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是生动地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典范。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其主要批评对象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和会议主持者博古。
　　博古态度比较端正，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
　　而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也没有剥夺“左”倾军事路线支持者说理与辩解的权利。
　　所以，尽管当时的会议气氛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发言还是说理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决策层，但此时他还没有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决策权。
　　1935年3月10日，在苟坝会议上，中央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产生了争论。
　　原来，这天中央收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关于建议攻打鼓新场的请战电报。张闻天当即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会议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不打，其他同志则坚决主张打，毛泽东遂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力争。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缺乏民主”，便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作了取消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会后，毛泽东深感进攻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极大危险。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做说服工作。最终，周恩来被说服。
　　1935年3月11日至12日，茍坝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军事的提议，并表示赞成这个提议，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经常由中央直接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确实于指挥不利。
　　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作用。
　　苟坝会议的召开过程，让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与正确性。我们也能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中看到，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也是红军四渡赤水和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
　　（摘编自2016年第10期《紫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