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一早，邓淮生来到位于北京木樨地的一处普通民宅，这是杜润生的家。眼下，他的灵堂就设在这里。灵堂正中，摆着杜润生身着棕色西服、精神矍铄的遗像，杜润生生前常坐的沙发上，也摆了同样的一张，仿佛是坐在那里接待来客。
　　两天前的早晨，邓淮生接到朋友刘立强打来的电话，“杜叔叔去世了”，享年102岁。他意外地反问：“老人家身体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
　　邓淮生的父亲邓子恢、刘立强的父亲刘建勋，都与杜润生共同工作过，“是亲密的战友和同事”。在他们眼中，“杜叔叔”豁达友善，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丝毫不奇怪。
　　“他既是操盘手也是策略家，”邓淮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他的动机却是最朴素的：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四个自由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

　　在邓淮生的记忆中，杜润生个子不高、清瘦、脑门开阔，总是笑呵呵的，仿佛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最特别的是，吃饭时喜欢蹲着，这是家乡的标记。
　　1913年，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县， 14岁时，考上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7年后，进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据说青少年时代，他便展示出才华，在家乡甚有口碑，以至于同样是山西太谷人士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想过把他招为幕僚，为此还专门找他谈过话。他拒绝了邀请，转而投入到拯救国家的运动中，很快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进分子，进而加入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杜润生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抗日。既有学识，亦有风骨，更有革命经验，30岁时，他已成为太行六分区的专员。
　　1947年5月，为实现“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间突破，逐鹿中原”的战略反攻设想，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为筹建中原局，中央从各地抽调了大批干部，其中就有随刘邓大军南下的杜润生。
　　那一年，他34岁，以中原局秘书长的身份，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上，并展开了以分田、分粮、分物为主的一系列土地改革工作。
　　由于战争需要，邓淮生一直与父亲分离，直到7岁，才第一次见到杜润生。他说父辈们的生活重心永远是工作，杜润生常在吃饭间隙就来找邓子恢谈工作，而对儿女的要求是，“大人的事不许问，大人的桌子不许碰”。
　　多年以后，邓淮生也开始研究文件报告时，才发觉杜润生是名极有效率的行政干才，是“能力很强的操盘手”。在中原局期间，杜润生担任秘书长，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安排整个机关的所有具体事务的执行。
　　一个中央精神传达，杜润生首先便要关心工作步骤的安排。比如，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今后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为城市，城市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当时，中原局刚刚改组华中局，林彪担任第一书记，杜润生便向林彪提出了疑问：“中央说今后工作重心在城市，涵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领导机关进城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农村？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目前是否以城市带动农村？需明确具体的工作步骤怎样安排。”
　　就这样，他以提问的方式，巧妙地提出了新区农村仍有遗留问题，同时也争取到了具体的工作方法：新区当前亟须把农村工作做好，把封建残余实力、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
　　邓淮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润生十分务实，非常注重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在中南局（1949年6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改组为中南局）推行土改时，他发现有的干部把遵守秩序分田理解为：把地主的土地收上来，再给贫农一分了之。为此，他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和平分田”的工作方法，并特意指出：反和平分田，不是提倡武斗，而是要经过阶级斗争，真正发动农民。最后，通过“减租减息”“反霸”等阶级斗争，顺利完成了土改第一阶段。
　　土改全面完成后，杜润生和邓子恢等人在中南局达成共识：土改之后，农民刚使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会要求独立经营;而在土改过程中，地主，富农都被消灭了，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应尽快恢复，以医治战争的创伤。于是，中南局在1950年6月发表了《发展春耕生产十大政策》，其中提出：保证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买卖、允许雇工、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在这种宽松的政策指导下，当地的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多年后，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指四个自由）实质上就是由市场导向，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

合作化风波

　　1953年1月，邓子恢和杜润生同时上调北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和秘书长。
　　一日，毛泽东约二人见面。毛泽东正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上岸后对二人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接着，毛泽东提出了计划：在十至二十年内完成合作化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邓淮生说，这个提法使二人颇感意外，因为与之前毛泽东的观点不一致。毛泽东曾说：搞社会主义，是在20甚至30年以后，要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要在人民群众都表示同意以后，再从容地、不勉强地发起全面社会主义进攻。
　　性子耿直的邓子恢直接说：“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发布公告，作用还是好的。”杜润生则谨慎地回答：“现在到了春耕时节，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还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
　　杜润生并非不知道怎么发展。他认为，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转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依靠厂房，较易实现;农业则是在辽阔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而固定的，不可能把大家聚集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能靠直接的监管，要靠生产者的自觉。最重要的是分配问题，收获是在秋后，劳动和收益并不直接关联。 　　邓子恢建议杜润生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上报中央。杜润生没有把握，没有写，只是告诉了当时的农工部副部长陈伯达。陈不高兴地回应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提出，社会主义改革逐渐增速，但中国农村的状况却愈发不乐观，人口增加，返销粮增加，抗美援朝战争后西方对华封锁禁运，粮食购销开始出现问题。
　　毛泽东坚持社会所有制问题才是解决生产力的关键，为此，在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中，两次批评了农工部在反冒进过程中“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邓子恢和杜润生曾主导推行的“四大自由”严厉批评。毛重申：“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农民合作社成为必须执行的方针政策。
　　然而，合作社并没有解决问题。浙江省1954年有2000个合作社，1955年春时已达5万余个，但为迅速组建合作社，出现了批斗、处罚等情况，引起恐慌，最终导致1954年浙江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并出现了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要饭、卖子女、老弱饿死等现象。
　　杜润生实地调研后，发现问题严重，在浙江发表讲话表示：能巩固的巩固;群众意见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要坚决收缩，“维持不下去的社，要坚决下马”。后来，杜润生因此被斥责为“要下合作社之马”。
　　此后，毛泽东与邓子恢、杜润生在合作社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大的分歧是合作社的数量目标。毛泽东希望一年内成立130万个合作社，邓子恢则认为不能超过100万个，并因此被批判为像“小脚女人”， “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
　　杜润生晚年回忆时说，“当时我睡得早，否则一定会在数字这个问题上，劝劝邓老，中国之大，计划空间也大，不必争这点数字，几年来事实说明定数字的任意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过于拘泥。”
　　跟不上前进速度的邓子恢和杜润生最终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接受批评，承认了错误，接受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
　　不久，杜润生被调离了农工部，这个部门几年后也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

“初步红”

　　本来要被贬去海南，但考虑到杜润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干部，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担任秘书长，几年后担任党组副书记。
　　彼时刚刚28岁的宋振能，在中科院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1956年，他在中科院大会上第一次见到杜润生，当时，杜润生和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一起坐主席台上。坐得有点远，宋振能看不清主席台，但被杜润生极具说服力的口才震撼了。“逻辑清晰，没有套话，不讲空话。”
　　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民盟几位领导成员写了一个有关科学工作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并提出一些建议，署名的都是有名的大教授：曾昭伦、华罗庚、钱伟长、千家驹、童弟周、陶孟和。这本是响应中央号召，但在一次有关单位的会议上，被认为是反党纲领，要将署名人员全部划为右派。其余单位均坚决支持划为右派，唯有张劲夫和杜润生，为中科院的几名科学家辩护。他们提出，陶孟和本来就是抱病，是被拉着签名的;华罗庚和童弟周也只是签了个名，没有反党言论，若划成右派，国际影响不好。就这样，把几个人保了下来。
　　之后，中科院党组讨论两次，由张劲夫向毛泽东陈述理由，征得中央的同意，凡是国内有名望的科学家，以及和钱学森一道从美国归国的科学家，在“右派”问题上都执行“基本不划”的原则。
　　在中科院，杜润生主导形成的最重要成就是主持制定完成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该文件后来被形容为中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简称《十四条》。

　　这一时期，正值“大跃进”，为克服困难，中央要求各部门拟定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以便形成共识，把工作做好。杜润生专门派出调查组到上海调研，了解基层科研机构的真实状况。他提出几项要求：抓典型、解剖“麻雀”;追根究底，寻找原因;要求调查人员每一两天写份简报，实时汇报进展;召集知名科学家，听询意见。
　　许多科学家在这样严肃的调查、宽松的讨论的氛围中，都讲了真心话，甚至有人在会议中拍了桌子。最终，反复讨论形成了最终的《十四条》。
　　宋振能认为，《十四条》算得上杜润生在中科院的三大功绩之首，不仅因为这份文件冷静、严肃地分析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还体现在其中的“破”与“立”，“动”与“静”以及对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的认识上。
　　比如，杜润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初步红”概念：“初步红”就是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虽然还没红透，但已经有点红了，因此，“初步红”的知识分子不能算是资产阶级。
　　不只如此，他又提出了一种叫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思路，认为在研究所里，应由党委领导，但到了研究室，负责领导工作的是学科带头人，基层党组织则承担保证、监督的作用。
　　《十四条》最终上报中央，并在通过后正式下达，直接促成了1962年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摘帽”行动。
　　宋振能当时并不知道，杜润生当时也个“犯了右倾错误”的人。他回忆，他所见到的杜润生，总是面带微笑乐观开朗，极有活力，对工作则一丝不苟。
　　宋振能在杜润生领导下调研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简称“三十六条”）时，杜润生常和大家轻松地开玩笑，有空时，还去跳交谊舞。

“包产到户”破局

　　邓淮生再次见到杜润生，已是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杜润生已回北京。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张劲夫反党集团”，每个月只给11元饭钱，不准同家人见面。
　　邓淮生带着弟弟去看他，想了解父亲邓子恢何时能够被平反。杜润生丝毫没有对自己“待分配”的焦虑，反而安慰邓淮生，“不要急，慢慢来，放心，我的问题解决了，你父亲的问题也能解决。”
　　后来，杜润生亲自参与调查，调阅一切相关文件与电报往来，帮助邓子恢平反，恢复了声誉。
　　1979年初，杜润生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委，4年后，这个部门更名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杜润生以70岁高龄出任两个部门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这两个机构被撤并。
　　在此期间，他主持起草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国农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邓淮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包产到户”并不是邓子恢或者杜润生发明出来的，他们只是忠实地为农民代言。
　　包产到户最早出现于1956年。由于对合作社不满，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拉牛退社”的风潮。在浙江宁波专区，退社户数占5%，想退社的达20%。
　　《人民日报》当时发表文章，题为《生产组和社员应该“包工包产”》，认为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包产到每户社员等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后，这种现象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时常绝迹，但总是在政治风向好转时再度出现。
　　邓淮生回忆说，父亲邓子恢和杜润生都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多次下乡调研，试图为之正名。邓子恢还专门为此给毛泽东写过长信沟通。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公开批评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指责他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同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批判成“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连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认为是“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邓子恢之后被撤职。“包产到户”也被彻底划入禁区，无人再提。
　　回到农委工作后，杜润生身边也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好言相劝，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另一种则认为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杜润生知道，持续了近二十年的这场争论，这一次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
　　尽管中国任何一次改革都需要决策层的集体合力推动，但无人能够否认，杜润生在其中穿针引线、弥合分歧、寻找能达成共识的途径的努力。在杜润生看来，“只要多想办法，就一定能解决”。
　　文革后的中国，农业生产仍然严重不足，农民甚至不得温饱，城市食品也严重短缺，以至于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邓淮生说，解放三十年了，还没有全面解决温饱，让党内高层十分焦虑。因此，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尽管会议决议仍然留下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但总体精神是提倡思想解放，制度创新，属于“政策放宽”时期。
　　善于解决问题的杜润生，在正式将“包产到户”提到日程上之前，曾多次探寻过中央的口风。比如在与胡耀邦讨论水利建设时，试探性地讨论责任制的问题;农业部调研人员向李先念汇报农业调研结论之后，他也私下问李先念，“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回答：“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1980年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分歧之大以至于讨论无法继续下去了。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种举重若轻的太极手法，具备一种神奇的魔力。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有过描述：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比如，在将“包产到户”精神写入文件时，杜润生以退求进，最后出现在文件中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在描述包产到户后的农村所有制时，他想出的办法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们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也可以”。
　　此后，为了了解多样性，寻找出路，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实际情况，终于促成了中央政府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出台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目的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一系列文件后来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有容乃大

　　与杜润生亲密接触的人，对他的共同评价是：有容乃大。无论是否同道，无论老幼，一律平等善待，包容共生。他甚至不允许别人称呼他为“杜主任”。于是，以他为模板，凡在西皇城根9号院农研所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所有人的称呼都变成了“老张”“老李”“老王”。对于他，则是亲昵而专属的用语——“老头”。
　　这种人格魅力，为他最后十年从政生涯赢得了巨大空间，也赢得了爱戴。以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为傲的后辈中，有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翁晓曦……2005年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一次市委开农村工作会议上说道：“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北京市整体的现代化……”这正是20多年前杜润生一次讲话的翻版。当时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90岁后，杜润生便渐渐失聪，依靠纸笔与外界交流，后来，长年卧病在床。
　　但他并未放弃思考。他总结说，自己在80年代参与的中国农村改革只不过是些“便宜”的项目，如想再向前进一步，便需触动深层结构。
　　2000年，他为向朱镕基谏言的李昌平著作写序：“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乡土中国’……农民事实上已经沦为二等公民了。”
　　而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乡土中国”和“凋敝的乡村”的全面关注还要再等上10年。所论述的不过是杜润生退休后反复强调的主张——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自由迁徒权，平等受教育权，减轻税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以及民主自治制度，鼓励农民成立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
　　但没有一个人如他说得那样真切而令人动容。200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是用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由于通过乡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胜利，所以牺牲的人中农民占大多数……中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为解放农民而奋斗，也就是为我国大多数人解放而奋斗。”
　　退下来后，下属们依然为杜老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房间不宽敞，堆满了书，需台灯常明方能融化一些灰暗。住院之前，他每天上午8时必定坐在其间一把躺椅上。有人询问这把躺椅上面镶嵌的可是玉石，老人家淡然回答：价钱不重要，但很珍贵，因为是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