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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6·26”医疗队在陇原》（以下简称《6·26》）在本刊8月文化版刊发后，在读者中引起反响。
《6·26》勾起了父辈们对以往落后医疗条件的回忆。甘肃地处边远，物资匮乏，医疗卫生发展受限极大，基层医疗状况更是苦不堪言，当地百姓常感叹：“百病缠身尸骨多，哭干眼泪无医药。”对于病痛的医治，很大程度上听天由命，诸如生育这类家家户户都要经历的医疗事件，也有“水缸边上跑马，跑过去就活着，跑不过去就死亡”的说法。至于药品，更是奇缺，刮破擦伤等都是就地取材的土办法，如依赖炕土、草灰等。
据史料记载，1949年解放时，甘肃省仅有医疗机构37个，病床80张，医务人员177人，并且都集中在少数城市中，农村无医、无药，广大农民群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如有疾病流行，往往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截止1966年，甘肃省各地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3089个，病床21021张，卫生技术员24394人。缺医少药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普通伤风感冒，没有或少药，就用花椒、白矾、姜片冲水服下。最惯用的就是搓热周身的肌肉、血脉，针刺十指，流出黑红色的血液，病灶就被解除了。或者寄托于迷信活动，企图克服病痛。兰州市拱星墩乡的老人们说：“我们感冒了，就去找尕四爷，他稍懂中医，多用土办法治疗常见的感冒病痛，头疼拔火罐，伤风喝姜汤，病灶严重了，就只能听天由命看造化了。”
女人生养后，为止血，将炕灰从炕洞里扒出来，细筛过后，缝绑在裤子里以止产后瘀血。条件稍差的，没有可以缝绑装灰的裤子，就坐在筛好的炕灰上，待干燥后，皮肤上都是黑褐色的干痂，撕扯时，疼痛异常。
甘肃地处祖国西部，山多水少，自然条件恶劣导致了村民生活的困苦，很多家庭都有孩子夭折的情况。如大脖子病无药医治，村民们就用木匠用的骨胶抹于黑布之上，粘住皮肤，晾干后尽力撕扯，意在拔出“大疙瘩”里的脓包，拔出的脓液令人触目惊心。此种医疗状况，使得人民群众生活惨淡，人均寿命很短。
据史料记载，北京下放到甘肃的医务人员共计1972人。1967～1977年，卫生部连续10年，每年向河西走廊选派400人的巡回医疗队，共计4000人。与此同时，解放军驻甘部队各医院向农村派出大批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新建医院、创建科室、热忱服务、传授医技，填补了甘肃医疗史上的多项空白，为甘肃的医疗新技术开创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走访了部分与“6·26”医疗队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员，一起回忆了他们亲历的关于“6·26”的往事。
《6·26》一文，令兰大二院病理科李晓鸣教授浮想联翩：“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我对‘6·26’的了解源于父亲的一些讲述。对‘6·26’事迹的重温，实实在在是对老一辈医务人员工作的肯定。医疗工作最终是要做到让老百姓有病可以医。‘6·26’医疗队赴甘，奋战在农村基层第一线，的确是为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甘肃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享受到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先进的医疗服务，老百姓是‘6·26’指示和活动最大的受益者，在当时极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的到来，真的是久旱逢甘霖。”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脸上洋溢着对前辈们无私奉献的敬佩之情。
李教授的父亲曾与“6·26”医疗队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有过共事的经历，北京医务人员敬业、勤奋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总是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会默默地感染到其他人。话语不多、和蔼敬业是他们留给人们最深的记忆。李晓鸣教授讲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父亲蛀牙很严重，大部分牙都已坏了，去兰医一院看病。几个医生均建议将蛀牙直接拔掉，父亲很不甘心。这时，一位姓李的北京来的女医生走过来说：‘我来试试看，看能用多久就用多久。’于是，她耐心地将这颗缺损很多的牙补上，并且说：‘您先用着看，实在不行我再给您修。’几十年过去了，这颗牙一直用到现在，再未出现问题，足见其医德之高尚、医术之精湛。每每想到这些人，父亲总是很感慨。”
李教授还讲道：“医院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强度的特点，医务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对医院和医生的工作仍颇有微词，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误解，我国现有医护人员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病人看病难、排队时间长的同时，医务人员也在超负荷工作。如今的医疗技术并没有达到对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的地步，复杂的疾病状况使医生在看病的同时承担着极大的风险。我经常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就特别需要向‘6·26’医务工作者学习，放下自己的得失，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就这个角度来讲，‘6·26’是榜样，是精神，值得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学习。”
“6·26”事迹极大地鼓舞着如今的医务工作者。榆中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蒋建国主任在仔细阅读了《6·26》一文后，谈道：“北京来的医生们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崭新的医疗理念，这对于相对落后的甘肃来说，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帮助。那些专家们在北京等大城市，专业分科相对科学、细致，来到农村基层后，要经历一个‘从专到全’的过程，这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个人发展与人民群众利益之间取舍的问题。而这些专家们默默无闻地奉献，有些甚至一辈子扎根于甘肃农村，这样的举动真是可贵！”
诚然，很多医务工作者从自身发展来讲，都希望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在一些手术台都是临时搭建的村庄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诊断、手术完全靠医生的理论储备和经验积累，从医生个人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讲，会有落差存在。而当时，从北京、上海等地赴甘的医务人员，很多都是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来边远的甘肃服务，他们的个人牺牲促进了甘肃医疗事业的发展。
在甘肃，他们帮扶了大批当地的“赤脚医生”和青年医生，为医疗事业的后续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采访时，一位已退休多年的医师谈及当年“6·26”医疗队，他向我讲述了原甘肃省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主任医师王章在甘肃医疗战线上奉献自己一生心血的事迹。 王章主任来甘肃之前在北京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当时学历较高，技术先进，从事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教研工作。来甘肃后，被分配到甘肃省职业病防治院，还没到单位上班，甘肃省卫生事业管理局先安排他与甘肃省地方病防治所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下乡半年，在陇南地区的西和、礼县农村巡回医疗、防治克山病。1971年1月，甘肃省职业病防治院撤销，北医下放来的几位医生均调至甘肃省人民医院工作，王章主任便与北医来的范君提、唐子进等专家组建了甘肃省人民医院职业病科，设病床10余张，开展职业病防治及其研究工作。
1986年，王章参加全国尘肺X诊断标准的制定工作，由他在甘肃各矿山数百张X胸片中选择的402号胸片，被确定为标准的一期尘肺X线胸片，并经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职业病诊断标准分会审定，卫生部批准为国家GB5906-86标准。据悉，40多年过去了，王章从来都没有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后悔。在他珍藏的一幅毛主席画像的背面，用红笔写着“赠北京赴西北安家落户的战士王章同志”。这幅毛主席像是他响应“6·26”号召赴甘肃时，北京医学院送给他的，王章主任讲：“虽然一生扎根甘肃，但是直到现在我都为自己那时的决定感到光荣。”
“6·26”带来的不仅仅是医疗卫生的进步，这一号召也辐射到其他行业和领域。在采访中，一位退休的医师讲道：“‘6·26’来省人民医院的胡素坤大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业务能力很强，去武威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回省院。那一批医务工作者很多都是举家赴甘，不但对甘肃的医疗卫生事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其家属来甘，也为其他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胡素坤大夫的爱人原在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任教，从事外语教学工作。来兰后，他就职于兰州大学外语系，为甘肃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
这位退休医生祖籍上海，1960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甘，一直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就职，经历并目睹了许多“6·26”医疗队来甘肃的先进事迹。老人讲：“我是上海人，来甘肃时，开始不能适应的首先是饮食。甘肃地处西北，饮食多以面食为主，这与我们自小的饮食习惯相悖。那些医务人员与我一样，肯定也会有此类困难，但是他们能扎根甘肃、服务甘肃那么久，足见对困难的克服。”
部分“6·26”医疗人员回忆，从城市中长大的他们，刚去农村出诊时，有的同志怕看深沟，有的怕走夜路。在农村的锻炼中，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6·26》的作者姬广武先生在采访中有这样的记录：“他们有的顶风冒雪跟着羊群爬陡坡、跳河沟，成了女羊倌；有的挥鞭赶牛犁地，成了女犁手；有的挑起粪担，气不喘，腿不软，能跑几十里山路……这些长期在城市里生活的医生、护士，变得衣服上沾满了泥巴，鞋里灌满了田土，头上落满了飞沙，被百姓们称为‘我们的新社员’。”
甘南，海拔近3000米，山峦起伏，气候严寒，交通不便，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这样艰苦的环境，城市里来的医务人员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更多。为了更好地在高原扎根，为藏族人民服务，医生们主动学习藏语，和藏族群众、干部交朋友。
大家不管山高、路远、天寒、雪厚，始终坚持为牧民送医、送药，有的医务人员还给病人理发、洗澡，长期的藏区生活，使他们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甘肃的百姓感谢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白衣战士，这些应“6·26”号召来甘肃最边远、最贫穷农村的医务人员，在医疗相对薄弱的地区，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专家级的医疗服务。
作为“6·26”指示的受益者，兰州城市学院副院长、文学院教授莫超先生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陇南文县堡子坝，一个山大沟深的偏僻山乡，我的童年、少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自记事起，除了家乡的山、水、人，莫超对外界的人和事充满好奇，因而对那时的医疗队也颇有印象。那是1968年，莫超5岁的时候，家乡来了两位漂亮的女医生，20多岁，说一口好听的北京话，住在季家堡公社（现堡子坝乡）牌坊生产大队当时的大队长鲜文科家。他的父亲莫义祥回忆说，当时，周围的每个大队都分配来两位医生，都是北京来的，女的居多。村民们当面称她们为“大夫”，背后则称“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两位女医生住在牌坊大队的时间是1968年农历九月到十一月，天气逐渐变冷。女医生的饮食就由每家每户轮着派饭，无论饭好与不好，派饭人家卫生与否，她们从不计较，待人亲切热情，吃完饭每人都会放4角钱、3两粮票。
“牌坊村距我们上官地村大约3里路，我跟小伙伴们玩耍时常在路上碰见她们两位或其中的一位。她们每人背一个印有红十字的棕色皮包。有一天，一位10多岁的女孩因为手指头发炎，指甲快掉了，疼得掉眼泪。正好一位女医生出诊从村里走过，她放下药箱，拿出自己的指甲剪，仔细剪了指甲，又用药水擦净，包了纱布，叮嘱她不要动水以免感染。女孩的母亲知道后眼泪扑簌簌落下，连说：‘好人呀，好人！’”
在莫超儿时的记忆里，两位女医生背着医疗包走在乡间的土路上，这样的场景时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自己家亲身经历医疗队就诊的事件。
他在回忆中讲道：“不久，医疗队跟我家就发生了关系。那是当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夜晚，我二妹妹要出生了。晚上9点左右，天已很黑，父亲出了门，说是去请大夫，我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半夜，被婴儿的哭声吵醒，我听到一个女人说着普通话：‘是个胖妞。’‘妞’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因为我们当地是不说的。我看见父亲打着手电，一手拿着水瓢倒水，那两个带白口罩、戴白塑料手套的女医生站在台阶边洗手，好像洗了好一阵才完。后来，她们背上药箱，拿着手电筒要走，还不让我父亲送，说：‘你必须照顾产妇。’于是，我父亲千恩万谢地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她们自己往牌坊村走了。这时是凌晨1点左右，是午夜最黑的那一阵。老家的那条路在白天都是难走的，左边是高坡，右边是深坎，路也不宽，中间还要过一段泥水浸漫的砾石路，一不小心就会晃进泥水中。此时已入冬，天气寒凉，砾石上结上了厚厚的冰渣子，路滑的程度不言而喻。牌坊岭梁是必经之地，岭边就是数十米深的悬崖绝壁，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流水；从牌坊岭梁到牌坊村，是一段乱石磷峋、荆棘丛生的弯路，狐狸、兔子，甚至野狼都常在这里出现。当地人夜里也不轻易走，何况两个来自大城市的弱女子。我父母为此唏嘘感叹了好几天。我父亲有文化，我记得他说：‘这是白求恩式的大夫。’我母亲则常对襁褓中的妹妹喃喃地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接生的，你的身价不低呀！’” 这事一晃就过去了40多年。莫超离开老家，在省城兰州学习和工作也近30年。每次当他见到二妹小时候的照片时，或回老家探亲偶尔听到乡亲们念叨医疗队的时候，她们的音容笑貌还会在脑中依稀可见。
莫老师惋惜地讲道：“非常可惜，我和我的父母亲，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具体单位。现在常听家乡人说看病贵，就医难，医患关系不好等，我就会想起她们。岂止我一人，当年受到医疗队无私关爱、被医疗队视为自己亲人的父老乡亲，哪一个不想念她们呢？真正的好人、好事，一定会在他人的心中留下长久的印迹！”
姬广武先生为写成《6·26》这篇报告文学作品，搜集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查阅了相关资料，寻访了当年下放甘肃的医疗队中的大部分医疗人员，走访了当年医务人员辛勤工作过的乡村。这段时间内，他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外，每天早晨6点起来开始写作，8点按时上班。几乎推却了任何社交、应酬，就为了将这一历史事件再次展现给甘肃人民，对曾经来甘的医务人员表达深切的敬意与感激之情，将榜样们的事迹传播开来，启迪世人。
他先后两次专为此事去北京寻访，查找当时的医务人员，不放弃任何一个线索，为此活动寻找到了大量真实可据的材料。
姬广武先生说：“采访中，马明良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他被分配到渭源县，在偏远的北寨公社卫生院、庆坪公社卫生院工作、生活四五年。”据马明良回忆：“来到渭源的那一天，阴雨连绵。县城街道非常泥泞，当时还穿着离开北京时的短袖，可当地已经穿绒衣了，衣服都打包在行李中，十分寒冷。”同样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老人头上还盘着大辫子，山区许多人没有见过汽车和电灯。来到这里，首先要适应当地的生活，本地人都吃洋芋，喝罐罐茶，饮用水要去很远的地方担。他便挑着水担，踩着秦祁河中的石头，谨小慎微地走过去。河水是盐碱水，不能食用。他蹚过河去，是为了取那含碱相对少一些、清一些的渗沙水。
调至庆坪公社卫生院时，马明良与庆坪卫生院的甘肃临洮籍中医靳凤英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家庭。从此，他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甘肃女婿，不但渭源话说得流利，还学会了喝罐罐茶，真正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姬广武先生说：“1972年5月，我母亲因病到河西堡北京医院就治，并经历了一次长达六小时的大手术，主治大夫是北京来的医生景翙筑，经过她的回春妙手，母亲恢复了健康。”
“当时的河西堡医院，也就是在戈壁滩上盖的几排平房，周围没有其他单位。医院因为是整体搬迁，病房的床单和桌柜等医疗设备上，都印着‘北京市第一医院’的字样。”母亲回忆说：“景大夫高个子，苗条，瓜子脸，清清秀秀，气质很好。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但正是‘文革’期间，护士进来不多说话，打针给药，多余的一句话都没有。”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读了《6·26》后十分高兴，对文中提及的人和事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姬广武先生报道此事付出的艰辛劳动极为认可。他认为：“这么一大笔宝贵的资源，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今后，一定要利用好。要用‘6·26’精神鼓舞人、教育人、引导人，要用老一辈的资源，助推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不论时光走过多少年，历史都不会忘记‘6·26’医务工作者付出的牺牲和为甘肃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6·26》勾起了父辈们对以往落后医疗条件的回忆。甘肃地处边远，物资匮乏，医疗卫生发展受限极大，基层医疗状况更是苦不堪言，当地百姓常感叹：“百病缠身尸骨多，哭干眼泪无医药。”对于病痛的医治，很大程度上听天由命，诸如生育这类家家户户都要经历的医疗事件，也有“水缸边上跑马，跑过去就活着，跑不过去就死亡”的说法。至于药品，更是奇缺，刮破擦伤等都是就地取材的土办法，如依赖炕土、草灰等。
据史料记载，1949年解放时，甘肃省仅有医疗机构37个，病床80张，医务人员177人，并且都集中在少数城市中，农村无医、无药，广大农民群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如有疾病流行，往往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截止1966年，甘肃省各地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3089个，病床21021张，卫生技术员24394人。缺医少药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普通伤风感冒，没有或少药，就用花椒、白矾、姜片冲水服下。最惯用的就是搓热周身的肌肉、血脉，针刺十指，流出黑红色的血液，病灶就被解除了。或者寄托于迷信活动，企图克服病痛。兰州市拱星墩乡的老人们说：“我们感冒了，就去找尕四爷，他稍懂中医，多用土办法治疗常见的感冒病痛，头疼拔火罐，伤风喝姜汤，病灶严重了，就只能听天由命看造化了。”
女人生养后，为止血，将炕灰从炕洞里扒出来，细筛过后，缝绑在裤子里以止产后瘀血。条件稍差的，没有可以缝绑装灰的裤子，就坐在筛好的炕灰上，待干燥后，皮肤上都是黑褐色的干痂，撕扯时，疼痛异常。
甘肃地处祖国西部，山多水少，自然条件恶劣导致了村民生活的困苦，很多家庭都有孩子夭折的情况。如大脖子病无药医治，村民们就用木匠用的骨胶抹于黑布之上，粘住皮肤，晾干后尽力撕扯，意在拔出“大疙瘩”里的脓包，拔出的脓液令人触目惊心。此种医疗状况，使得人民群众生活惨淡，人均寿命很短。
据史料记载，北京下放到甘肃的医务人员共计1972人。1967～1977年，卫生部连续10年，每年向河西走廊选派400人的巡回医疗队，共计4000人。与此同时，解放军驻甘部队各医院向农村派出大批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新建医院、创建科室、热忱服务、传授医技，填补了甘肃医疗史上的多项空白，为甘肃的医疗新技术开创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走访了部分与“6·26”医疗队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员，一起回忆了他们亲历的关于“6·26”的往事。
《6·26》一文，令兰大二院病理科李晓鸣教授浮想联翩：“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我对‘6·26’的了解源于父亲的一些讲述。对‘6·26’事迹的重温，实实在在是对老一辈医务人员工作的肯定。医疗工作最终是要做到让老百姓有病可以医。‘6·26’医疗队赴甘，奋战在农村基层第一线，的确是为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甘肃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享受到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先进的医疗服务，老百姓是‘6·26’指示和活动最大的受益者，在当时极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的到来，真的是久旱逢甘霖。”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脸上洋溢着对前辈们无私奉献的敬佩之情。
李教授的父亲曾与“6·26”医疗队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有过共事的经历，北京医务人员敬业、勤奋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总是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会默默地感染到其他人。话语不多、和蔼敬业是他们留给人们最深的记忆。李晓鸣教授讲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父亲蛀牙很严重，大部分牙都已坏了，去兰医一院看病。几个医生均建议将蛀牙直接拔掉，父亲很不甘心。这时，一位姓李的北京来的女医生走过来说：‘我来试试看，看能用多久就用多久。’于是，她耐心地将这颗缺损很多的牙补上，并且说：‘您先用着看，实在不行我再给您修。’几十年过去了，这颗牙一直用到现在，再未出现问题，足见其医德之高尚、医术之精湛。每每想到这些人，父亲总是很感慨。”
李教授还讲道：“医院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强度的特点，医务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对医院和医生的工作仍颇有微词，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误解，我国现有医护人员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病人看病难、排队时间长的同时，医务人员也在超负荷工作。如今的医疗技术并没有达到对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的地步，复杂的疾病状况使医生在看病的同时承担着极大的风险。我经常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就特别需要向‘6·26’医务工作者学习，放下自己的得失，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就这个角度来讲，‘6·26’是榜样，是精神，值得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学习。”
“6·26”事迹极大地鼓舞着如今的医务工作者。榆中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蒋建国主任在仔细阅读了《6·26》一文后，谈道：“北京来的医生们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崭新的医疗理念，这对于相对落后的甘肃来说，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帮助。那些专家们在北京等大城市，专业分科相对科学、细致，来到农村基层后，要经历一个‘从专到全’的过程，这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个人发展与人民群众利益之间取舍的问题。而这些专家们默默无闻地奉献，有些甚至一辈子扎根于甘肃农村，这样的举动真是可贵！”
诚然，很多医务工作者从自身发展来讲，都希望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在一些手术台都是临时搭建的村庄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诊断、手术完全靠医生的理论储备和经验积累，从医生个人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讲，会有落差存在。而当时，从北京、上海等地赴甘的医务人员，很多都是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来边远的甘肃服务，他们的个人牺牲促进了甘肃医疗事业的发展。
在甘肃，他们帮扶了大批当地的“赤脚医生”和青年医生，为医疗事业的后续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采访时，一位已退休多年的医师谈及当年“6·26”医疗队，他向我讲述了原甘肃省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主任医师王章在甘肃医疗战线上奉献自己一生心血的事迹。 王章主任来甘肃之前在北京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当时学历较高，技术先进，从事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教研工作。来甘肃后，被分配到甘肃省职业病防治院，还没到单位上班，甘肃省卫生事业管理局先安排他与甘肃省地方病防治所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下乡半年，在陇南地区的西和、礼县农村巡回医疗、防治克山病。1971年1月，甘肃省职业病防治院撤销，北医下放来的几位医生均调至甘肃省人民医院工作，王章主任便与北医来的范君提、唐子进等专家组建了甘肃省人民医院职业病科，设病床10余张，开展职业病防治及其研究工作。
1986年，王章参加全国尘肺X诊断标准的制定工作，由他在甘肃各矿山数百张X胸片中选择的402号胸片，被确定为标准的一期尘肺X线胸片，并经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职业病诊断标准分会审定，卫生部批准为国家GB5906-86标准。据悉，40多年过去了，王章从来都没有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后悔。在他珍藏的一幅毛主席画像的背面，用红笔写着“赠北京赴西北安家落户的战士王章同志”。这幅毛主席像是他响应“6·26”号召赴甘肃时，北京医学院送给他的，王章主任讲：“虽然一生扎根甘肃，但是直到现在我都为自己那时的决定感到光荣。”
“6·26”带来的不仅仅是医疗卫生的进步，这一号召也辐射到其他行业和领域。在采访中，一位退休的医师讲道：“‘6·26’来省人民医院的胡素坤大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业务能力很强，去武威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回省院。那一批医务工作者很多都是举家赴甘，不但对甘肃的医疗卫生事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其家属来甘，也为其他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胡素坤大夫的爱人原在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任教，从事外语教学工作。来兰后，他就职于兰州大学外语系，为甘肃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
这位退休医生祖籍上海，1960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甘，一直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就职，经历并目睹了许多“6·26”医疗队来甘肃的先进事迹。老人讲：“我是上海人，来甘肃时，开始不能适应的首先是饮食。甘肃地处西北，饮食多以面食为主，这与我们自小的饮食习惯相悖。那些医务人员与我一样，肯定也会有此类困难，但是他们能扎根甘肃、服务甘肃那么久，足见对困难的克服。”
部分“6·26”医疗人员回忆，从城市中长大的他们，刚去农村出诊时，有的同志怕看深沟，有的怕走夜路。在农村的锻炼中，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6·26》的作者姬广武先生在采访中有这样的记录：“他们有的顶风冒雪跟着羊群爬陡坡、跳河沟，成了女羊倌；有的挥鞭赶牛犁地，成了女犁手；有的挑起粪担，气不喘，腿不软，能跑几十里山路……这些长期在城市里生活的医生、护士，变得衣服上沾满了泥巴，鞋里灌满了田土，头上落满了飞沙，被百姓们称为‘我们的新社员’。”
甘南，海拔近3000米，山峦起伏，气候严寒，交通不便，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这样艰苦的环境，城市里来的医务人员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更多。为了更好地在高原扎根，为藏族人民服务，医生们主动学习藏语，和藏族群众、干部交朋友。
大家不管山高、路远、天寒、雪厚，始终坚持为牧民送医、送药，有的医务人员还给病人理发、洗澡，长期的藏区生活，使他们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甘肃的百姓感谢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白衣战士，这些应“6·26”号召来甘肃最边远、最贫穷农村的医务人员，在医疗相对薄弱的地区，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专家级的医疗服务。
作为“6·26”指示的受益者，兰州城市学院副院长、文学院教授莫超先生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陇南文县堡子坝，一个山大沟深的偏僻山乡，我的童年、少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自记事起，除了家乡的山、水、人，莫超对外界的人和事充满好奇，因而对那时的医疗队也颇有印象。那是1968年，莫超5岁的时候，家乡来了两位漂亮的女医生，20多岁，说一口好听的北京话，住在季家堡公社（现堡子坝乡）牌坊生产大队当时的大队长鲜文科家。他的父亲莫义祥回忆说，当时，周围的每个大队都分配来两位医生，都是北京来的，女的居多。村民们当面称她们为“大夫”，背后则称“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两位女医生住在牌坊大队的时间是1968年农历九月到十一月，天气逐渐变冷。女医生的饮食就由每家每户轮着派饭，无论饭好与不好，派饭人家卫生与否，她们从不计较，待人亲切热情，吃完饭每人都会放4角钱、3两粮票。
“牌坊村距我们上官地村大约3里路，我跟小伙伴们玩耍时常在路上碰见她们两位或其中的一位。她们每人背一个印有红十字的棕色皮包。有一天，一位10多岁的女孩因为手指头发炎，指甲快掉了，疼得掉眼泪。正好一位女医生出诊从村里走过，她放下药箱，拿出自己的指甲剪，仔细剪了指甲，又用药水擦净，包了纱布，叮嘱她不要动水以免感染。女孩的母亲知道后眼泪扑簌簌落下，连说：‘好人呀，好人！’”
在莫超儿时的记忆里，两位女医生背着医疗包走在乡间的土路上，这样的场景时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自己家亲身经历医疗队就诊的事件。
他在回忆中讲道：“不久，医疗队跟我家就发生了关系。那是当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夜晚，我二妹妹要出生了。晚上9点左右，天已很黑，父亲出了门，说是去请大夫，我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半夜，被婴儿的哭声吵醒，我听到一个女人说着普通话：‘是个胖妞。’‘妞’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因为我们当地是不说的。我看见父亲打着手电，一手拿着水瓢倒水，那两个带白口罩、戴白塑料手套的女医生站在台阶边洗手，好像洗了好一阵才完。后来，她们背上药箱，拿着手电筒要走，还不让我父亲送，说：‘你必须照顾产妇。’于是，我父亲千恩万谢地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她们自己往牌坊村走了。这时是凌晨1点左右，是午夜最黑的那一阵。老家的那条路在白天都是难走的，左边是高坡，右边是深坎，路也不宽，中间还要过一段泥水浸漫的砾石路，一不小心就会晃进泥水中。此时已入冬，天气寒凉，砾石上结上了厚厚的冰渣子，路滑的程度不言而喻。牌坊岭梁是必经之地，岭边就是数十米深的悬崖绝壁，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流水；从牌坊岭梁到牌坊村，是一段乱石磷峋、荆棘丛生的弯路，狐狸、兔子，甚至野狼都常在这里出现。当地人夜里也不轻易走，何况两个来自大城市的弱女子。我父母为此唏嘘感叹了好几天。我父亲有文化，我记得他说：‘这是白求恩式的大夫。’我母亲则常对襁褓中的妹妹喃喃地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接生的，你的身价不低呀！’” 这事一晃就过去了40多年。莫超离开老家，在省城兰州学习和工作也近30年。每次当他见到二妹小时候的照片时，或回老家探亲偶尔听到乡亲们念叨医疗队的时候，她们的音容笑貌还会在脑中依稀可见。
莫老师惋惜地讲道：“非常可惜，我和我的父母亲，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具体单位。现在常听家乡人说看病贵，就医难，医患关系不好等，我就会想起她们。岂止我一人，当年受到医疗队无私关爱、被医疗队视为自己亲人的父老乡亲，哪一个不想念她们呢？真正的好人、好事，一定会在他人的心中留下长久的印迹！”
姬广武先生为写成《6·26》这篇报告文学作品，搜集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查阅了相关资料，寻访了当年下放甘肃的医疗队中的大部分医疗人员，走访了当年医务人员辛勤工作过的乡村。这段时间内，他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外，每天早晨6点起来开始写作，8点按时上班。几乎推却了任何社交、应酬，就为了将这一历史事件再次展现给甘肃人民，对曾经来甘的医务人员表达深切的敬意与感激之情，将榜样们的事迹传播开来，启迪世人。
他先后两次专为此事去北京寻访，查找当时的医务人员，不放弃任何一个线索，为此活动寻找到了大量真实可据的材料。
姬广武先生说：“采访中，马明良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他被分配到渭源县，在偏远的北寨公社卫生院、庆坪公社卫生院工作、生活四五年。”据马明良回忆：“来到渭源的那一天，阴雨连绵。县城街道非常泥泞，当时还穿着离开北京时的短袖，可当地已经穿绒衣了，衣服都打包在行李中，十分寒冷。”同样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老人头上还盘着大辫子，山区许多人没有见过汽车和电灯。来到这里，首先要适应当地的生活，本地人都吃洋芋，喝罐罐茶，饮用水要去很远的地方担。他便挑着水担，踩着秦祁河中的石头，谨小慎微地走过去。河水是盐碱水，不能食用。他蹚过河去，是为了取那含碱相对少一些、清一些的渗沙水。
调至庆坪公社卫生院时，马明良与庆坪卫生院的甘肃临洮籍中医靳凤英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家庭。从此，他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甘肃女婿，不但渭源话说得流利，还学会了喝罐罐茶，真正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姬广武先生说：“1972年5月，我母亲因病到河西堡北京医院就治，并经历了一次长达六小时的大手术，主治大夫是北京来的医生景翙筑，经过她的回春妙手，母亲恢复了健康。”
“当时的河西堡医院，也就是在戈壁滩上盖的几排平房，周围没有其他单位。医院因为是整体搬迁，病房的床单和桌柜等医疗设备上，都印着‘北京市第一医院’的字样。”母亲回忆说：“景大夫高个子，苗条，瓜子脸，清清秀秀，气质很好。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但正是‘文革’期间，护士进来不多说话，打针给药，多余的一句话都没有。”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读了《6·26》后十分高兴，对文中提及的人和事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姬广武先生报道此事付出的艰辛劳动极为认可。他认为：“这么一大笔宝贵的资源，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今后，一定要利用好。要用‘6·26’精神鼓舞人、教育人、引导人，要用老一辈的资源，助推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不论时光走过多少年，历史都不会忘记‘6·26’医务工作者付出的牺牲和为甘肃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