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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规则，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数量和披露质量受到所嵌入制度环境的影响。文章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8—2012年在我国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法制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社会资本这一系列制度环境因素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地区市场化总体进展越快、法制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小、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则该地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好。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 社会资本； 制度环境； 会计信息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39-06
一、引言
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系列会计欺诈行为令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一系列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制度改革，会计信息透明度成为研究的焦点。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更将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作为改善金融市场环境的重要措施。国际会计准则的频繁修改，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多次召开，目的均为努力制定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高质量”准则的具体衡量标准是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996）。高透明度的信息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证资本市场有效运转。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影响透明度的因素错综复杂，既包括社会环境、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形成的制度环境因素，也包括公司治理、公司特征、公司财务和信息披露动机形成的内部因素。制度环境作为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外部因素，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Bushman（2004）将公司信息透明度分为会计透明度和治理透明度，会计透明度与该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关，治理透明度则取决于该国的法律制度。从外部治理环境来看，加强法制化水平、减少政府的干预、改善社会经营环境都有利于投资者保护，能从根本上提高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North（1990）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正式的制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社会规则。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法规、产权制度、合同契约等，它们激励和约束社会个体和团体之间的行为；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包括社会信任、习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它们构成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这一系列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社会规则和习俗构成了上市公司存在的制度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数量和披露质量受到所嵌入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经济和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社会团体之间的互信程度高，市场上高质量会计信息必然增加；反之，制度环境不好的地区，经济和法律制度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能获得奖励，制度安排的不合理造成企业逆向选择，市场上虚假会计信息必然增加。
因此，本文研究的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正式的社会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具体假设如下：
（一）市场化程度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拉波塔等（La Porta et al.，1997）研究发现投资者利益受保护的程度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正相关。樊纲等（2003）认为市场化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不是简单的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我国国土面积大，各省份不仅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地理位置等禀赋结构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一些东部沿海省份，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而在中西部省份，非市场因素还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樊纲，2011）。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对信息的要求和需求也就越高，其社会协调的交易成本越低，会计信息透明度也就越好。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处于市场化相对进程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好。
（二）政府干预程度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治理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La Porta et al.，1999）。关于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目前主要存在“援助之手”和“攫取之手”两种相反的观点。“援助之手”认为各地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市场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攫取之手”认为经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在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力支配权限后，可能以牺牲社会公共福利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陈刚等，2009）。我国资本市场在经济改革和优化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是一个处于逐步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市场。在A股市场的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就有七成左右，这些公司与政府存在着一定联系，政府会通过所拥有的资源分配权和控制权来干涉上市公司经营活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处于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好。
（三）法律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因素是决定契约、监管和信息中介是否能加速信息流动的主要因素，信息的快速流动将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法律制度在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法规与监管的完善对公司透明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谭劲松等，2010）。各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不仅包括法律体系的完善、司法的公正与执行效率，还应该包括法律制度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权利的保护程度。由于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公司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有可能为自己谋取额外利益，而法律机制通过制度约束和处罚提高企业的违规披露成本，减少企业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代理问题，从而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处于法制化水平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四）社会资本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团体间密切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Norman Uphoff（2000）认为社会资本有结构社会资本和文化社会资本两种表现形式。结构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社会组织和社交网络，文化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信任、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权威。社会资本作为法律法规、产权制度、合同等正式制度之外的一种非正式规则，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作为公认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文化资源，社会资本能够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和提高社会整合度，从而促进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影响信任和社会规范，使企业之间的网络更方便，技术创新更容易实现，从而引致经济增长（chou，2006）。因此，在一个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如果企业违规则有可能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企业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处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8—2012年在我国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之上，删除了金融、保险类行业以及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通过手工整理，最终得到2 228个样本。研究变量中，信息透明度来源于深交所诚信档案中公布的考评结果，地区市场化程度、法制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采用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相关数据（樊刚等，2011），社会资本采用了张维迎、柯荣住（2002）对31个省份的信任调查数据，其他数据全部来自CCER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相关数据先放入Excel筛选和整理，最后通过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会计信息透明度（Trans），深圳证券交易所从2001年开始，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类指标（2011年后评为A、B、C、D），优秀、良好（A、B）对应赋值为1，合格和不合格（C、D）对应赋值为0，用以衡量不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级别。
2.解释变量
（1）各地区市场化程度（Mar）、法制化水平（Law）和政府干预程度（Gov）。本文预期市场化总水平越高、法制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小，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由于制度环境影响的滞后效应，本文采用樊纲、王小鲁（2011）所构建的2007—2011年中国各地区市场指数中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得分，分别作为本文中2008—2012年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环境的衡量数据①。
（2）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张维迎、柯荣住，2002）。张维迎、柯荣住（2002）对国内31个省份企业领导人做了信任水平问卷调查，被调查企业涉及13个行业，取得了大陆各地区企业信任水平的加权数据，以此来衡量我国各省份的社会资本水平。
本文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名称、含义和计算详见表1。
（三）模型构建
由于市场化程度由政府干预程度、法制水平等指数计算得来，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和共线性，若放在一起建立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出现大于5的情况，模型不具解释能力，因此，在下文的回归中，将4个自变量分别引入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以检验不同制度环境因素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4个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Trans1=？茁0 ？茁1Mar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茁5Top5 ？茁6Z_Index ？茁7Industry ？茁8Year ？着
模型2：Trans2=？茁0 ？茁1Gov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茁5Top5 ？茁6Z_Index ？茁7Industry ？茁8Year ？着
模型3：Trans3=？茁0 ？茁1Law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茁5Top5 ？茁6Z_Index ？茁7Industry ？茁8Year ？着
模型4：Trans4=？茁0 ？茁1Social Capital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茁5Top5 ？茁6Z_Index ？茁7Industry ？茁8Year ？着
其中，？茁0是常数项，？茁i（i=1，2，…，8）分别代表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着代表误差项。
四、回归结果及解释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对因变量、解释变量和主要的控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出了各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从表中可以看出因变量透明度（Trans）的均值为0.73，说明在全体样本的上市公司中，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优秀或良好占总样本公司的73%，合格或不合格的占总样本公司的27%，合格或不合格的比重较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整体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反映制度环境的变量中，市场化程度（Mar）、政府干预程度（Gov）、法制水平（Law）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最小值分别为3.54、5.30、2.77、2.70，最大值分别为13.37、10.42、28.78、218.9，说明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东部沿海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总体优于中西部地区。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控制变量的变化范围也比较大，特别是Level的均值达到了58.77%，说明在深交所上市样本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偏高。
【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 社会资本； 制度环境； 会计信息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39-06
一、引言
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系列会计欺诈行为令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一系列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制度改革，会计信息透明度成为研究的焦点。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更将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作为改善金融市场环境的重要措施。国际会计准则的频繁修改，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多次召开，目的均为努力制定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高质量”准则的具体衡量标准是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996）。高透明度的信息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证资本市场有效运转。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影响透明度的因素错综复杂，既包括社会环境、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形成的制度环境因素，也包括公司治理、公司特征、公司财务和信息披露动机形成的内部因素。制度环境作为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外部因素，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Bushman（2004）将公司信息透明度分为会计透明度和治理透明度，会计透明度与该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关，治理透明度则取决于该国的法律制度。从外部治理环境来看，加强法制化水平、减少政府的干预、改善社会经营环境都有利于投资者保护，能从根本上提高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North（1990）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正式的制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社会规则。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法规、产权制度、合同契约等，它们激励和约束社会个体和团体之间的行为；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包括社会信任、习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它们构成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这一系列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社会规则和习俗构成了上市公司存在的制度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数量和披露质量受到所嵌入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经济和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社会团体之间的互信程度高，市场上高质量会计信息必然增加；反之，制度环境不好的地区，经济和法律制度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能获得奖励，制度安排的不合理造成企业逆向选择，市场上虚假会计信息必然增加。
因此，本文研究的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正式的社会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具体假设如下：
（一）市场化程度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拉波塔等（La Porta et al.，1997）研究发现投资者利益受保护的程度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正相关。樊纲等（2003）认为市场化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不是简单的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我国国土面积大，各省份不仅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地理位置等禀赋结构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一些东部沿海省份，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而在中西部省份，非市场因素还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樊纲，2011）。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对信息的要求和需求也就越高，其社会协调的交易成本越低，会计信息透明度也就越好。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处于市场化相对进程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好。
（二）政府干预程度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治理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La Porta et al.，1999）。关于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目前主要存在“援助之手”和“攫取之手”两种相反的观点。“援助之手”认为各地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市场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攫取之手”认为经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在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力支配权限后，可能以牺牲社会公共福利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陈刚等，2009）。我国资本市场在经济改革和优化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是一个处于逐步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市场。在A股市场的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就有七成左右，这些公司与政府存在着一定联系，政府会通过所拥有的资源分配权和控制权来干涉上市公司经营活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处于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好。
（三）法律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因素是决定契约、监管和信息中介是否能加速信息流动的主要因素，信息的快速流动将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法律制度在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法规与监管的完善对公司透明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谭劲松等，2010）。各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不仅包括法律体系的完善、司法的公正与执行效率，还应该包括法律制度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权利的保护程度。由于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公司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有可能为自己谋取额外利益，而法律机制通过制度约束和处罚提高企业的违规披露成本，减少企业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代理问题，从而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处于法制化水平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四）社会资本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团体间密切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Norman Uphoff（2000）认为社会资本有结构社会资本和文化社会资本两种表现形式。结构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社会组织和社交网络，文化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信任、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权威。社会资本作为法律法规、产权制度、合同等正式制度之外的一种非正式规则，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作为公认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文化资源，社会资本能够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和提高社会整合度，从而促进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影响信任和社会规范，使企业之间的网络更方便，技术创新更容易实现，从而引致经济增长（chou，2006）。因此，在一个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如果企业违规则有可能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企业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处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8—2012年在我国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之上，删除了金融、保险类行业以及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通过手工整理，最终得到2 228个样本。研究变量中，信息透明度来源于深交所诚信档案中公布的考评结果，地区市场化程度、法制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采用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相关数据（樊刚等，2011），社会资本采用了张维迎、柯荣住（2002）对31个省份的信任调查数据，其他数据全部来自CCER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相关数据先放入Excel筛选和整理，最后通过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会计信息透明度（Trans），深圳证券交易所从2001年开始，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类指标（2011年后评为A、B、C、D），优秀、良好（A、B）对应赋值为1，合格和不合格（C、D）对应赋值为0，用以衡量不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级别。
2.解释变量
（1）各地区市场化程度（Mar）、法制化水平（Law）和政府干预程度（Gov）。本文预期市场化总水平越高、法制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小，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由于制度环境影响的滞后效应，本文采用樊纲、王小鲁（2011）所构建的2007—2011年中国各地区市场指数中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得分，分别作为本文中2008—2012年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环境的衡量数据①。
（2）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张维迎、柯荣住，2002）。张维迎、柯荣住（2002）对国内31个省份企业领导人做了信任水平问卷调查，被调查企业涉及13个行业，取得了大陆各地区企业信任水平的加权数据，以此来衡量我国各省份的社会资本水平。
本文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名称、含义和计算详见表1。
（三）模型构建
由于市场化程度由政府干预程度、法制水平等指数计算得来，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和共线性，若放在一起建立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出现大于5的情况，模型不具解释能力，因此，在下文的回归中，将4个自变量分别引入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以检验不同制度环境因素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4个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Trans1=？茁0 ？茁1Mar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茁5Top5 ？茁6Z_Index ？茁7Industry ？茁8Year ？着
模型2：Trans2=？茁0 ？茁1Gov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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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3：Trans3=？茁0 ？茁1Law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茁5Top5 ？茁6Z_Index ？茁7Industry ？茁8Year ？着
模型4：Trans4=？茁0 ？茁1Social Capital ？茁2Size ？茁3ROE
？茁4Level ？茁5Top5 ？茁6Z_Index ？茁7Industry ？茁8Year ？着
其中，？茁0是常数项，？茁i（i=1，2，…，8）分别代表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着代表误差项。
四、回归结果及解释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对因变量、解释变量和主要的控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出了各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从表中可以看出因变量透明度（Trans）的均值为0.73，说明在全体样本的上市公司中，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优秀或良好占总样本公司的73%，合格或不合格的占总样本公司的27%，合格或不合格的比重较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整体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反映制度环境的变量中，市场化程度（Mar）、政府干预程度（Gov）、法制水平（Law）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最小值分别为3.54、5.30、2.77、2.70，最大值分别为13.37、10.42、28.78、218.9，说明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东部沿海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总体优于中西部地区。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控制变量的变化范围也比较大，特别是Level的均值达到了58.77%，说明在深交所上市样本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