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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史学家柯昌泗
说到柯昌泗，现在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但他当年的确是一位饱学之士，历史专家。台静农先生在《辅仁旧事》中说：
史学世家柯昌泗先生在史学系任历史地理，这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遍开的课，因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太少的关系。昌泗字燕，其尊人即《新元史》作者蓼园老人。燕记闻浩博、天资极高，不仅精于“历史地理”，于商周铜器亦有研究，拓本收藏也多。但此君喜欢作官，入辅大以前在山东作过道尹，后来又参加察哈尔省政府作教育厅长。
台先生此记十分简明扼要，既尊重并肯定他的博学，又遗憾其官瘾过大，真可以说是春秋之笔了。
我和柯先生认识是在五十年前，当时他在日伪师范大学当史学教授，家住西城沟沿广宁伯街西口路北高台阶大门中。我去过多次，先生对学生十分客气，而且非常健谈，一些架子也没有。记得第一次见面说到我籍贯时，马上便说：“你们灵邱不错，有两通魏碑，在角山寺……”接着具体介绍了这两通碑的情况，娓娓如数家珍。可惜我当时年幼无知，对于北魏历史、金石碑帖知识太欠缺，这一席话，似乎是对牛弹琴了。后来我读了《北史》、《魏书》，才想到柯先生的渊博，真想再和先生谈谈，可是已晚了……真是无可奈何。其实柯先生不只一次和我谈到灵邱魏碑的事，直到四九年春天在天津中街重见时，老先生仍兴奋地旧话重提。
先生为什么这样津津乐道魏碑呢？这种金石家、史学家的学术爱好，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不妨引一段柯先生写给陈援庵先生的信，以想象这些前辈学人的学术友谊，函云：
援老函丈：旧都祗役，得谒门墙，私至慰。国庆后匆匆返任，未获再为走辞，歉帐无似……前所遣打碑人已归自云冈，据言题字之石有四五处，皆在半岩，秋寒风劲，架拓难施。兹先将蠕蠕国《可敦造像记》一石拓竣，谨即驿呈清鉴。已嘱此工驰往蔚州，椎拓辽金国书幢碣，拓成当再奉寄。惟闻此等幢碣有数十种之多，倘荷平市各大学图书馆鸠资助纸墨，俾得尽量多拓，必能补捃古、艺风所未赅者，前已略为缕，伏乞长者赐以倡率为叩。专此顺请道安惟照不庄。后学柯昌泗谨肃。十月十二日。辅大诸同仁乞便中代候。
这是一九三六年柯任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时写的信，信中提到代陈援庵先生派人去大同云冈、蔚县等地拓碑的事，当时察哈尔省会在张家口、离大同、蔚县及我的家乡灵邱等地都不远，看来他在教育厅长任上，对这些地方的古迹文物，是作了一番调查的。那里值得拓的北魏、辽、金碑碣经幢等物很多，不仅有文献学术价值，而且不少是前人所未见者。所以他写信建议援庵先生倡导当时北平各大学出钱，把这些石刻都拓下来，只是拓这些古物是费钱又费劲的事。不少石刻都在偏僻的山中，访求困难，即使访到，有的摩岩石刻，或在峭壁上、或在石洞顶，几丈高，需要搭架子才能拓到。架子工、拓工都要专门手艺人。读清人黄小松的《嵩洛访碑记》，就知道这项工作确是十分艰苦的。当时北大、清华、燕大等校，都经费充足，有力量办这样的事。所以他既为援庵先生拓了一些，又寄希望于援庵先生，希望大规模去做。此信亦足以看出柯昌泗先生于作官之余，不废学术。不过他虽然学问好、学术兴趣也极为浓厚，在当时不少大学都当过教授，却懒于著述，故没有著述流传下来，真是遗憾。至于台先生说他“喜欢作官”，恐怕还另有原因，就是他的家用开销似乎很大，而且本人又有嗜好。当时教授月薪三百多元，一般消费如养家、买书、请客、雇包月等等，尚有余裕。但若摆官谱、玩古董、摆烟灯，恐怕就难敷用了。沦陷时期，老先生还跑到徐州作秘书长，胜利前夕，又回到北京，后来到天津周家去作私人秘书。一位博学多问的学者，历史地理专家，在混乱的时代中，就这样没没以终了。十多年前，有人托我整理孙墨佛的《书源》原稿，有一册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印的序，共十篇，第一篇是先生父亲柯凤老的，最后一篇是先生的。又有《陈垣往来书信集》，收有柯凤老六封信，昌泗先生三封信。十年前，陈兼于丈曾面告：《旧都文物略》中，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序言，是昌泗先生任秘书长时所拟。我所见到的柯昌泗先生身后文字，只有这一点。比起他尊人柯凤老的《新元史》，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柯凤老二十年代初，写给陈援庵先生信云：
远庵仁兄先生左右：……小儿昌泗大学文科毕业，思觅一教席以维生计。左右学界宿望，乞为之嘘祜。现届放暑假，以后更易教员，敬希留意为荷。此请著安。弟柯劭拜。十六日。
又一函云：
示悉。小儿系文科大学毕业生，国文、经学、史学均能勉强胜任，乞费心埏埴为荷。日内即令其上谒，面聆教诲也。此复，即请远庵仁兄大人著安。弟顿首，廿七日。
可见昌泗先生最早到辅仁大学讲“历史地理”，是柯凤老写信给援庵先生介绍的。不过两封信都无纪年，因而不知是哪一年的信。援庵先生一九一二年当选众议员定居北京，一九二一年末任教育部次长，一九二六年始任辅大副校长，柯凤老自一九一四年先任清史馆代理馆长，后任馆长。这信自是在馆长任上写的。哪一年仍不清楚。但可以知道不是昌泗先生京师大学堂初毕业时的求职信，而是他作徐世昌大总统府秘书后赋闲时的求职信。因当年他最爱吹嘘他京师大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就到总统府作秘书的往事，谈起来眉飞色舞，而对在辅仁教书的事却很少提到，这总还是旧时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作祟吧。柯凤老是徐世昌翰林同年，晚年关系最好，为徐主持的晚晴诗社社友，徐写诗常常就正于柯。徐作大总统时，昌泗先生正毕业，老同年的长子，又是饱学英才，自然很快延揽入幕。昌泗先生当然有知遇之感，所以津津乐道，官瘾似从此始矣。
昌泗先生在旧时政界、教育界、学术界交游甚广，不少学人都佩服他的博学，却又惋惜他没有著作，瞿兑之为徐一士《一士类稿》写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他说：
以我所知，留滞诸友之中，胶西柯燕君于正史稗史各人物亦均能如数家珍，乃至金石、图录、载籍、流略、推步、占象、州郡、山川种种难于记忆之事皆罗于胸中。尤熟于历代之特殊制度，凡是别人认为诘屈聱牙不能句读的典章文物，都能疏通证明如指诸掌。与徐君可谓一时二妙，惟柯君不俏于著述为可惜耳。
柯昌泗是柯劭长子，二子名柯昌济，也是金石专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名气没有昌泗先生大，但学问更专，与商承祚、容庚、唐兰等齐名，是罗振玉、王国维等古文字大师的继武者。至于台静农先生说的“史学世家”，那自是指柯劭，旧时学术界习惯称柯凤老。是近代北方极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山东胶县人，七岁就会咏诗，有“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之句，人目之为神童。光绪十二年进士，入翰林。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考察学务。其所著《新元史》，成就极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审查者是当时日本史学名宿东京帝大教授箭内亘博士。徐世昌作大总统，明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辛亥后，清史馆成立，柯继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日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聘柯为委员长。一九三三年去世，享寿八十四岁。在三十年代初，几乎成为史学界的泰斗了。
柯凤老的夫人是吴汝纶之女吴芝芳。吴是桐城派古文的最后继承人，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对北方学术影响甚大。其长女吴芝瑛，是小万柳堂主人廉南湖的夫人，又是鉴湖女侠秋瑾的至友，也是有名的才女。柯凤老的小儿子名柯昌汶，娶的是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氏姐姐孔德懋女士，著有《孔府内宅轶事》一书，书中还提到结婚迎亲时，柯凤老因病不能去曲阜，是由柯昌泗先生代替家长陪同幼弟来迎亲的。这是整整六十年前的旧事了。当时昌泗先生正在辅仁任教，而柯凤老也就是在这一年作古的。
说到柯昌泗，现在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但他当年的确是一位饱学之士，历史专家。台静农先生在《辅仁旧事》中说：
史学世家柯昌泗先生在史学系任历史地理，这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遍开的课，因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太少的关系。昌泗字燕
台先生此记十分简明扼要，既尊重并肯定他的博学，又遗憾其官瘾过大，真可以说是春秋之笔了。
我和柯先生认识是在五十年前，当时他在日伪师范大学当史学教授，家住西城沟沿广宁伯街西口路北高台阶大门中。我去过多次，先生对学生十分客气，而且非常健谈，一些架子也没有。记得第一次见面说到我籍贯时，马上便说：“你们灵邱不错，有两通魏碑，在角山寺……”接着具体介绍了这两通碑的情况，娓娓如数家珍。可惜我当时年幼无知，对于北魏历史、金石碑帖知识太欠缺，这一席话，似乎是对牛弹琴了。后来我读了《北史》、《魏书》，才想到柯先生的渊博，真想再和先生谈谈，可是已晚了……真是无可奈何。其实柯先生不只一次和我谈到灵邱魏碑的事，直到四九年春天在天津中街重见时，老先生仍兴奋地旧话重提。
先生为什么这样津津乐道魏碑呢？这种金石家、史学家的学术爱好，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不妨引一段柯先生写给陈援庵先生的信，以想象这些前辈学人的学术友谊，函云：
援老函丈：旧都祗役，得谒门墙，私
这是一九三六年柯任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时写的信，信中提到代陈援庵先生派人去大同云冈、蔚县等地拓碑的事，当时察哈尔省会在张家口、离大同、蔚县及我的家乡灵邱等地都不远，看来他在教育厅长任上，对这些地方的古迹文物，是作了一番调查的。那里值得拓的北魏、辽、金碑碣经幢等物很多，不仅有文献学术价值，而且不少是前人所未见者。所以他写信建议援庵先生倡导当时北平各大学出钱，把这些石刻都拓下来，只是拓这些古物是费钱又费劲的事。不少石刻都在偏僻的山中，访求困难，即使访到，有的摩岩石刻，或在峭壁上、或在石洞顶，几丈高，需要搭架子才能拓到。架子工、拓工都要专门手艺人。读清人黄小松的《嵩洛访碑记》，就知道这项工作确是十分艰苦的。当时北大、清华、燕大等校，都经费充足，有力量办这样的事。所以他既为援庵先生拓了一些，又寄希望于援庵先生，希望大规模去做。此信亦足以看出柯昌泗先生于作官之余，不废学术。不过他虽然学问好、学术兴趣也极为浓厚，在当时不少大学都当过教授，却懒于著述，故没有著述流传下来，真是遗憾。至于台先生说他“喜欢作官”，恐怕还另有原因，就是他的家用开销似乎很大，而且本人又有嗜好。当时教授月薪三百多元，一般消费如养家、买书、请客、雇包月等等，尚有余裕。但若摆官谱、玩古董、摆烟灯，恐怕就难敷用了。沦陷时期，老先生还跑到徐州作秘书长，胜利前夕，又回到北京，后来到天津周家去作私人秘书。一位博学多问的学者，历史地理专家，在混乱的时代中，就这样没没以终了。十多年前，有人托我整理孙墨佛的《书源》原稿，有一册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印的序，共十篇，第一篇是先生父亲柯凤老的，最后一篇是先生的。又有《陈垣往来书信集》，收有柯凤老六封信，昌泗先生三封信。十年前，陈兼于丈曾面告：《旧都文物略》中，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序言，是昌泗先生任秘书长时所拟。我所见到的柯昌泗先生身后文字，只有这一点。比起他尊人柯凤老的《新元史》，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柯凤老二十年代初，写给陈援庵先生信云：
远庵仁兄先生左右：……小儿昌泗大学文科毕业，思觅一教席以维生计。左右学界宿望，乞为之嘘祜。现届放暑假，以后更易教员，敬希留意为荷。此请著安。弟柯劭
又一函云：
示悉。小儿系文科大学毕业生，国文、经学、史学均能勉强胜任，乞费心埏埴为荷。日内即令其上谒，面聆教诲也。此复，即请远庵仁兄大人著安。弟
可见昌泗先生最早到辅仁大学讲“历史地理”，是柯凤老写信给援庵先生介绍的。不过两封信都无纪年，因而不知是哪一年的信。援庵先生一九一二年当选众议员定居北京，一九二一年末任教育部次长，一九二六年始任辅大副校长，柯凤老自一九一四年先任清史馆代理馆长，后任馆长。这信自是在馆长任上写的。哪一年仍不清楚。但可以知道不是昌泗先生京师大学堂初毕业时的求职信，而是他作徐世昌大总统府秘书后赋闲时的求职信。因当年他最爱吹嘘他京师大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就到总统府作秘书的往事，谈起来眉飞色舞，而对在辅仁教书的事却很少提到，这总还是旧时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作祟吧。柯凤老是徐世昌翰林同年，晚年关系最好，为徐主持的晚晴诗社社友，徐写诗常常就正于柯。徐作大总统时，昌泗先生正毕业，老同年的长子，又是饱学英才，自然很快延揽入幕。昌泗先生当然有知遇之感，所以津津乐道，官瘾似从此始矣。
昌泗先生在旧时政界、教育界、学术界交游甚广，不少学人都佩服他的博学，却又惋惜他没有著作，瞿兑之为徐一士《一士类稿》写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他说：
以我所知，留滞诸友之中，胶西柯燕
柯昌泗是柯劭
柯凤老的夫人是吴汝纶之女吴芝芳。吴是桐城派古文的最后继承人，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对北方学术影响甚大。其长女吴芝瑛，是小万柳堂主人廉南湖的夫人，又是鉴湖女侠秋瑾的至友，也是有名的才女。柯凤老的小儿子名柯昌汶，娶的是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氏姐姐孔德懋女士，著有《孔府内宅轶事》一书，书中还提到结婚迎亲时，柯凤老因病不能去曲阜，是由柯昌泗先生代替家长陪同幼弟来迎亲的。这是整整六十年前的旧事了。当时昌泗先生正在辅仁任教，而柯凤老也就是在这一年作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