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工弃市”的故事出自《西京杂记》：西汉的元帝有许多宫女，元帝无暇全部顾及，便叫画师给每个宫女画一张像，按画像点名“临幸”。宫女们的命运便和画儿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少人出大价钱贿赂画师，以图把自己画得更美。有个叫王嫱的宫女（即昭君）不愿意贿赂画师，容貌被画的很一般，因此一直没见过元帝。后来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元帝依照画像把自己没有看上的昭君赐予了他，并按惯例在送行时接见了昭君。这才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元帝非常后悔，又不能出尔反尔，便将满腔的怨怒洒在画师身上。由于查不出是哪一个画师从中作梗，便下令把所有的画工都杀了。整个画业凋敝不堪。
　　这个故事的后果颇像“问题奶粉”给三鹿，乃至给整个奶业带来的影响。如果外界的威压没有达到临界值，形成一个追溯机制，积极预防公司败德行为的发生，严格自律，也就不至于出现这样一场悲剧。
　　其实，我国的公司治理缺乏追溯性在反商业贿赂中早已暴露，2005年5月，美国DPC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因为十年前通过贿赂取得中国相关医院的订单，在美国被处以480万美元的罚款；而国内相关企业竟毫发未伤，有关专家质疑不断。2007年年底，美国朗讯公司爆出商业贿赂丑闻：该公司在华实施贿赂而在美国遭受250万美元的惩罚；而我国的涉案企业竟没有一个受到追查。虽然三鹿“问题奶粉”事件造成的“地震”使得责任追溯问题再也无法回避，但依然停留在“物”的层面，且将企业打包捆绑。也许政府部门靠一次问责“风暴”就能平息众怒，而企业将因此可能一蹶不振。
　　其实，问责必须追溯，不追溯就难以让人信服。如果不能溯及既往，公司治理只能是形同虚设。其实，追溯既往看起来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是针对现实，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因为现在就是以后的历史，现在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清算，就意味着以后要对现在的行为进行清算。况且对过去公司败德行为的追溯，现任管理者不至于十分抵触，也容易找到一个“薄弱”环节，形成加强公司治理的突破口。
　　当然，现任管理层也可以进行追溯，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是关注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对于“历史旧账”往往抱着一种“今官不问前朝事”的态度；即使查起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也会像元帝处置画工那样，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判断，难免“感情用事”。而且“画工弃市”的问责看起来力度很大，实际上是过去管理疏忽的结果，他们当然不愿引火烧身。例如元帝就不是一个明君，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就曾断定“乱我者太子也”。西汉自元帝始，果然每况愈下。为了克服类似的弊端，由公司治理方面担当起追溯的职责，就可以超越管理者的任期，有助于追溯问责客观公正地进行。
　　毫无疑问，追溯机制将针对所有人，不论事情过去多久，一旦发现猫腻就予以查处。唯如此，投机者才不会心存侥幸。当然，追溯机制并不是要在公司治理中另搞一套，而是要强化其职能，提高治理工作的追溯性。首先，要在产品责任追溯的基础上定期进行排查，主动对经营责任提起追溯。其次，对败德行为的追溯要有章可循，对追溯的期限、范围及问责的力度做出可操作的规定。这不仅是指对经营管理行为的追溯要按照程序进行，而且是为了防止问责的长官意志扩大化。至于有些问题事实上没有追溯价值，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认定。再次，要对败德行为的追溯提供资源保证，不惜付出必要的代价。对败德行为的追溯难免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甚至付出相当的代价，这对公司治理能否痛下决心“刮骨疗毒”是一个考验。管理者的败德行为遭到追溯，固然需要公司“买单”，但是与“弃市”的后果比起来，那还是值得的。因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不能以败德的方式挣钱；即使要把以败德方式挣得的钱加倍吐出来，也是一种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