奔波。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传递积极信息。2009年2月25日，拉法兰与访华的八名议员，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恢复法中对话迫在眉睫”的联合署名文章，呼吁法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法中关系。2009年4月1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胡锦涛主席和萨科齐总统会晤，中法关系走出困境。应该说拉法兰功不可没。
“小人物”与“大人物”交往的感受：感情是人的共性
通过长期以来的交往，我和拉法兰之间关系越来越近，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拉法兰说，我们在级别上不是一个档次，我是前大使，你是前总理，不管在哪里，大使都是给总理打工的。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是“忘级之交”，是跨国的，也是跨级别的。
拉法兰是中国的朋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只是在他访问中国以及和中国领导人交往中当一个联络员。他对我这个联络员比较满意就是了。
拉法兰是法国前总理，现在是法参议院副议长，也是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副主席，是活跃在法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我这个 “小人物”在与拉法兰等“大人物”的交往中，有许多体会和感悟。最大的体会是人是有共性的，感情就是人的共性。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会是因为与我们接触不多，了解太少，只要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以情沟通、用心说话、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实取信，我们就能交更多的朋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前驻马里、摩洛哥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