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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11月开始，福建泉州市从青海省民和、互助、湟中三县成批引进402名农民工，以缓解日益紧张的“民工荒”。一年多过去了，由于各种原因，402名工人中已有近2/3的人员离去。
把丰富的内地劳动力资源向缺工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本是资源互补、多方得利的好事，但好事的最终结果却让各方尴尬。为什么？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我们要回家”
为了农牧民外出打工，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可谓煞费苦心，可是，从青海到福建的大部分农民工却不领这个情。2005年3月5日，民和县委书记曹生渊带领该县总工会、就业局的领导，在泉州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辉艺鹏礼品公司看望民和籍农民工，鼓励他们安心在泉州工作。中午1时左右，准备离开的曹生渊一行在公司的大门口遭到20多名民和籍农民工的阻拦，一位18岁的民和农民工愤愤不平地对在场的记者说：“我们来的时候，政府说第一个月工资就可以拿800元，第二个月以后能拿到1000元以上，可现在每月只有500元出头，七扣八扣就剩200多元了，抽烟、喝酒还不够，哪还有钱寄给家里？政府说了那么多好听话，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既然挣不了钱，就要负责把我们送回家去！”
事后，经过反复谈判，民和县就业局局长许诺为坚决要走的14人购买返乡车票。
据了解，民和是一个农业县，也是一个贫困县，全县38万人口中有33万农民，富余劳力达10万人，如何安置这些富余劳力、增加农民收入成了民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经过泉州市总工会牵线搭桥，民和县第一批145位农民于2005年１月底到了泉州的三家企业打工。曹生渊说，这次他专门带县总工会、就业局等部门领导来泉州，就是想了解沿海地区企业用工需求，总结上次劳务输出的经验，为下一步扩大劳务输出提供决策依据。
据曹生渊介绍，从2004年年底开始，青海省就开始大规模组织劳务输出，民和县从并不宽裕的财政中专门拨出了一笔经费用于先期的动员、组织，由于农民负担不起去福建的路费，县里为每位农民出资400元买了车票，并派人护送他们到泉州。
曹生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输出一个农民工，每月只要汇回200元，干上两年，一家人就可以脱贫。另外，外出打工还能开阔眼界，转变观念，增长才干，积累资金，为以后回乡创业做准备。
青海省劳动保障厅驻闽劳务工作处主任马成祥在泉州向记者介绍说：“青海省对输出农民工高度重视，将其看成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青海在福建的务工人员有1000多名，省里希望2006年的总数达到4000人以上。
完成“蜕变”的西部牛仔
现年19岁的吴成义来自青海湟中县，现在在泉州市文宝轻工有限公司打工。尽管他看起来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但一身整齐的工装和带着泉州口音的普通话，让人丝毫看不出他曾经是西部农村的放牛娃。2005年1月，他和110个同县老乡坐火车辗转数千里到了厦门，又乘汽车来到泉州，被分到泉州洛江精致文具有限公司和泉州文宝轻工有限公司工作。可一年尚未过去，吴成义在洛江公司的61名老乡都回去了，文宝公司的49名同伴，目前也仅剩20多人。
“县里统一组织到福建打工时，共有200多人报名，挑了110人，县里对这件事很重视，出发时，是县里的一个领导带的队，来这里的车费也是县里出的，我们只掏了自己的饭钱。”吴成义对记者说。
“我在厂里负责机械操作，现在月收入有1200多元，每月寄回家800元，家里用我和我哥打工赚的钱，盖起了300多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在厂里我们6个人合住一间宿舍，有卫生间、浴室，吃的也不错，和工友们相处得挺愉快，我已经适应了泉州的生活。”谈到家乡的人和事，吴成义有些许忧愁，他说：“这个春节我不回去了，厂里的生产不能停，回去要好多天，还要花钱，想家的时候给父母打个电话就行了！”
“刚来两三个月的时候，老乡们都在宿舍里谈白天遇到的不顺心事，谈如何想家，经常谈到深夜，越谈越伤心，第二天大家便一起到厂里结清工钱，回家去了。当初我也和那些老乡一样，心情烦躁，想过回家，可后来一想，第一次出门就没挣着钱，以后怎么办？”吴成义说，现在自己基本适应了工厂里的生活节奏，觉得当一名每天朝九晚五的技术工人和以前在老家放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老家是很快活，但只是穷开心，这里虽然紧张，可只要努力干活，就能拿到工资。”
打工不是捡黄金
辉艺鹏礼品公司是接收民和籍农民工最多的企业，共有84人在这家公司打工。公司人事部负责人对记者说，农民工进厂后一般都要求先经过三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每月保底工资是500元，等到技术熟练之后，按劳计酬，收入可达到700元至1600元不等。这些农民工到泉州时几乎都身无分文，公司先垫支了伙食费和购买被褥的费用，因此在发放第一个月工资时，就扣除了这部分预付款，针对青海农民工的抱怨，这位负责人说：“这些人中男的大多爱吸烟、喝酒、唱歌，实习期的工资哪够他们花？”
富丽礼品有限公司人事科负责人认为，青海农民工在他们厂的最大问题是抽烟。“我们厂是生产易燃易爆树脂产品的，岗前培训再三强调职工宿舍内禁止吸烟，但后来我们还是在宿舍床架的钢筒内发现了大量的烟头。不少青海工人对厂规不理解，还辩解说又不是学生，凭什么不让吸烟？”
富丽礼品有限公司规定男工不能进女工宿舍。为这事，刚来不到一个月，这批工人就“闹”起来了。工人们认为，厂里对其他省的员工谈恋爱都不管，为什么我们进一下女老乡宿舍就不行？当时这些工人和厂里的保安勤务人员僵持不下，一方非要进，一方决不让进，最后厂领导出面说服，才解决这件事。
文宝轻工有限公司的张瀚邈说，这些青海农民工大多是第一次出家门，抱着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总觉得沿海地区到处是黄金，轻轻松松就可以挣钱。一旦实际收入和期望值有落差，他们就会对企业和政府产生怨懑情绪。另外，很多走掉的人是因为不适应厂里的工作时间、工作制度、工作强度，“比如厂里明确规定，不能喝酒，可他们有的上班时间还带着酒瓶子！”
在阵痛中长大
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蔡金宝认为，闲散自由的农耕生活与现代企业用工机制之间存在衔接困难的问题，从农牧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要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属于“成长中的烦恼”“蜕变中的阵痛”，需要企业、输出地政府、外来工多方共同努力，才能缩短这一进程。
“用工企业首先要关心外来工的待遇、用工时间和日常生活。”蔡金宝分析，泉州地区之所以出现“民工荒”情况，是因为有些企业用工不规范，待遇偏低，青海这一批务工人员以前从未出门做工，原先在家务农、放牧比较悠闲，来了之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觉得太累了，休息时间不够；青海人与泉州人的生活习惯相差很大，用工企业要在外来工的饮食安排上下功夫，初期企业适应员工，过一段时间后员工再适应企业规章制度。
“输出地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蔡金宝对记者说，组织务工人员整体输出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什么事情都由政府来操办，就容易让务工人员产生事事都依赖政府的心理，一旦他们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埋怨，甚至迁怒于政府。“我觉得当地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不能大包大揽，政府不能连路费都给包下来，要培养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的成本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
蔡金宝对记者说，西部地区农民工外出打工起步晚、观念转变慢，不适应沿海地区的工作节奏，劳务输出不能简单地“扶上马，送一程”，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组织协调、提供就业信息和加强岗前培训，尽快地实现身份转变，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增强就业竞争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种劳务中介机构的作用，规范和鼓励其在合法、公平、诚信的前提下参与劳务输出，承担起组织、培训、输送、服务等转移地方剩余劳动力的职责。
把丰富的内地劳动力资源向缺工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本是资源互补、多方得利的好事，但好事的最终结果却让各方尴尬。为什么？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我们要回家”
为了农牧民外出打工，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可谓煞费苦心，可是，从青海到福建的大部分农民工却不领这个情。2005年3月5日，民和县委书记曹生渊带领该县总工会、就业局的领导，在泉州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辉艺鹏礼品公司看望民和籍农民工，鼓励他们安心在泉州工作。中午1时左右，准备离开的曹生渊一行在公司的大门口遭到20多名民和籍农民工的阻拦，一位18岁的民和农民工愤愤不平地对在场的记者说：“我们来的时候，政府说第一个月工资就可以拿800元，第二个月以后能拿到1000元以上，可现在每月只有500元出头，七扣八扣就剩200多元了，抽烟、喝酒还不够，哪还有钱寄给家里？政府说了那么多好听话，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既然挣不了钱，就要负责把我们送回家去！”
事后，经过反复谈判，民和县就业局局长许诺为坚决要走的14人购买返乡车票。
据了解，民和是一个农业县，也是一个贫困县，全县38万人口中有33万农民，富余劳力达10万人，如何安置这些富余劳力、增加农民收入成了民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经过泉州市总工会牵线搭桥，民和县第一批145位农民于2005年１月底到了泉州的三家企业打工。曹生渊说，这次他专门带县总工会、就业局等部门领导来泉州，就是想了解沿海地区企业用工需求，总结上次劳务输出的经验，为下一步扩大劳务输出提供决策依据。
据曹生渊介绍，从2004年年底开始，青海省就开始大规模组织劳务输出，民和县从并不宽裕的财政中专门拨出了一笔经费用于先期的动员、组织，由于农民负担不起去福建的路费，县里为每位农民出资400元买了车票，并派人护送他们到泉州。
曹生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输出一个农民工，每月只要汇回200元，干上两年，一家人就可以脱贫。另外，外出打工还能开阔眼界，转变观念，增长才干，积累资金，为以后回乡创业做准备。
青海省劳动保障厅驻闽劳务工作处主任马成祥在泉州向记者介绍说：“青海省对输出农民工高度重视，将其看成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青海在福建的务工人员有1000多名，省里希望2006年的总数达到4000人以上。
完成“蜕变”的西部牛仔
现年19岁的吴成义来自青海湟中县，现在在泉州市文宝轻工有限公司打工。尽管他看起来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但一身整齐的工装和带着泉州口音的普通话，让人丝毫看不出他曾经是西部农村的放牛娃。2005年1月，他和110个同县老乡坐火车辗转数千里到了厦门，又乘汽车来到泉州，被分到泉州洛江精致文具有限公司和泉州文宝轻工有限公司工作。可一年尚未过去，吴成义在洛江公司的61名老乡都回去了，文宝公司的49名同伴，目前也仅剩20多人。
“县里统一组织到福建打工时，共有200多人报名，挑了110人，县里对这件事很重视，出发时，是县里的一个领导带的队，来这里的车费也是县里出的，我们只掏了自己的饭钱。”吴成义对记者说。
“我在厂里负责机械操作，现在月收入有1200多元，每月寄回家800元，家里用我和我哥打工赚的钱，盖起了300多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在厂里我们6个人合住一间宿舍，有卫生间、浴室，吃的也不错，和工友们相处得挺愉快，我已经适应了泉州的生活。”谈到家乡的人和事，吴成义有些许忧愁，他说：“这个春节我不回去了，厂里的生产不能停，回去要好多天，还要花钱，想家的时候给父母打个电话就行了！”
“刚来两三个月的时候，老乡们都在宿舍里谈白天遇到的不顺心事，谈如何想家，经常谈到深夜，越谈越伤心，第二天大家便一起到厂里结清工钱，回家去了。当初我也和那些老乡一样，心情烦躁，想过回家，可后来一想，第一次出门就没挣着钱，以后怎么办？”吴成义说，现在自己基本适应了工厂里的生活节奏，觉得当一名每天朝九晚五的技术工人和以前在老家放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老家是很快活，但只是穷开心，这里虽然紧张，可只要努力干活，就能拿到工资。”
打工不是捡黄金
辉艺鹏礼品公司是接收民和籍农民工最多的企业，共有84人在这家公司打工。公司人事部负责人对记者说，农民工进厂后一般都要求先经过三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每月保底工资是500元，等到技术熟练之后，按劳计酬，收入可达到700元至1600元不等。这些农民工到泉州时几乎都身无分文，公司先垫支了伙食费和购买被褥的费用，因此在发放第一个月工资时，就扣除了这部分预付款，针对青海农民工的抱怨，这位负责人说：“这些人中男的大多爱吸烟、喝酒、唱歌，实习期的工资哪够他们花？”
富丽礼品有限公司人事科负责人认为，青海农民工在他们厂的最大问题是抽烟。“我们厂是生产易燃易爆树脂产品的，岗前培训再三强调职工宿舍内禁止吸烟，但后来我们还是在宿舍床架的钢筒内发现了大量的烟头。不少青海工人对厂规不理解，还辩解说又不是学生，凭什么不让吸烟？”
富丽礼品有限公司规定男工不能进女工宿舍。为这事，刚来不到一个月，这批工人就“闹”起来了。工人们认为，厂里对其他省的员工谈恋爱都不管，为什么我们进一下女老乡宿舍就不行？当时这些工人和厂里的保安勤务人员僵持不下，一方非要进，一方决不让进，最后厂领导出面说服，才解决这件事。
文宝轻工有限公司的张瀚邈说，这些青海农民工大多是第一次出家门，抱着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总觉得沿海地区到处是黄金，轻轻松松就可以挣钱。一旦实际收入和期望值有落差，他们就会对企业和政府产生怨懑情绪。另外，很多走掉的人是因为不适应厂里的工作时间、工作制度、工作强度，“比如厂里明确规定，不能喝酒，可他们有的上班时间还带着酒瓶子！”
在阵痛中长大
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蔡金宝认为，闲散自由的农耕生活与现代企业用工机制之间存在衔接困难的问题，从农牧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要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属于“成长中的烦恼”“蜕变中的阵痛”，需要企业、输出地政府、外来工多方共同努力，才能缩短这一进程。
“用工企业首先要关心外来工的待遇、用工时间和日常生活。”蔡金宝分析，泉州地区之所以出现“民工荒”情况，是因为有些企业用工不规范，待遇偏低，青海这一批务工人员以前从未出门做工，原先在家务农、放牧比较悠闲，来了之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觉得太累了，休息时间不够；青海人与泉州人的生活习惯相差很大，用工企业要在外来工的饮食安排上下功夫，初期企业适应员工，过一段时间后员工再适应企业规章制度。
“输出地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蔡金宝对记者说，组织务工人员整体输出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什么事情都由政府来操办，就容易让务工人员产生事事都依赖政府的心理，一旦他们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埋怨，甚至迁怒于政府。“我觉得当地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不能大包大揽，政府不能连路费都给包下来，要培养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的成本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
蔡金宝对记者说，西部地区农民工外出打工起步晚、观念转变慢，不适应沿海地区的工作节奏，劳务输出不能简单地“扶上马，送一程”，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组织协调、提供就业信息和加强岗前培训，尽快地实现身份转变，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增强就业竞争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种劳务中介机构的作用，规范和鼓励其在合法、公平、诚信的前提下参与劳务输出，承担起组织、培训、输送、服务等转移地方剩余劳动力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