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刻羽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虽然在国外生活了近20年，有些专业词汇需要用英文代替，但她在阐述观点时仍然十分流畅，声音干脆利落。她的名字“刻羽”来自战国时代的名篇《宋玉对楚王问》，其中“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个成语广为人知，其实紧随其后的还有两句“引商刻羽，杂以流徵”，这是比阳春白雪更高一层的音乐境界。金立群用“刻羽”作为女儿的名字，可见这位父亲的文化底蕴。
　　1月16日，经过800多天筹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金立群正是亚投行首任行长。金刻羽并不避讳父亲带给她的影响，她对《环球人物》记者坦言，家庭给她提供了展现能力的机会，但要获得真正成功的人生，仍然要靠个人的长期努力。
　　家庭背景不是一切
　　“我爸对于我长大干什么并没有具体的规划，但从我小时候开始，他就培养我的好奇心，让我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在个人成长方面给了我很大空间。”金刻羽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这种习惯的养成也源自金立群的言传身教。“他下班后，一有时间就读书。我们每天吃完饭，不是看电视，金刻羽：我喜欢和父亲一起读书而是一起读书，或者进行户外运动。我们经常聊天，但很少讨论经济问题，一般是文学、外交、国际政治。”金刻羽说。

　　金立群是从文学转向经济的。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文革”后第一届英语研究生。毕业时，金立群的老师许国璋建议他去财政部，因为“中国更需要经济和金融人才”，本想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金立群就这样踏入了经济领域，但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梦”，90年代还翻译了《摩根财团》一书。金刻羽告诉记者，父亲现在每天都看法语，“他又重新捡回了法国文学”。
　　偏爱人文科学的金立群在对女儿的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多心血。他曾透露，在教育方式上，他一直很开放，尽量让女儿自己去发现适合她的兴趣，而不是逼她死读书。金刻羽坦言自己好奇心很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尤其是文艺和体育方面的。在外界眼中，有一位曾经当过财政部副部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现在又成为亚投行行长的父亲，金刻羽的人生起点“非常高”。她自己又是怎么看的？
　　“我没有见过一个成功的人不是超级努力和自律的，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家庭不是必要条件，但可以辅助一个具备成功者素质的人更快地发展。一个人再聪明、出身再优越，也要努力、敬业、有激情、自我约束，才能实现理想，这些都不是家庭可以带来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重要，但这不一定是家庭背景，而是如何引导你，为你提供机会去展现能力，找到兴趣所在，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在哈佛的很多同学，家庭背景都是普普通通的，但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环境，能让孩子从小自由发展，发现兴趣、培养爱好，最后那些努力的学生自然会脱颖而出。”
　　从哈佛到伦敦
　　14岁时，已经在人大附中读了3年初中的金刻羽决定出国。“是我自己要求去的，我觉得留学有利于我未来的发展。那时在人大附中的竞争也很激烈，我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觉得美国的发展空间更大一些。”在获得纽约一所精英私立高中的奖学金后，金刻羽开始了独自一人赴美求学的生活。
　　“我住在美国人家里，要适应一个很孤独的环境。美国高中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小团体主义。在中国，学生是以学习成绩划分‘阶层’，在美国的精英高中里，是按父母所属的经济阶层划分，或者是由你的外表、体育能力决定的，学生之间有时是很不友好的。”金刻羽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尤其是她所在的地方还是纽约。有种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分成两部分：纽约和纽约以外的美国。
　　“纽约确实和美国其他地方不一样，我觉得有点缺乏人情味，比较冷酷。对一个初次离开父母、刚到美国的小女孩来说，要适应挺艰难的。”金刻羽告诉记者，很多纽约中学生都有假ID，为了能进酒吧喝酒。在灯红酒绿的国际大都市里，孩子们会转移学习精力去模仿成年人。在这种环境下，金刻羽的自控能力起了很大作用。“那时唯一的目标就是上哈佛，动力是200%。一到周末我就看书，养成习惯后，就不再感到寂寞。”这段生活对金刻羽的性格培养帮助很大，她后来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感到孤独。
　　2000年，金刻羽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本科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觉得自己在哈佛的最大收获是从同学们身上学到的。
　　“中国俗语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哈佛的每位同学在高中时都名列前茅，但我发现，很多人已经超越了学校设定的界限，不仅仅是成绩拿到A以上，他们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范畴，根本和考试无关。比如有的同学十几岁就开始写剧本，有的做服装设计师，作为从中国教育系统里出来的人，我很惊讶于这一点。”
　　哈佛的课业压力可大可小，关键在于学生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有动力，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机会。你可以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也可以去创业，哈佛给你这样的空间，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课。一切都是由你控制的，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做好了都有机会找到非常好的工作。哈佛不以成绩为唯一评判标准。”
　　2009年，金刻羽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同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
　　“当时正值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学校没钱。而且我的性格比较外向，喜欢跟各种人交流，尝试不同的事物，所以希望在大都市生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专业实力很强，伦敦又是政治、商业和学术中心，所以我最后选择了伦敦。” 　　在学术领域，金刻羽还处在努力攀登的阶段。她曾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两篇论文;2012年，她在《金融时报》发表了《欧洲应向亚洲取经》的文章，建议欧洲各国学习亚洲务实的精神。
　　现在，金刻羽的研究重心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问题。“过去研究的是比较相称的经济体，比如欧洲对美国。现在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来了，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我目前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交流问题。”
　　对于未来，金刻羽说不会想得太远，近期还是会留在国外搞学术。“我小时候想得特别远，后来发现路是靠走出来的，未来有各种选择，大方向可以规划，但具体选择是灵活的。”当然，走得越远，机会成本就越高，这是一种挑战。“不确定性是件好事，不然人生没什么意思。如果你做的选择都是为了避免不确定性，那么你的选择可能不是最好的。有一定风险对事业来说不是坏事。”
　　“短期痛苦要能承受得住”
　　《环球人物》：在经济领域，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比如某些市场管理政策等，拿到中国并不适用，为什么会这样？
　　金刻羽：国外的成功经验在中国不一定能套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和要求与美国不同。发达国家最关心的是失业和通胀，中国还要关心增长和市场稳定。不过在某些方面，比如如何控制市场情绪、跟市场沟通，可以向美国学习。我认为中国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未来会创造一套属于自己的模式。
　　《环球人物》：经过去年的股灾，很多人认为中国缺乏投资者教育，你同意吗？
　　金刻羽：我认为中国个体投资者还是很了解市场的，但他们的心态与国外投资者不同。国外投资者更看重长期回报，投资选择的种类也比较多，可以分散风险。而中国的投资渠道较少，大家不得不集中在股市里，都想趁股市上去的时候赚一把。
　　《环球人物》：实体经济衰退会演变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吗？
　　金刻羽：我不认为实体经济衰退会演变成一种危机。现在是转型的过程，短期痛苦要能承受得住。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企业的优胜劣汰，是很多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美国也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都要随着科技进步改行。如果政府能提供一些培训，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服务业，很难吸收被淘汰的企业员工。这是一个发展趋势，还需要一定时间。
　　《环球人物》：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瓶颈之中，你认为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
　　金刻羽：经济结构扭曲。中国企业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很大，有钱，贷款很容易;另一类是中小企业，需要贷款却得不到。如果能打破障碍，中小企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应该消除那些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扭曲现象，更有效地使用资本和劳动力，提高经济效率。目前，国有部门贡献了30%的GDP，雇佣15%的劳动力，却吸收了约50%的国民投资。过去认为发展就是工业化，但中国已经跨越这个阶段了。
　　经济要换挡，目标是有的，也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政策环环相扣，除非同时改变才能马上释放潜力，否则一时难以跳出桎梏。
　　《环球人物》：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多大？
　　金刻羽：相比于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巨大收益，创新对GDP的拉动作用仍然较小，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美国这样科技高速增长的国家，从宏观数据上看，科技对于GDP的贡献也只有1%—2%。所以中国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完全靠创新拉动，主要的潜力还隐藏在其他地方。但中国还是应该鼓励创新，当科技进步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创新对经济的作用就会体现出来。
　　《环球人物》：你对中国经济预期如何？
　　金刻羽：近期是转型过程，得看深化改革的推动作用能有多大、多快。我认为中国短期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中长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调动。现在中小企业陷入恶性循环，借不到钱，没法扩大生产、没法发薪水，于是银行更不愿意借钱，如果能打破这种循环，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