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古而有之，这似乎违背了优胜劣汰的法则。本文从市场中存在的这个现象，来探讨市场大量存在劣品驱逐良品的原因，并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对企业定位和政府管制进行了阐述，从严格市场责任和强化信息披露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一、提出及现象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原理，它说的是铸币流通时代，在银和金同为本位货币的情况下，一国要为金币和银币之间规定价值比率，并按照这一比率无限制地自由买卖金银，金币和银币可以同时流通。由于金和银本身的价值是变动的，这种金属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动与两者兑换比率相对保持不变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复本位制无法实现。比如说当金和银的兑换比率是1：15，当银由于开采成本降低而最后其价值降低时，人们就按上述比率用银兑换金，将其贮藏，最后使银充斥于货币流通，排斥了金。如果相反，即银的价值上升而金的价值降低，人们就会用金按上述比例兑换银，将银贮藏，流通中就只会是金币。这就是说，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渐渐为人们所贮存离开流通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充斥市场。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中也有。大家都会把肮脏、破损的纸币或者不方便存放的镍币尽快花出去，而留下整齐、干净的货币。在市场中，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更随处可见，一个新产品的出现，必然会在短时间内有另一个类似此产品的山寨版产品出现。以致新产品还没完全进入市场时已被山寨版的劣质产品取代了。
　　二、市场大量存在劣品驱逐良品的原因
　　 一些劣品的大量存在，有的能危害人们身体健康和安全，更绝大多数的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似乎生产厂商没有动力去采取防范和改进质量的措施。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缺乏严格的损害责任，出现损害之后，并没有负与此相当的责任，对生产商自身没有太大的损害。另一方面是并没有因为产品质量而带来需求的减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似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市场的巨大缺口让所有的生产商都能有机可乘的分一杯羹。劣品驱逐良品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只有一部分生产商知道大众的需求，为实现暴利最好用劣品代替良品；而大众只有一少部分人知道产品存在的问题，所以大众会允许劣品存在以充当良品。而实际上这在现实中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则是关于产品责任的界定问题；二则是质量信号的有效性问题。
　　三、企业在政府管制的力量下如何定位
　　 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并不难，我们从经济学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1）、合法铸币方不制造劣币，没有劣币也就无法驱逐良币；（2）、对制造假币的，施以极刑；（3）、提供鉴别劣币（破损币）的方法；（4）、提供合法但破损钞票的回收途径，甚至主动想办法收回。 在经济原理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借鉴国外对产品市场管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国外产品市场管制经验的借鉴。
　　 在美国，消费产品是受到有关政府部门一系列的规章来进行管制的。这些权威的政府部门包括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农业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交通部。但是，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是最具有广泛职责的。他们的分工是：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和农业部管理食品、烟草、药物和化妆品；环境保护局管理农药；财政部部分管理轻武器和酒精；交通部管理汽车；其余的多达1万种以上的产品经国会授权消费品委员会管理。
　　 总体来讲，在美国市场上政府对于信息披露的各种规章是相当严格的，任何产品只要呈现出对个人形成伤害或死亡的不合理危险，就可以通过法院的命令给予查封和定罪。同时，对于信息披露的监督也是广泛的，例如，在广告内容的确定上，中介机构和消费者家庭参与到对广告内容的判断上。另外，消费者委员会通过广泛的授权，使消费者积极地参加到委员会的活动中来，可以说是对厂商的行为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监督。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促进下，已经引起了企业对预防潜在风险发生的高度重视。因此，结合我国市场的现实，在产品信息披露管制方面的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在加强政府对严格责任规则设定的同时，注重发挥消费者和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最终形成对厂商在信息披露上的有效激励。
　　 2．政府要严格产品市场责任。
　　 我国产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较强、容量超大与市场发育极不均衡的特点，这也是对中国市场条件的一个基本判断。同时，这种市场特征也演化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中国市场上的特殊表现。
　　 虽然存在逆向选择，但是市场并没有直接表现为萎缩的势头，反而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厂商生产的产品可以不断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并在不同消费水平的市场上达到符合厂商利益的“分类均衡”。同时，厂商还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名称，以不同的身份在市场上出现，收益并没有因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而减少，所有的损失自然由消费者承担。可以说，中国市场产品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充分地表现为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势力的紧密相联。信息的拥有者总是有运用市场势力的企图，企业可以通过“销售”和其他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搜寻成本的人群中发现这种市场势力，反复实现这种在交易过程中讨价还价的优势能力。
　　 另外，在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条件下，隐藏行为和隐藏知识的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行为规范，厂商的预期都是集中在短期收益上，同时，消费者也在“不得不”的情形下表示认同，并形成了彼此间的“默契”。实际上，这些所有的“分类均衡”和“默契”都是建立在不考虑消费者福利的前提下的，似乎我国的消费者具有世界上最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我国没有一个完善的产品保险市场，诉讼的相对成本又很高，而且对厂商的责任约束又是最为有限的。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信息不对称难免会出现，但是市场的构建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后果，并直接影响着市场行为。因此，面对中国特有的市场现实，严格责任的设定就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了，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严格责任规则的设定，对厂商的质量防范行为进行严格约束，构成严格信息约束，最终实现在考虑厂商和消者利益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3．政府要强化产品质量信息披露。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市场信息的正外部性是极其有限的。政府管制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市场准入上，试图通过一定的质量标准的确定达到市场信息有效性提高的目的。实际上，质量标准的滞后性并没有带来产品质量水平的显著提高，同时，由于市场准入限制所带来的“垄断”极大地限制了市场本身竞争性的发育，使得厂商更加没有信息披露的动力。相应地，政府作为第三方信息提供者的职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政府向消费者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另外，由于中国市场存在分割现象，各地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造成公共市场信息传递渠道不畅，成本过高。表现出政府没有信息生产和传递的动力，而更多关注于“准入”的管理。因此，政府对产品信息披露管制重心的调整和平衡，并探索出信息搜集和传递低成本的管制模式，將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