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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法治建设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体系。我们应该以努力培养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为新的视角，重构中国的法治建设，政府以及我们每一个有责任的公民都应该在推动中国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的形成和法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市民社会；私法文化；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3-0086-03
一、在法治建设中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的意义
首先，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能够弥补政府主导下的法治建设的不足。中国当前法治建设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即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批判一样，这种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1）政府的事先设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时会与客观实际相脱离。正如谢维雁先生所言“事先设计通常不可靠”［1］，人虽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预测将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客观实际往往是千变万化，所以单靠政府的事先设计是不行的。（2）政府自身具有保守性。政府本身也是“经济人”，它也需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带有一定的保守性，影响创新力度。（3）政府主导型改革中，政府掌握着主动权，这种主动权一旦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公权力的强化自然具有危险性：对私权的伤害。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的“权力倾向”、“国家本位”法律信仰不是很高的国家，过分强调政府的主动地位尤为危险。所以，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一方面形成一股强大的成熟的市民阶层，在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会形成一股对抗权力扩张、约束权力滥用的首要外部力量，使得国家的公权力始终处于监督之下，促进政府主导型改革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为法治建设创造一种文化氛围，促进法治建设顺利进行。
其次，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法制现代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市民社会的培养与形成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培育具有相对自主和自治能力的市民阶层，他们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的高度信仰感，积极参政议政，懂得用合法途径维护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当然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推动法制的现代化。同时，法制的现代化还要求文化的现代化，构建私法文化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崇尚“权利”“自由”“个人本位”的文化氛围，让“对人性的终极关怀”的理念植根于文化之中，遍布于法律的制定之中，实现法制的现代化。
最后，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可为中国完善各个法律部门的个人权利保护和救济制度奠定社会和文化基础。正如前所述，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建立能够促进各个部门法的完善。培养市民社会，让这些市民阶层积极的运用法律手段参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的参与必然能够发现我国各个法律部门如刑法、民法、经济法、环境法、诉讼法和行政法等在权利保护和救济方面的不足，对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弥补法律缺陷起着推动作用。而构建私法文化，创造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氛围，这种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规定性的指引作用，当其价值理念渗透到各个立法者和法律条文中去时，就使得各个法律部门的法律条文都体现着对人的尊重与保护，具有人性化的特性。
二、在法治建设中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的可能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完善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奠定了经济基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积极努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运用政治、法律等各种手段完善市场经济，弥补其中存在的缺陷。尤其是近几年来，各种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都相应出台或者修改，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完善的规则体系，《宪法》修正案又将“私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这大大提高了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有活力的进行。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背景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其次，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了原动力。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呈现出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特点。这恰恰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原动力，人们之间打破了以往固有的“集体主义”“家族主义”“国家至上”的观念，在法律这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则范围内他们可以寻求自身利益，追求自我的发展和团体组织的发展，重视对个人或与自己有着利害关系的组织的权利的保护，极有可能形成具有不同利益需求、不同价值观念的各阶层，这正是市民社会的组成力量。而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恰恰也是私法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趋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酝酿，再加上各种制度与法律的配合才可以形成真正的私法文化。
再次，政府自身的改革措施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有力的政治条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体上看，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局是相当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为个人的发展、私法文化的重建提供了政治保证。政府的改革正在促进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形成。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这项艰难的任务，在约束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观念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在经济领域开始扮演“服务者”的角色，比如对公司实行法人治理制度，放松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管制等，这都在表明政府放权的态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自主自强的内里作用下，国家也担负起培育市民社会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创造并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引导市民社会逐步走向相对独立与自治”［2］。另外，自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执政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比如在农村实行医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城市提高农民工工资和待遇、构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私营企业的积极性等，并且在全社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这些不仅改善了政府形象，更重要的是增添了社会的活力，保证了社会公正，提高了民众的积极性，为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最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积极地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团体，以及法学领域的团体组织都在尽可能地吸收西方各国发展中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和理念制度以及经验教训，试图谋求本国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强大的不改则亡的外力作用下，国家不得不自我收缩，放弃一些与经济全球化不适应的权力，还原于民间”［2］。这种大环境就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市民社会理论，引用他们构建市民社会的一些有意义的制度与规则，将其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为我所用。民间团体间的交流更有利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而西方法律文化的渗透则有利于我们私法文化的构建。
三、在法治建设中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的举措
鉴于市民社会、私法文化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和特有的传统文化，积极努力地培养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以促进法治建设。
第一，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1）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表达自由在个体自我实现和国家民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在限制表达自由时应该格外小心”［3］。我们不单单应该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更重要的是给予公民表达言论自由的途径和方式，避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即宪法虽然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下位法却剥夺或限制该项权利和自由”［3］的局面的发生。一方面要完善中国的信访制度，保障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鼓励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权利、敢于对政府或者其它公权力机构的行为做出评价，调动他们的参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对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予以规范化，以“保护是常态，限制或禁止是例外”的态度，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在充分考虑网络这种传播媒介自身独有的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规则与制度，发挥在当今时代互联网具有的优势即它通过鼓励民众参加政治、经济事务的讨论，唤起他们对国家权力和自身权利的关注意识，进而引发社会群体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潜能。
保证公民的结社自由权，鼓励他们自发、合法的形成各种团体组织，一方面弥补个人力量弱小这一缺陷，以更好地保护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能够与公权力相互制衡。要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完善公民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利的救济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法律要对此项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做出规定，更重要的是对政府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此项权利的行为进行强制性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充分发挥市民社会保护权利、限制权力的作用。
第二，完善市场法律体系。市场经济只有在完善的规则体系下才能正常的运转，以发挥它的各种作用。各个法律部门的立法都要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对一些不合理的竞争、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并且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适当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以鼓励市场的正当竞争，并保证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增强他们的自主性和意思自治性，激励他们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市场中的各项活动。还要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手段对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进行严惩，尤其要对政府部门的不合理或具有腐败倾向的行为予以监督和惩处。此外，还要将一些游离于市场之外的特权组织适当的纳入市场，激活市场的竞争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活力、稳定的市场环境，才能为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培养与构建提供足够的空间，最大限度地保证两者能够顺利地发展。
第三，继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转变政府观念，彻底摒弃政府“父母官”的形象，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加强对在职政府官员法律素质和人权思想的培养，还要让政府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接受法律“光荣的束缚”。二是适当放权，将权力还原于民间。政府自身在改革的时候，必须把握运用权力的“度”，放松对一些公益性或者团体利益性的社会组织的管制，对公司企业也要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自主地发展，以增强市民社会的自治性。当然，适当放权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而是要求政府尽可能为它们的发展提供服务和机会，而不是遏制和打击。三是明确政府官员的责任范围，避免相互推诿的不良现象。这样在公权力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就能够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让广大干部能够谨慎、合法地行使手中的权力。
第四，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加强私法文化建设。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进步中都扮演着“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感受，以一种睿智的眼光创造出深刻、发人深省的思想，往往会给人以启发和感悟。构建私法文化，就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尤其要重视对法律人的培育，让诸如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院老师、法律毕业生在立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学教育方面都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促进以“自由”“权利”为价值取向的私法文化的宣传。知识分子抑或学者本身，也要加强自身观念的转变，在总结西方市民社会、私法文化形成的经验和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私法文化不发达的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特点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摒弃“言必称英美”的不合理的研究态度，积极关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在理论方面发挥创新优势，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与私法文化理论。□
参考文献：
［1］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78.
［2］张文显.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二卷）［M］.科学出版社，2003：445.
［3］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16、53.
责任编辑：钱国华
关键词：市民社会；私法文化；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3-0086-03
一、在法治建设中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的意义
首先，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能够弥补政府主导下的法治建设的不足。中国当前法治建设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即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批判一样，这种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1）政府的事先设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时会与客观实际相脱离。正如谢维雁先生所言“事先设计通常不可靠”［1］，人虽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预测将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客观实际往往是千变万化，所以单靠政府的事先设计是不行的。（2）政府自身具有保守性。政府本身也是“经济人”，它也需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带有一定的保守性，影响创新力度。（3）政府主导型改革中，政府掌握着主动权，这种主动权一旦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公权力的强化自然具有危险性：对私权的伤害。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的“权力倾向”、“国家本位”法律信仰不是很高的国家，过分强调政府的主动地位尤为危险。所以，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一方面形成一股强大的成熟的市民阶层，在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会形成一股对抗权力扩张、约束权力滥用的首要外部力量，使得国家的公权力始终处于监督之下，促进政府主导型改革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为法治建设创造一种文化氛围，促进法治建设顺利进行。
其次，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法制现代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市民社会的培养与形成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培育具有相对自主和自治能力的市民阶层，他们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的高度信仰感，积极参政议政，懂得用合法途径维护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当然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推动法制的现代化。同时，法制的现代化还要求文化的现代化，构建私法文化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崇尚“权利”“自由”“个人本位”的文化氛围，让“对人性的终极关怀”的理念植根于文化之中，遍布于法律的制定之中，实现法制的现代化。
最后，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可为中国完善各个法律部门的个人权利保护和救济制度奠定社会和文化基础。正如前所述，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建立能够促进各个部门法的完善。培养市民社会，让这些市民阶层积极的运用法律手段参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的参与必然能够发现我国各个法律部门如刑法、民法、经济法、环境法、诉讼法和行政法等在权利保护和救济方面的不足，对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弥补法律缺陷起着推动作用。而构建私法文化，创造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氛围，这种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规定性的指引作用，当其价值理念渗透到各个立法者和法律条文中去时，就使得各个法律部门的法律条文都体现着对人的尊重与保护，具有人性化的特性。
二、在法治建设中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的可能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完善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奠定了经济基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积极努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运用政治、法律等各种手段完善市场经济，弥补其中存在的缺陷。尤其是近几年来，各种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都相应出台或者修改，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完善的规则体系，《宪法》修正案又将“私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这大大提高了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有活力的进行。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背景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其次，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了原动力。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呈现出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特点。这恰恰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原动力，人们之间打破了以往固有的“集体主义”“家族主义”“国家至上”的观念，在法律这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则范围内他们可以寻求自身利益，追求自我的发展和团体组织的发展，重视对个人或与自己有着利害关系的组织的权利的保护，极有可能形成具有不同利益需求、不同价值观念的各阶层，这正是市民社会的组成力量。而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恰恰也是私法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趋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酝酿，再加上各种制度与法律的配合才可以形成真正的私法文化。
再次，政府自身的改革措施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有力的政治条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体上看，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局是相当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为个人的发展、私法文化的重建提供了政治保证。政府的改革正在促进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形成。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这项艰难的任务，在约束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观念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在经济领域开始扮演“服务者”的角色，比如对公司实行法人治理制度，放松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管制等，这都在表明政府放权的态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自主自强的内里作用下，国家也担负起培育市民社会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创造并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引导市民社会逐步走向相对独立与自治”［2］。另外，自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执政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比如在农村实行医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城市提高农民工工资和待遇、构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私营企业的积极性等，并且在全社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这些不仅改善了政府形象，更重要的是增添了社会的活力，保证了社会公正，提高了民众的积极性，为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最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积极地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团体，以及法学领域的团体组织都在尽可能地吸收西方各国发展中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和理念制度以及经验教训，试图谋求本国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强大的不改则亡的外力作用下，国家不得不自我收缩，放弃一些与经济全球化不适应的权力，还原于民间”［2］。这种大环境就为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市民社会理论，引用他们构建市民社会的一些有意义的制度与规则，将其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为我所用。民间团体间的交流更有利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而西方法律文化的渗透则有利于我们私法文化的构建。
三、在法治建设中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的举措
鉴于市民社会、私法文化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和特有的传统文化，积极努力地培养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以促进法治建设。
第一，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1）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表达自由在个体自我实现和国家民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在限制表达自由时应该格外小心”［3］。我们不单单应该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更重要的是给予公民表达言论自由的途径和方式，避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即宪法虽然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下位法却剥夺或限制该项权利和自由”［3］的局面的发生。一方面要完善中国的信访制度，保障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鼓励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权利、敢于对政府或者其它公权力机构的行为做出评价，调动他们的参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对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予以规范化，以“保护是常态，限制或禁止是例外”的态度，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在充分考虑网络这种传播媒介自身独有的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规则与制度，发挥在当今时代互联网具有的优势即它通过鼓励民众参加政治、经济事务的讨论，唤起他们对国家权力和自身权利的关注意识，进而引发社会群体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潜能。
保证公民的结社自由权，鼓励他们自发、合法的形成各种团体组织，一方面弥补个人力量弱小这一缺陷，以更好地保护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能够与公权力相互制衡。要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完善公民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利的救济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法律要对此项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做出规定，更重要的是对政府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此项权利的行为进行强制性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培养市民社会、构建私法文化，充分发挥市民社会保护权利、限制权力的作用。
第二，完善市场法律体系。市场经济只有在完善的规则体系下才能正常的运转，以发挥它的各种作用。各个法律部门的立法都要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对一些不合理的竞争、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并且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适当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以鼓励市场的正当竞争，并保证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增强他们的自主性和意思自治性，激励他们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市场中的各项活动。还要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手段对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进行严惩，尤其要对政府部门的不合理或具有腐败倾向的行为予以监督和惩处。此外，还要将一些游离于市场之外的特权组织适当的纳入市场，激活市场的竞争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活力、稳定的市场环境，才能为市民社会、私法文化的培养与构建提供足够的空间，最大限度地保证两者能够顺利地发展。
第三，继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转变政府观念，彻底摒弃政府“父母官”的形象，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加强对在职政府官员法律素质和人权思想的培养，还要让政府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接受法律“光荣的束缚”。二是适当放权，将权力还原于民间。政府自身在改革的时候，必须把握运用权力的“度”，放松对一些公益性或者团体利益性的社会组织的管制，对公司企业也要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自主地发展，以增强市民社会的自治性。当然，适当放权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而是要求政府尽可能为它们的发展提供服务和机会，而不是遏制和打击。三是明确政府官员的责任范围，避免相互推诿的不良现象。这样在公权力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就能够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让广大干部能够谨慎、合法地行使手中的权力。
第四，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加强私法文化建设。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进步中都扮演着“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感受，以一种睿智的眼光创造出深刻、发人深省的思想，往往会给人以启发和感悟。构建私法文化，就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尤其要重视对法律人的培育，让诸如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院老师、法律毕业生在立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学教育方面都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促进以“自由”“权利”为价值取向的私法文化的宣传。知识分子抑或学者本身，也要加强自身观念的转变，在总结西方市民社会、私法文化形成的经验和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私法文化不发达的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特点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摒弃“言必称英美”的不合理的研究态度，积极关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在理论方面发挥创新优势，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与私法文化理论。□
参考文献：
［1］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78.
［2］张文显.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二卷）［M］.科学出版社，2003：445.
［3］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16、53.
责任编辑：钱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