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特别喜欢对民国政府“挑刺”，甚至写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之类让当局恼羞成怒的文章，写了还不算，还要发到美国《新群众》等境外媒体上。然而，鲁迅当了多年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为什么他会“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呢？
　　1909年，鲁迅结束了七年的日本游学，回到国内。最初，他出任师范学堂的教员，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由此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1927年初，在私立大学任教数月的鲁迅赴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山大学任教，又一次进入了“体制”。1927年秋，鲁迅离开广州赴上海，开始“后期十年的战斗”。然而即使是做自由撰稿人，他对体制内的工作也并非没有兴趣。
　　他到上海不久，国民政府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蔡元培计划招收“特约撰述员”，鲁迅极想得到这个工作，恳求一个铁哥们儿从中帮忙。鲁迅还将这份工作推荐给一个民俗学家：“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真拿得到否？”他表面上是建议这个民俗学家去争取，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也想分一杯羹。
　　等了十天，消息迟迟不来，鲁迅有些烦躁，再次致信民俗学家：我哥们儿说的那件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这话里明显有一种酸葡萄心理，越是酸，越见其内心的渴望。又过了七天，鲁迅写信给另一个朋友，对蔡元培的人格都生出了怀疑：我哥们儿本来说南京要聘请那位民俗学家，但迄今没有后续消息，难道是蔡元培在敷衍我哥们儿？
　　又过了一个月还没消息，鲁迅的焦虑更深了，他在致朋友的另一封信中再次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蔡元培曾在清末做过翰林，所以鲁迅称其为‘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一晃数月过去，焦躁的鲁迅再也不堪等待，直接写信给蔡元培，借给一个过去的学生写推荐信的机会，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思。善良的蔡元培不忍心让鲁迅失望，当年十二月就给鲁迅寄了聘书，每月300块大洋，一发就是49个月。后来，国民党政府因为鲁迅的激进言论取消其津贴，蔡元培还曾为之斡旋，只是没有成功。自此，鲁迅才算真正走到了体制外，直到他于1936年逝世。
　　算起来，从鲁迅回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长达27年，而他在体制外的时间只有四年多。他之所以比较留恋体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发展落后，如果不去教书、做公务员，作为文人的鲁迅很难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然而，在体制内获得生存机会与高远的理想毕竟是两码事。鲁迅目睹了当时国内军阀混战、贪贿盛行，外国势力频频入侵、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时刻渴望国富民强的他必然会心生忧郁。写作杂文来指摘时弊便成了他战斗的方式，这是当时的社会现状引起的，“吃肉骂娘”也是那个特定环境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