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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争及其带来的流亡，不仅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环境，也深刻地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内容，使他们从个人抒怀和文艺腔调中走出转向对流亡生活的纪实，对底层情感的感同身受，对救亡图存的言说，创作内容和文风更趋现实性、平民化、大众化，也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感。梳理战时作家的散文和杂文，感悟流亡生活、谴责侵略行径、批判现实黑暗的书写，为现代散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战时作家；流亡；散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使无数中华儿女满怀家仇国恨，被迫踏上流亡、逃难的艰难旅途。战时作家与普通百姓一样切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生离死别，经受着艰难求生的考验。身为知识分子的战时作家也时刻追寻着如何救亡图存，在自觉而强烈的抗战精神和民族情感的激励下，以笔为武器担负起揭露战争罪恶、批判现实黑暗的重任。
一、战时作家的流亡生活
战时作家的流亡路线基本与当时的战争形势一致。许多作家都经历了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城市到乡村的流亡路径。最早流亡的战时作家无疑来自东北，如萧军、萧红、舒群、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他们最早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品尝到家国被践踏的苦楚，纷纷忍痛泪别家园，逃往关内。这批被称为“东北作家群”的战时作家起初多聚集在上海，所创作的作品特色鲜明，多书写处在日本侵略者迫害下的东北人民的惨痛生活，揭露侵略者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对家乡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对收复国土具有强烈的愿望，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黑土地和东北人独特的民俗风貌的眷恋。
北平、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后，“东北作家群”汇入全国性流亡群体，与茅盾、老舍、巴金、田汉、郁达夫、丰子恺、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再次走上流亡之路，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聚集到武汉，使武汉一度成为抗战文艺中心，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即是说明。这个在抗战时期成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老舍曾十分感叹地说：“谁曾见过几百位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德的，成为笔的铁军呢？”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向西迁至重庆，大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战时作家又一次踏上了流亡之路。就流亡方向来看，这一次呈现出多选择性，路线更分散。大部分作家随着国民政府西迁至西南大后方，也有相当一部分前往了延安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些奔赴了香港或者国外，从而形成多个抗战文化中心。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规模有大有小的抗战文艺团体和百花齐放的抗战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萌芽成长起来。以重庆为例，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入，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文化机构随之迁来，战时作家也相继汇聚于此，要么短暂寄居于此，要么长期留守于此，许多作家都在山城留下了足迹。《大公报》《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报刊为一大批抗战作家提供了用笔和文章谴责侵略、揭露黑暗的阵地。
二、战时作家的抒写
因侵略战争走上四海为家的流亡生活是当时亿万国人的集体经历，自然也成为战时作家重要的写作素材。战争改变了作家的创作环境。侵略战争爆发之前，作家们还能安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潜心书写，从容不迫地探索艺术世界，那么侵略战争爆发之后，作家们与普通国民一样只能在烽火连天、枪林弹雨中度日，只能在污水、淤泥中挣扎。虽然失去了往日优越的写作环境，却让作家们深入千千万万的难民之中，与他们共甘苦、同生死，体验到个人、大众与国家的血肉联系，从而完成了难民、国民与文化战士融为一体的转变。战争及其带来的流亡生活也深刻地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内容。侵略战争爆发之前，作家的写作内容多为个人抒怀和文艺腔调。当他们在战争爆发后，沦为流民，与底层难民患难与共时，其价值立场、书写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文学尤其是散文、杂文创作更多的是对流亡生活的纪实，对底层情感的感同身受，对救亡图存的言说，创作内容和文风更趋现实性、平民化、大众化，也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感。因而，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战时作家的书写既有流离失所、命如草芥的感叹，又有对回不去的家乡的怀念，更多的是谴责侵略行径，歌颂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一）感悟流亡生活
离别了安坐书桌前的创作环境，走向了颠沛流离、异乡流浪的生活，这使战时作家自然而然地记录艰险羁旅，抒发流亡心怀，感悟流亡生活。
在侵略战争爆发前，丰子恺在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精心修筑宅院——缘缘堂，并在此创作、生活，他曾撰文言自己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沉潜在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生活中。而当战争爆发后，丰子恺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家园缘缘堂，踏上流亡之路。他在文中写道：“寇以迂回战术突犯我故乡石门湾，我不及预防，仓猝辞缘缘堂，率亲族老幼十余人，带铺盖两担，逃出火线……” 丰子恺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着重叙述了日本侵略者空袭故乡石门湾的经过。1937年11月6日，“正午，我们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我在食桌上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上，仰起了头观赏，如同春天看纸鸢，秋天看月亮一样。‘请他来炸也不肯来的’这一句话，大约是这种经验所养成的。这一天大家依旧出来观赏。那侦察机果然兜一个圈子给他们看，随后就飞去了。我们并不出去观赏，但也不逃，照常办事。”丰子恺用平实的语言记录空袭发生前的见闻和感受，与许多人一样丰子恺起初并不相信空袭会发生，当空袭真正降临，眼见血淋淋的战争罪恶后，才明白战争的残酷，爱国热情、抗争精神随之在心头澎湃。
（二）揭露侵略行径
战争的残酷是身处和平年代的人很难想象的，不仅表现在士兵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浴血拼杀，更在于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被无辜杀害。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在抗日战争中，有超过3500万中国人失去生命。我们不应把这个数字理解成，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让超过3500万的中国人牺牲了，而是这样的牺牲在战争中发生了3500万次。 抗战期间，女作家萧红曾在重庆生活、创作。资料显示，萧红来到重庆后，起先在沙坪坝歌乐山云顶寺下面的乡村建设招待所栖身，后迁到其在江津白沙的朋友——女作家白朗家中住下。在重庆期间，萧红创作了一篇描写重庆大轰炸的散文《轰炸前后》。文中，萧红记述了日军对重庆的4次轰炸，“那曾经狂喊过的母亲的嘴，曾经乱舞过的父亲的胳膊，曾经发疯对着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经依然偎在妈妈怀里吃乳的婴儿，这些最后都被火给杀死了”。她还描写战时重庆市民如何躲避空袭，“发疯了，开始跑了，开始喘着，还有拉着孩子的，还有拉着女人的，还有脸色变白的。街上像来了狂风一样，尘土都被这惊慌的人群带着声响卷起来了……”侵略战争对平民造成的苦难在萧红笔下可见一斑。虽然这时期的作家多抒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但他们的意志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用文字唤醒民族精神的觉醒，表现出绝不屈服的抗争意识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三）批判现实黑暗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战时作家看到了抗战前线的浴血奋战，看到了后方的全民动员，也发现了许多问题，他们在歌颂抗战的同时，也猛烈地批判了现实黑暗。对于此，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曾有过争论，也有一些人认为揭露问题和批判黑暗会影响抗战，引人失望、悲观、灰心丧气，并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然而，正如作家李广田所说：“光明之与黑暗，本来是同时并存的，而且，也正因为光明的照耀，黑暗的阴影也就更显得清楚，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批判现实，既是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之一，也是时代赋予战时作家的历史重任——明辨是非，爱憎分明进而荡去滓秽、扬清激浊。
1940年，茅盾来到山城重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雾重庆”拾零》《风景谈》《白杨礼赞》》等诸多散文名篇。其中当属《“雾重庆”拾零》一文讽刺、批判意味最浓。文中，茅盾描写了当时重庆的饭店、商场、拍卖行、温泉景区以及穿梭其中的各色人物，从侧面描写入手，以讽刺和批判的眼光对当时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谴责一部分人在战时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底层市民艰苦的生活境遇十分同情。“然而‘雾重庆’也比我所预料的更活跃，更乌烟瘴气，而且也更趋莫名其妙，‘雾重庆’据说是有‘朦胧美’的，朦胧之下，其实有丑，但此处只能拾零而已。” 虽是对社会百态的拾零，却反映出作者敢于直面问题、揭露社会痼疾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巴金、李广田等一批作家心头萦绕，促使他们呐喊。
战争及其带来的流亡，不仅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环境，也深刻地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内容，使他们从个人抒怀和文艺腔调雪中走出转向对流亡生活的纪实，对底层情感的感同身受，对救亡图存的言说，创作内容和文风更趋现实性、平民化、大众化，也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感。梳理战时作家的散文和杂文，感悟流亡生活、谴责侵略行径、批判现实黑暗的书写，为现代散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88.
[2]李广田.李广田文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97-198.
【关键词】战时作家；流亡；散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使无数中华儿女满怀家仇国恨，被迫踏上流亡、逃难的艰难旅途。战时作家与普通百姓一样切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生离死别，经受着艰难求生的考验。身为知识分子的战时作家也时刻追寻着如何救亡图存，在自觉而强烈的抗战精神和民族情感的激励下，以笔为武器担负起揭露战争罪恶、批判现实黑暗的重任。
一、战时作家的流亡生活
战时作家的流亡路线基本与当时的战争形势一致。许多作家都经历了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城市到乡村的流亡路径。最早流亡的战时作家无疑来自东北，如萧军、萧红、舒群、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他们最早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品尝到家国被践踏的苦楚，纷纷忍痛泪别家园，逃往关内。这批被称为“东北作家群”的战时作家起初多聚集在上海，所创作的作品特色鲜明，多书写处在日本侵略者迫害下的东北人民的惨痛生活，揭露侵略者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对家乡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对收复国土具有强烈的愿望，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黑土地和东北人独特的民俗风貌的眷恋。
北平、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后，“东北作家群”汇入全国性流亡群体，与茅盾、老舍、巴金、田汉、郁达夫、丰子恺、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再次走上流亡之路，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聚集到武汉，使武汉一度成为抗战文艺中心，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即是说明。这个在抗战时期成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老舍曾十分感叹地说：“谁曾见过几百位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德的，成为笔的铁军呢？”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向西迁至重庆，大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战时作家又一次踏上了流亡之路。就流亡方向来看，这一次呈现出多选择性，路线更分散。大部分作家随着国民政府西迁至西南大后方，也有相当一部分前往了延安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些奔赴了香港或者国外，从而形成多个抗战文化中心。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规模有大有小的抗战文艺团体和百花齐放的抗战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萌芽成长起来。以重庆为例，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入，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文化机构随之迁来，战时作家也相继汇聚于此，要么短暂寄居于此，要么长期留守于此，许多作家都在山城留下了足迹。《大公报》《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报刊为一大批抗战作家提供了用笔和文章谴责侵略、揭露黑暗的阵地。
二、战时作家的抒写
因侵略战争走上四海为家的流亡生活是当时亿万国人的集体经历，自然也成为战时作家重要的写作素材。战争改变了作家的创作环境。侵略战争爆发之前，作家们还能安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潜心书写，从容不迫地探索艺术世界，那么侵略战争爆发之后，作家们与普通国民一样只能在烽火连天、枪林弹雨中度日，只能在污水、淤泥中挣扎。虽然失去了往日优越的写作环境，却让作家们深入千千万万的难民之中，与他们共甘苦、同生死，体验到个人、大众与国家的血肉联系，从而完成了难民、国民与文化战士融为一体的转变。战争及其带来的流亡生活也深刻地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内容。侵略战争爆发之前，作家的写作内容多为个人抒怀和文艺腔调。当他们在战争爆发后，沦为流民，与底层难民患难与共时，其价值立场、书写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文学尤其是散文、杂文创作更多的是对流亡生活的纪实，对底层情感的感同身受，对救亡图存的言说，创作内容和文风更趋现实性、平民化、大众化，也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感。因而，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战时作家的书写既有流离失所、命如草芥的感叹，又有对回不去的家乡的怀念，更多的是谴责侵略行径，歌颂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一）感悟流亡生活
离别了安坐书桌前的创作环境，走向了颠沛流离、异乡流浪的生活，这使战时作家自然而然地记录艰险羁旅，抒发流亡心怀，感悟流亡生活。
在侵略战争爆发前，丰子恺在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精心修筑宅院——缘缘堂，并在此创作、生活，他曾撰文言自己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沉潜在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生活中。而当战争爆发后，丰子恺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家园缘缘堂，踏上流亡之路。他在文中写道：“寇以迂回战术突犯我故乡石门湾，我不及预防，仓猝辞缘缘堂，率亲族老幼十余人，带铺盖两担，逃出火线……” 丰子恺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着重叙述了日本侵略者空袭故乡石门湾的经过。1937年11月6日，“正午，我们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我在食桌上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上，仰起了头观赏，如同春天看纸鸢，秋天看月亮一样。‘请他来炸也不肯来的’这一句话，大约是这种经验所养成的。这一天大家依旧出来观赏。那侦察机果然兜一个圈子给他们看，随后就飞去了。我们并不出去观赏，但也不逃，照常办事。”丰子恺用平实的语言记录空袭发生前的见闻和感受，与许多人一样丰子恺起初并不相信空袭会发生，当空袭真正降临，眼见血淋淋的战争罪恶后，才明白战争的残酷，爱国热情、抗争精神随之在心头澎湃。
（二）揭露侵略行径
战争的残酷是身处和平年代的人很难想象的，不仅表现在士兵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浴血拼杀，更在于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被无辜杀害。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在抗日战争中，有超过3500万中国人失去生命。我们不应把这个数字理解成，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让超过3500万的中国人牺牲了，而是这样的牺牲在战争中发生了3500万次。 抗战期间，女作家萧红曾在重庆生活、创作。资料显示，萧红来到重庆后，起先在沙坪坝歌乐山云顶寺下面的乡村建设招待所栖身，后迁到其在江津白沙的朋友——女作家白朗家中住下。在重庆期间，萧红创作了一篇描写重庆大轰炸的散文《轰炸前后》。文中，萧红记述了日军对重庆的4次轰炸，“那曾经狂喊过的母亲的嘴，曾经乱舞过的父亲的胳膊，曾经发疯对着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经依然偎在妈妈怀里吃乳的婴儿，这些最后都被火给杀死了”。她还描写战时重庆市民如何躲避空袭，“发疯了，开始跑了，开始喘着，还有拉着孩子的，还有拉着女人的，还有脸色变白的。街上像来了狂风一样，尘土都被这惊慌的人群带着声响卷起来了……”侵略战争对平民造成的苦难在萧红笔下可见一斑。虽然这时期的作家多抒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但他们的意志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用文字唤醒民族精神的觉醒，表现出绝不屈服的抗争意识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三）批判现实黑暗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战时作家看到了抗战前线的浴血奋战，看到了后方的全民动员，也发现了许多问题，他们在歌颂抗战的同时，也猛烈地批判了现实黑暗。对于此，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曾有过争论，也有一些人认为揭露问题和批判黑暗会影响抗战，引人失望、悲观、灰心丧气，并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然而，正如作家李广田所说：“光明之与黑暗，本来是同时并存的，而且，也正因为光明的照耀，黑暗的阴影也就更显得清楚，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批判现实，既是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之一，也是时代赋予战时作家的历史重任——明辨是非，爱憎分明进而荡去滓秽、扬清激浊。
1940年，茅盾来到山城重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雾重庆”拾零》《风景谈》《白杨礼赞》》等诸多散文名篇。其中当属《“雾重庆”拾零》一文讽刺、批判意味最浓。文中，茅盾描写了当时重庆的饭店、商场、拍卖行、温泉景区以及穿梭其中的各色人物，从侧面描写入手，以讽刺和批判的眼光对当时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谴责一部分人在战时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底层市民艰苦的生活境遇十分同情。“然而‘雾重庆’也比我所预料的更活跃，更乌烟瘴气，而且也更趋莫名其妙，‘雾重庆’据说是有‘朦胧美’的，朦胧之下，其实有丑，但此处只能拾零而已。” 虽是对社会百态的拾零，却反映出作者敢于直面问题、揭露社会痼疾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巴金、李广田等一批作家心头萦绕，促使他们呐喊。
战争及其带来的流亡，不仅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环境，也深刻地改变了战时作家的创作内容，使他们从个人抒怀和文艺腔调雪中走出转向对流亡生活的纪实，对底层情感的感同身受，对救亡图存的言说，创作内容和文风更趋现实性、平民化、大众化，也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感。梳理战时作家的散文和杂文，感悟流亡生活、谴责侵略行径、批判现实黑暗的书写，为现代散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88.
[2]李广田.李广田文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