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姝的生日是四月十五号，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有的只是一个只能接进却不能打出的号码——来自陌生异乡的封闭式学校里的一台公共电话。纵然是这样，我也常常因事而漏接她的电话。我看着错过的号码——却什么也做不了。
　　那个夏天，我高考大失利，原以为就此沉入谷底，已经着手复读，却捡了个狗屎运在本地的一所还说得过去的学校里，读了自己最想读的专业。可是这大半年我常在半梦半醒的恍惚间，觉得我和阿姝的人生像是在那个六月被置换过了——我帮她走着她原本该走的路，她帮我体验着我原本该体验的生活。
　　我们都没有停止生长。在最近一年与她为数不多的通话和见面中，她还是她，独立坚定、伴着理想主义者明亮而善笑的眸子。她没有停止阅读和歌唱。
　　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熟悉的人。阿姝还是阿姝，无论去了哪里。少年志气扎根很深，只是愈发包裹在温柔里了。
　　……
　　阿姝身处牢笼，我在一片自由地上。阿姝自由，我不自由。
　　二
　　这几年，我不停问自己：如果没有遇到阿姝，我的景况会不会好一些？
　　三年前第一次见到阿姝时，她正爆着青春痘，红红油油地汪在脸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大”，尤其是那张嘴——鲜红的血液仿佛要挣开裹住丰厚双唇的透明表皮，冲到我的前面来;其次是鼻子，她的鼻子让我想到熊和猿的结合体，扁平宽阔，亮亮堂堂地趴在脸上，那正大光明的气势正如被她一股脑儿夹在头顶的刘海，没有半分遮掩。如果说我们的鼻子是被造物主轻巧地摆放上去的，那么她的大抵是被用力过猛地甩在脸上的。
　　别人都说阿姝的眼睛很好看，深而水灵，而我总觉得她的鼻子太难看了，况且眼睛又被厚厚的眼镜挡住。
　　我再回想那个三年前的夏日午后，阿姝戴着军帽坐在吵吵闹闹的人群中，低头看kindle。阳光从我脑后打来，我走到她面前，在她的脚尖处打上一圈阴影，她猛然仰头望我。我想象，在她的视角，我像是站在贡多拉船尖上的船夫，铁塔一样的身体伫立在蔚蓝色的天空下。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
　　事实上我很瘦小，她生得高大。可我总是沉浸在第一印象的视角所构筑的画面里，我总认为她应当比我难看一些，她的头脑应当不及我灵活，她的字应当不及我娟秀优美……总之我应当微微俯视她的。
　　她与我做了三年的高中同班同学。高一时我沉浸在理化的有序与严谨之中。我偶尔读书，仅此而已。但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因为我的文章写得还不赖——现在看来，这二者其实关系不大。我说偶尔读书，是指学校规定的阅读任务之外的书读得极少，规定内的书籍我倒是读得极其认真，有序而富于节奏感——恰如我每晚临睡前划掉每日清单上的一项项任务时，纸与笔尖发出的让人振奋的擦音一样——那时我的生活也是如此。
　　而阿姝呢，她喜欢在上课时把kindle藏在课本下，指定的阅读书目她却从来不读。她的思想也像她的行为，跳跃而惊人，时常在语文或政治课上冒出一两个悖于常理的观点——至今我仍记得明白，那个十六岁的少女，站在讲台前发表着她关于“性”的演说，在政治课上谈论女权，在语文课上演示近代土耳其的政治演变……她在说这些话时，底下的同学往往骚动一阵，大概是因为她惊人的观点，之后便如同换完气的笨重的鲸鱼沉入水中，纷纷又低下头来，各干各的事儿去了。一粒鹅卵石投入水中尚能溅起水花，一根尖针扎入水中却往往引不起一丝波澜。阿姝常常是站着环视了教室——没有声音，没有回响，只有令人不安的沉默。她只能归位坐好，尴尬笑笑。
　　我也是在以后才知道，那一学年她几乎读了近百本“闲书”。我时常想，为何阿姝会在高二那年成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友人，我们俩是那样不同——我就像鹅卵石，温润圆融，没有太多棱角，所说的中肯之语却往往能获得别人的赞赏与支持。我赢得了几乎每个人的喜欢，而这种受欢迎的气质也似乎源于一种天性，没有刻意伪装所达成的那种拙劣痕迹。而阿姝就像那根尖针——遇上合适的针孔，便结合得紧密;遇不上，便一穿而过不留半点交集。讨厌她的人就像厌恶被针扎而带来的痛感一样，而喜欢她的人，也免不了成为——她所牵引的那根线。
　　我成了那根线。
　　大概是由于有很多次，在像鲸鱼一样沉没的教室里，她这座灯塔失落地环视着不起波澜的水面，看见在大海的另一角还有一艘挂了帆的航船徘徊着、等待着被指引。那时候她的微笑尴尬里掺杂着隐微的愉悦——她知道我一直在看她，她知道我毫不引人注意地、认真地倾听了。可是她大概不知道，每次我听着她的言论，背脊直立，认真而迷惑，却感到巨大的惊悚和恐慌。
　　她的思想永远在我前方，我好像永远都赶不上她。
　　也就在那时，我才发现我的观点根本谈不上观点，只是中庸且浅显的常识而已，只不过我说得更加温和自然、惹人共情;我读的书根本不算我读的书，别人告诉我该看这些，我照做而已，我甚至没有贪婪地想过我还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我忽然感到我那曾经引以为豪的、为人称道的严谨和自律，都显得苍白无力。幼稚是我。
　　就像一台精良的时钟，忽而它引以为豪的玻璃罩子被打碎了，它的内部机关被一根针卡住了。
　　我越与她在一起，便越痛苦。我们很少谈论那个年龄段的少女们本该谈论的话题：关于暗恋，关于游戏。我们却常谈哲学与文学。此外，她一谈政治我就头痛——这总让我想到我只是一个清高而空洞的“好学生”。我不关心政治，而她总说——只有真正爱一个人时才愿意常常与其谈论政治，因为政治往往带来争辩，我们俩是真正相爱的，所以我们不畏惧因争辩而分裂。那时候我总是微笑地倾听，可是我怎么也消除不了这惯性的头痛。
　　我越痛苦，便越离不开她。
　　我的人生完全地转向了。那段日子里，我完全静不下心来演算数学、钻研物理，而是被一股莫名的火光追赶着、牵引着。我像个亡命之徒般疯狂地读文史哲类书籍——我害怕极了，害怕我从此只能当她的倾听者，只能在一同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光里，看着她退却了青春痘的白皙的面庞，看着她摘掉眼镜后露出的那双动人的眼睛——鲜明而大胆的双眼皮，灰褐色浓密卷曲的睫毛，以及温柔灵秀的、泛着灰蓝色光晕的眸子——却搭不上一点话。
　　我希望我在看着这具温柔与勇敢、宽容与自由并存迸发的高挑纤细的少女的身躯时，不至于因跟不上她的思想而郁然语塞。
　　我觉得我被什么东西圈绊住，我放弃了理化，放弃了那个未来的科研女性的影子，转而投向文学的泥潭——是泥潭没错，至少在当时——那段时期我读得愈多，便愈加陷入混乱思绪相互碰撞的嘈杂声中。多么可笑——现在想来，我在那段号称是“一个学生最紧要的两年”的时期里，经历了世界观的崩塌，经历了数次崩溃，我感到悲伤，有时却又莫名其妙地热泪盈眶。在以往我最擅长的作文上，我常常半天开不了一句话——下不了笔，颤抖且犹豫，很多观念一同堵在我的胸口，无数枝枝蔓蔓衍生不断，拎起一条线却勾出另一条，无穷无尽。我再也不能像两年前那样，快速而直白地理出一条逻辑来。我感到我写出的很多东西，说服不了迷惑而充满怀疑的我。
　　是泥潭没错，然而我似乎也在这么多年的挣扎中感到一丝宽慰。在混乱与磕碰中，我似乎也渐渐演化出了在沼泽里呼吸的鳃。
　　后来呢？后来我在浑浑噩噩中彳亍，艰难地渡过了这片幽暗的海。虽不至于令人满意，虽然并没有赶上那个三年前被寄予厚望的自己，而是中途转道，义无反顾地冲向海雾中去了。但最终也还是循着雾中灯塔的光亮，往我心向往之的方向游去——混乱与震荡中确立的方向，实在是道阻且长，却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主义的审慎沉思。我去念文学了。
　　可是阿姝呢？阿姝在高考的作文一项里，灵感涌上，义无反顾地写了小说。那篇小说没有结尾，她说时间来不及了，她不愿意潦草地结尾。她高考失利，没过一本线。她选择了复读。阿姝的母亲扼腕叹息，说她就不能循着套路和模式稳稳地来吗？说，她考不好一定是因为作文影响她后程的心态了。阿姝的父亲没管她。阿姝的父亲从来不管她，仿佛没有这个女儿似的。
　　关于这件事，我从来没有问过阿姝，我笃信，阿姝只是为着没有结尾的小说而遗憾，而耿耿于怀了。
　　那天我收到阿姝从复读学校寄来的信。我惊异于她了解着我不了解的时事消息，评论着我评论不出的文学作品，她似乎是滞留了一年，却从不会停止生长。我替我和她向前方走去，独自一人，却不是行单影只——我的身后，是我和她的勇敢的影子。
　　到底是誰羁绊谁呢？
　　是我们互赠了对方一片自由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