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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人：张桐
年龄： 37岁
职业： 自由职业者
地域： 江西省
行 规
从今年9月开始，我不再干“医闹”这一行了，因为这个还和我二舅闹得很不愉快。
我虽然不肯干了，但觉得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医闹的存在价值并非完全没有，至少它的存在表明，面对医院这个特殊行业，法制的约束力仍有待完善。
先说说我吧，我母亲有很多兄弟姐妹，多数都是做小生意的，我平时开一辆皮卡货车专门给亲戚跑货运赚点钱。但在这些亲戚中，我二舅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是我们这个城市比较有名的医闹头子。
由于家里人都觉得他不务正业，所以平时和他来往也不多。直到去年过年时，家里聚会，我二舅突然私下跟我说：“小桐，二舅这边缺得力的人手，你开货车赚钱不多，但总有闲工夫，不如有空就过来帮帮我。”
小时候二舅对我非常好，他这么开口跟我商量我还有点为难。二舅说：“其实很多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帮人处理医疗纠纷，也是锄强扶弱的事，你放心，绝不让你干亏心事。”我不好推辞，就答应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早些年我二舅总是带着几个跟班到医院去闹，时间长了脸熟了，总被医院认出来，后来被举报到派出所。二舅只好不出面，先后培养了几个人替他出头，几年下来也都脸熟了，只好转做幕后。二舅希望我帮他，主要也因为我是生面孔，可以带人去闹。
起初我以为，干医闹就是找几个流氓地痞上医院胡作乱闹一通。可进了这一行才知道，这一行也是有分工的。首先，想接活就要有“线人”，也就是先得知道哪里有医疗纠纷。我二舅几乎在每家医院都有线人，这些人多数都是医院住院部的勤杂工，不是正式编制，却对住院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个科哪个床的病人遭遇到什么事，他们知道的比谁都快。一旦得知患者要找医院讨说法，就通知我二舅，无论最后我二舅能不能介入，每条线索给200元钱。如果这个线人能主动和患者家属攀谈，并把我二舅直接介绍给家属见面谈，那么谈成了就给500元。
如果患者家属有意找医院讨说法，那么我二舅就会派他的几个跟班和家属见面谈。这几个跟班都是跟了我二舅多年的，有男有女，从在医院撒泼打滚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们经多见广，洞悉患者家属心理，往往和家属聊没十分钟，就和家属达成协议，帮家属策划、出头。
在这之后，才是人们经常看到的医闹。这些人有的是社会闲散人员，有的是二舅跟班的农村亲戚，都经过精心的培训，负责在现场闹。可实际上这些人赚的最少。
按行里的规矩，一人一天也就给150元，如果是患者已去世的，那么一个医闹干一天给200元。但如果需要医闹做一些特殊事，比如表演跳楼、昏厥、躺地拦车之类的，有额外“赏钱”。
一直闹到医院最终低头，肯谈判赔偿。事成之后，我二舅要分赔偿款的三分之一。在我二舅这里，一个活儿最低的价码是3万，最高一般不超过20万。也就是说，索赔金额必须是高于9万的活儿才接，而索赔金额超过60万的，医闹最多也就收20万。
博 弈
医闹基本上就分为三个层面，听起来这行当简单、粗暴、龌龊，但其实也不全是这样。比如说，很多时候，医疗事故出现之后，很多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道如何收集证据，没能及时拿到患者的病历，甚至复印件也拿不到。再如化验单丢失、处方找不到、票据丢失。还有一些医疗纠纷需要提供当时的输液残液或输液袋，还有的需要有在场的人证，患者家属都因为悲痛或其他原因错失了收集证据的机会。后期即便不闹，走法律程序也非常不利。而这些职业医闹们是老油条，可以在旁提醒。
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律师提醒，可在现实情况里往往是来不及的。例如有一次医疗事故是护士输液时做配药出了问题，患者当场死亡。死者家属当天刚产生怀疑时，闻讯而来的老九（我二舅的一个手下）立刻反应过来，跑到垃圾堆里翻出了那个输液袋，成为后期和医院谈判的重要筹码。
还有的医院在出事之后，如果发现前期查体时遗漏了重要内容，想篡改病历，如果懂行的医闹介入得早，及时拿到最初病历的复印件，让医生不敢篡改。我曾经处理过的一个事件，一个外科医生因为患者不肯给红包，第一次做手术故意留下隐患，谁想患者家属不得不第二次手术时，虽然给了2000元红包，却因为第一次手术埋下隐患过大无法处理，导致患者左下肢残疾。我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患者先装作不知残疾的原委，打电话感谢医生，在电话中提及红包一事，那医生一时大意，在电话中承认了红包的事。回头我们拿着这段录音找医院去闹，也取得了最大的效果。
至于去医院闹，也很少有使用暴力的。医闹陪同家属去医院往往是五六个人，最多10个人，有的负责大吵大闹出声恫吓，有的负责发传单打横幅，有的负责对付医院的保安。负责吵闹的人有时还要四处撒泼打滚，拦医院大门。另外，有时也会做一些策划，比如在医院内设灵堂之类的。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医闹只求财，不和人动手（而且医院人员只要一碰医闹，医闹肯定就倒地不起），也绝不损坏医院的贵重东西，所以即便派出所来了，也治不了罪。
简而言之，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患者或患者家属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即便知道如何维护自己权益，后续和医院的博弈也非常折磨人。医院在医疗事故中属于绝对的强势，很多医疗事故的鉴定一个地方一个结果，伸缩度太大。一旦走上法律程序，更是漫漫无期。因此，很多患者或患者家属雇医闹，通过这种方式让医院低头谈判，医闹也算是当下的一种无奈产物。
但说到底，医闹这个群体中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侠义之辈？多数都是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蓄意挑拨患者家属和医院之间的关系，极力把事情闹大。而且在患者家属背后支招，提出超出正常范围几倍的索赔金额，从中牟利。还有的就是无中生有地挑医院毛病，从中获利。
我之所以和我二舅闹翻，就是因为今年9月份，一位孕妇在医院分娩，孩子因重度窒息死亡（细节内容不想再说，总之这件事医院是没责任的）。可我二舅为了牟利，非让我挑唆患者家属告医院延误时机、未能及时施行剖宫产，要向医院索赔20万元。
我当时不同意，和我二舅吵了起来，历数我帮他干医闹这大半年，做的十件事里竟有八件是昧着良心。我二舅却百般狡辩，我便愤而离开了他们这个群体。
平心而论，我觉得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医疗体系、医疗事故鉴定体系、患者维权都需要更公平更透明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否则靠医闹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形式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年龄： 37岁
职业： 自由职业者
地域： 江西省
行 规
从今年9月开始，我不再干“医闹”这一行了，因为这个还和我二舅闹得很不愉快。
我虽然不肯干了，但觉得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医闹的存在价值并非完全没有，至少它的存在表明，面对医院这个特殊行业，法制的约束力仍有待完善。
先说说我吧，我母亲有很多兄弟姐妹，多数都是做小生意的，我平时开一辆皮卡货车专门给亲戚跑货运赚点钱。但在这些亲戚中，我二舅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是我们这个城市比较有名的医闹头子。
由于家里人都觉得他不务正业，所以平时和他来往也不多。直到去年过年时，家里聚会，我二舅突然私下跟我说：“小桐，二舅这边缺得力的人手，你开货车赚钱不多，但总有闲工夫，不如有空就过来帮帮我。”
小时候二舅对我非常好，他这么开口跟我商量我还有点为难。二舅说：“其实很多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帮人处理医疗纠纷，也是锄强扶弱的事，你放心，绝不让你干亏心事。”我不好推辞，就答应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早些年我二舅总是带着几个跟班到医院去闹，时间长了脸熟了，总被医院认出来，后来被举报到派出所。二舅只好不出面，先后培养了几个人替他出头，几年下来也都脸熟了，只好转做幕后。二舅希望我帮他，主要也因为我是生面孔，可以带人去闹。
起初我以为，干医闹就是找几个流氓地痞上医院胡作乱闹一通。可进了这一行才知道，这一行也是有分工的。首先，想接活就要有“线人”，也就是先得知道哪里有医疗纠纷。我二舅几乎在每家医院都有线人，这些人多数都是医院住院部的勤杂工，不是正式编制，却对住院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个科哪个床的病人遭遇到什么事，他们知道的比谁都快。一旦得知患者要找医院讨说法，就通知我二舅，无论最后我二舅能不能介入，每条线索给200元钱。如果这个线人能主动和患者家属攀谈，并把我二舅直接介绍给家属见面谈，那么谈成了就给500元。
如果患者家属有意找医院讨说法，那么我二舅就会派他的几个跟班和家属见面谈。这几个跟班都是跟了我二舅多年的，有男有女，从在医院撒泼打滚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们经多见广，洞悉患者家属心理，往往和家属聊没十分钟，就和家属达成协议，帮家属策划、出头。
在这之后，才是人们经常看到的医闹。这些人有的是社会闲散人员，有的是二舅跟班的农村亲戚，都经过精心的培训，负责在现场闹。可实际上这些人赚的最少。
按行里的规矩，一人一天也就给150元，如果是患者已去世的，那么一个医闹干一天给200元。但如果需要医闹做一些特殊事，比如表演跳楼、昏厥、躺地拦车之类的，有额外“赏钱”。
一直闹到医院最终低头，肯谈判赔偿。事成之后，我二舅要分赔偿款的三分之一。在我二舅这里，一个活儿最低的价码是3万，最高一般不超过20万。也就是说，索赔金额必须是高于9万的活儿才接，而索赔金额超过60万的，医闹最多也就收20万。
博 弈
医闹基本上就分为三个层面，听起来这行当简单、粗暴、龌龊，但其实也不全是这样。比如说，很多时候，医疗事故出现之后，很多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道如何收集证据，没能及时拿到患者的病历，甚至复印件也拿不到。再如化验单丢失、处方找不到、票据丢失。还有一些医疗纠纷需要提供当时的输液残液或输液袋，还有的需要有在场的人证，患者家属都因为悲痛或其他原因错失了收集证据的机会。后期即便不闹，走法律程序也非常不利。而这些职业医闹们是老油条，可以在旁提醒。
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律师提醒，可在现实情况里往往是来不及的。例如有一次医疗事故是护士输液时做配药出了问题，患者当场死亡。死者家属当天刚产生怀疑时，闻讯而来的老九（我二舅的一个手下）立刻反应过来，跑到垃圾堆里翻出了那个输液袋，成为后期和医院谈判的重要筹码。
还有的医院在出事之后，如果发现前期查体时遗漏了重要内容，想篡改病历，如果懂行的医闹介入得早，及时拿到最初病历的复印件，让医生不敢篡改。我曾经处理过的一个事件，一个外科医生因为患者不肯给红包，第一次做手术故意留下隐患，谁想患者家属不得不第二次手术时，虽然给了2000元红包，却因为第一次手术埋下隐患过大无法处理，导致患者左下肢残疾。我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患者先装作不知残疾的原委，打电话感谢医生，在电话中提及红包一事，那医生一时大意，在电话中承认了红包的事。回头我们拿着这段录音找医院去闹，也取得了最大的效果。
至于去医院闹，也很少有使用暴力的。医闹陪同家属去医院往往是五六个人，最多10个人，有的负责大吵大闹出声恫吓，有的负责发传单打横幅，有的负责对付医院的保安。负责吵闹的人有时还要四处撒泼打滚，拦医院大门。另外，有时也会做一些策划，比如在医院内设灵堂之类的。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医闹只求财，不和人动手（而且医院人员只要一碰医闹，医闹肯定就倒地不起），也绝不损坏医院的贵重东西，所以即便派出所来了，也治不了罪。
简而言之，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患者或患者家属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即便知道如何维护自己权益，后续和医院的博弈也非常折磨人。医院在医疗事故中属于绝对的强势，很多医疗事故的鉴定一个地方一个结果，伸缩度太大。一旦走上法律程序，更是漫漫无期。因此，很多患者或患者家属雇医闹，通过这种方式让医院低头谈判，医闹也算是当下的一种无奈产物。
但说到底，医闹这个群体中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侠义之辈？多数都是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蓄意挑拨患者家属和医院之间的关系，极力把事情闹大。而且在患者家属背后支招，提出超出正常范围几倍的索赔金额，从中牟利。还有的就是无中生有地挑医院毛病，从中获利。
我之所以和我二舅闹翻，就是因为今年9月份，一位孕妇在医院分娩，孩子因重度窒息死亡（细节内容不想再说，总之这件事医院是没责任的）。可我二舅为了牟利，非让我挑唆患者家属告医院延误时机、未能及时施行剖宫产，要向医院索赔20万元。
我当时不同意，和我二舅吵了起来，历数我帮他干医闹这大半年，做的十件事里竟有八件是昧着良心。我二舅却百般狡辩，我便愤而离开了他们这个群体。
平心而论，我觉得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医疗体系、医疗事故鉴定体系、患者维权都需要更公平更透明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否则靠医闹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形式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