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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档案】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汉族，现居海南。1968年初中毕业时仅15岁，就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湖南省汨罗县汨罗江边的天井乡务农。在农村，劳动之余写些对口词、小演唱、小戏曲，1974年秋调到县文化馆任创作辅导员，1977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多有作品问世，并引起一定社会反响。《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别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大学毕业，到湖南省总工会工作，先后任《主人翁》杂志编辑、副总编。1985年3月在《作家》上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提倡文学应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6月发表中篇小说《爸爸爸》，亦引起一定反响。同年到湖南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8年调到海南省文联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90年调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空城》《谋杀》，评论集《面对空洞而神秘的世界》等。另有译著两本。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和农村生活，以思想蕴含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独树一帜，被翻译成英、法、俄、意等多国文字。
【作品选读】
马桥词典之枫鬼
韩少功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怕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息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以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法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1949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有经验，他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儿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杆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二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雄狮，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生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干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土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1972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儿不对，差点儿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阴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猎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瘴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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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获奖情况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
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1998）；
获台湾最佳图书奖（1998）；
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2）;
获其他奖励和表彰多次，包括《马桥词典》入选海内外专家共同推选的“20世纪华文文学百部经典”（2000）。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汉族，现居海南。1968年初中毕业时仅15岁，就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湖南省汨罗县汨罗江边的天井乡务农。在农村，劳动之余写些对口词、小演唱、小戏曲，1974年秋调到县文化馆任创作辅导员，1977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多有作品问世，并引起一定社会反响。《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别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大学毕业，到湖南省总工会工作，先后任《主人翁》杂志编辑、副总编。1985年3月在《作家》上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提倡文学应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6月发表中篇小说《爸爸爸》，亦引起一定反响。同年到湖南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8年调到海南省文联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90年调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空城》《谋杀》，评论集《面对空洞而神秘的世界》等。另有译著两本。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和农村生活，以思想蕴含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独树一帜，被翻译成英、法、俄、意等多国文字。
【作品选读】
马桥词典之枫鬼
韩少功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怕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息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以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法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1949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有经验，他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儿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杆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二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雄狮，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生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干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土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1972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儿不对，差点儿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阴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猎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瘴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超级链接】
作家获奖情况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
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1998）；
获台湾最佳图书奖（1998）；
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2）;
获其他奖励和表彰多次，包括《马桥词典》入选海内外专家共同推选的“20世纪华文文学百部经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