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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点，杨绛先生以105岁的高龄驾鹤西去。虽然她离开了我们，但她的人品和作品，将会伴随着时间沉淀。在静静地思考中回味着她的文字，深刻地感受着她豁达的人生观时，我们能从她从容面对生命坎坷与不屈不挠的历程中，得到智慧的启示。102岁的杨绛，是“生命的烤火者”，她的生命和文字质朴厚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杨绛先生在96岁高龄时，出版了她的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此书是杨绛先生于病中，提笔完成的一部人生“感悟录”，是她晚年对人生问题的严肃思考。一般而言，人老了，就会想一些看上去古怪的问题，比如神鬼、灵魂、天命等，杨先生也不例外。本书前言中，杨绛开篇就直指“死”字。她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文化都用这类词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在生命的末期，心存恐惧是常态，但有的人是被“死”给活活吓死。超然面对，对生老病死看得淡然，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后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不必过于恐惧。杨绛在90多岁候，还能够洒脱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死”，可以说是一种超我的人生境界。
书中，杨绛先生谈到了修身之道。“人的身体需要锻炼，人的品德同样需要修炼。人的躯体是肉做的，不能捶打，不能火烧。可是人的灵性良心，愈炼愈强”。杨绛先生认为，要想成为堂堂君子，必须经过磨练，同时要有很大的自制力。
杨绛先生在书中说：“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杨绛充满智慧的思想和洞彻世态的豁达正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所忽略的。
杨绛先生在世时，曾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内心安静、高贵、富有。尽管她离开了现实中的世界，而思想依然在高处。她超然的生命之境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和其他女性一样，杨绛先生也爱花草。读书写作之余，常常在家“搬花弄草”。为了享受自然的清风，家里的阳台没有封闭。徐徐晚风吹来，自然之通达就晓畅全身。早年为支持钱钟书写作《围城》，她甘为灶下婢，换钱给家人买肉吃。丈夫和女儿去世后，年近九旬的杨绛强忍悲痛，独自打扫战场，殚精竭虑地整理钱钟书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外文笔记，出版了厚重的《容安堂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40卷）等，并完成回忆录《我们仨》，自豪而悲悯地追忆“我们仨”的神奇组合和离散，呕心沥血只为“逝者如生，生者无悔”。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内心的充盈和富足，她的内心世界早已没有了小我，始终都是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用自己平凡的一生来诠释着“大我”的境界，用文字来涤荡着这个染污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好好反省的地方。杨绛先生能以105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修来的福分，还不如说这与她的心境有关。
在新形势下，我们每一个人应当主动加强自身修养，从“寄情”、“爱学”、“耐磨”、“净心”四个方面学习杨绛先生的“不争”精神。
首先是寄情。寄情于国家、社会和人民。杨绛先生的“不争”哲学，并非一种出世哲学，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的不争，主要是指在功利上不争，而在其心灵深处，却有着家国情怀。几十年来，杨绛先生的作品在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她的稿费和版税都是直接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设立“好读书”基金，至今已汇入2000多万元。
其次是爱学。钱钟书评价妻子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才”就是源于杨绛的博览群书，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她仍坚持读书学习。到了晚年，她更是表现出旺盛的学习和创作精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第三是耐磨。“文革”初期，杨绛被安排打扫女厕所，大家闺秀出身的她每天忍受着污秽和恶臭，却硬是把女厕所刷得干净亮堂，休息时还不忘捧一本书在女厕所中读起来。她86岁送走了唯一的女儿，87岁送走了深爱的丈夫。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无论是对爱情的态度，还是对文学的态度，抑或对社会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学习杨绛先生的耐磨精神，就是要忍得住委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第四是净心。净心就是不断加强心灵建设。正是因为重视心灵建设，杨绛先生才能把不平常的岁月当成平常的日子，始终以宁静的心情对待这个忙碌嘈杂的世界。她的文字质朴淡雅，充满趣味和深情，展示了至真至纯的性情。
杨绛先生虽已离开，与至亲至爱团聚，但是她留下的“不争精神”，将化作一股清风正气在世人心中永存。
杨绛先生在96岁高龄时，出版了她的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此书是杨绛先生于病中，提笔完成的一部人生“感悟录”，是她晚年对人生问题的严肃思考。一般而言，人老了，就会想一些看上去古怪的问题，比如神鬼、灵魂、天命等，杨先生也不例外。本书前言中，杨绛开篇就直指“死”字。她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文化都用这类词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在生命的末期，心存恐惧是常态，但有的人是被“死”给活活吓死。超然面对，对生老病死看得淡然，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后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不必过于恐惧。杨绛在90多岁候，还能够洒脱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死”，可以说是一种超我的人生境界。
书中，杨绛先生谈到了修身之道。“人的身体需要锻炼，人的品德同样需要修炼。人的躯体是肉做的，不能捶打，不能火烧。可是人的灵性良心，愈炼愈强”。杨绛先生认为，要想成为堂堂君子，必须经过磨练，同时要有很大的自制力。
杨绛先生在书中说：“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杨绛充满智慧的思想和洞彻世态的豁达正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所忽略的。
杨绛先生在世时，曾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内心安静、高贵、富有。尽管她离开了现实中的世界，而思想依然在高处。她超然的生命之境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和其他女性一样，杨绛先生也爱花草。读书写作之余，常常在家“搬花弄草”。为了享受自然的清风，家里的阳台没有封闭。徐徐晚风吹来，自然之通达就晓畅全身。早年为支持钱钟书写作《围城》，她甘为灶下婢，换钱给家人买肉吃。丈夫和女儿去世后，年近九旬的杨绛强忍悲痛，独自打扫战场，殚精竭虑地整理钱钟书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外文笔记，出版了厚重的《容安堂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40卷）等，并完成回忆录《我们仨》，自豪而悲悯地追忆“我们仨”的神奇组合和离散，呕心沥血只为“逝者如生，生者无悔”。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内心的充盈和富足，她的内心世界早已没有了小我，始终都是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用自己平凡的一生来诠释着“大我”的境界，用文字来涤荡着这个染污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好好反省的地方。杨绛先生能以105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修来的福分，还不如说这与她的心境有关。
在新形势下，我们每一个人应当主动加强自身修养，从“寄情”、“爱学”、“耐磨”、“净心”四个方面学习杨绛先生的“不争”精神。
首先是寄情。寄情于国家、社会和人民。杨绛先生的“不争”哲学，并非一种出世哲学，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的不争，主要是指在功利上不争，而在其心灵深处，却有着家国情怀。几十年来，杨绛先生的作品在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她的稿费和版税都是直接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设立“好读书”基金，至今已汇入2000多万元。
其次是爱学。钱钟书评价妻子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才”就是源于杨绛的博览群书，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她仍坚持读书学习。到了晚年，她更是表现出旺盛的学习和创作精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第三是耐磨。“文革”初期，杨绛被安排打扫女厕所，大家闺秀出身的她每天忍受着污秽和恶臭，却硬是把女厕所刷得干净亮堂，休息时还不忘捧一本书在女厕所中读起来。她86岁送走了唯一的女儿，87岁送走了深爱的丈夫。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无论是对爱情的态度，还是对文学的态度，抑或对社会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学习杨绛先生的耐磨精神，就是要忍得住委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第四是净心。净心就是不断加强心灵建设。正是因为重视心灵建设，杨绛先生才能把不平常的岁月当成平常的日子，始终以宁静的心情对待这个忙碌嘈杂的世界。她的文字质朴淡雅，充满趣味和深情，展示了至真至纯的性情。
杨绛先生虽已离开，与至亲至爱团聚，但是她留下的“不争精神”，将化作一股清风正气在世人心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