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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嵌入”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近年来农民工回迁现象的成因与问题,继而从社会公共政策的角度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回迁移民 返乡农民工 嵌入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11-023-02
一、本文几个重要名词的定义
回迁移民:有英文字典将回迁定义为“迁回至所来之处的迁移行为”。{1}本文中所探讨的回迁移民问题将沿用这一定义,并进一步将回迁移民限定为“迁回至原居住地,并在原居住地开始从事生产与生活的移民”。例如,水利移民的外迁与回流,{2}出国留学者的归国迁移,等等。
返乡农民工:从空间角度上讲,返乡农民工属于回迁移民的一种,因为他们是从城市由于某些自愿或被迫的因素回迁到原住地农村。本文中探讨的返乡农民工将主要以2008年末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所形成的新一轮返乡潮的构成人员为基础。但是,这里特别要说明两点。第一,返乡农民工在时间上不一定具有回迁的特征,因为根据已有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的返乡行为属于短期等待而非长期定居。返乡农民工以及近年来所热议的农民工“返乡潮”,并不仅仅出现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学者已经指出,自2003年底、2004年初以来,珠三角、闽浙等沿海较发达地区就陆续发生了“民工荒”现象。{3}
“嵌入”与“混合嵌入”:波兰尼最早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的理论,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而在现代社会这种嵌入性越来越弱以至于最终消失。此后,格兰诺维特修正了波兰尼的理论,他认为无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后来,格兰诺维特在波士顿郊外牛顿镇对300名白领求职者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57%是通过社会网络了解工作信息而成功地找到新职业的。{4}
在针对回迁移民生存状态的研究中,有学者引入嵌入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为“混合嵌入”概念(Mixed Embeddedness)。这一概念由Aldrich,Waldinger and Kloosterman在研究移民企业家时所提出(Kloosterman 2006;Aldrich and Waldinger 1990; Waldinger 1995)。在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中,混合嵌入的概念得以明确为:个人、组织或公司从社会、经济、文化角度与已有社会的整合过程。{5}本文的探讨将主要基于这一理论视角。
二、返乡农民工形成的原因
回迁移民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综合形成的社会现象。它往往涉及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恋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就返乡农民工而言,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算是新一轮农民工返乡潮的直接导火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第一到第四季度我国全部行业平均从业人数分别为7827.5万人、7829.4万人、7986万人、8099.9万人;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全部行业平均从业人数下降为7710.8万人。{6}另一方面,过去一年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总量来看有15.3%,大约2000万的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7}
由此可推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外需持续减少,对我国以外向经济为主的生产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过去主要从事外贸的企业遇到了一些生产上的困难,因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岗位。{8}
但是,金融危机并不能成为这次农民工返乡潮的唯一因素。有学者从统计数据的不确定来质疑这一论断。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省完成对本省外出劳动力返乡问题进行的数据调查。同时,按照以往的统计方案,对于农民工返乡活动,并不负责收集农民工外出务工时所在企业的具体特征指标。{9}笔者亦持同样的观点。作为城市中的流动群体,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在统计过程中并不能完全保证登记在册,更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大一部分群体的农民工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返乡。因此,在经济因素的直接作用之外,必然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那么,其他的影响因素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一些学者对安徽省无为、颍上等地66位返乡农民工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造成农民工返乡潮的稳定、长期的因素。首先,预期收入降低是他们返乡的直接推力。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显得杯水车薪。其次,大多数农民工由于自身教育水平较低,只能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工作,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着相当不利的地位。第三,家庭中的各种事务,如子女上学、父母赡养等问题,形成了一定的回乡压力。第四,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区隔,比如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使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生活环境。第五,回乡创业的动力,使他们有着回乡自主创业的愿望。{10}从这些因素我们都可以再一次看出,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而民工潮的形成,有赖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另一方面,从“嵌入”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人”角色,说明了他们并没有成功地被整合到城市社会网络中。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11}远远低于合法城市居民,使得他们即使身在城市,也难以融入到城市社会当中。金融危机只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当经济受困时,无法完成嵌入的农民工所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无疑是回到他们生存成本更低,且社会成本更高、更容易嵌入的家乡。
三、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返乡潮背后的形成动机非常复杂,它是在特殊的大环境下,理性与感性相互作用而做出的选择。
而在前文提到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另一个趋势:返乡农民工当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情愿返乡的。在问及是否愿意再次外出时,66位受访者中有3人选“不愿意”,有15人选择了“等务工条件好了再说”,有48人表示“愿意”,约占到总人数的72.7%。{12}而在另一组学者所进行的调研中,如果把返回原先所在的乡村和回到县城,以及回到家乡附近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就业、创业行为均视为返乡活动,那么,真正返回原先所在乡村的农民工数量便少之又少,即使返回,也很少从事种植业活动。{13}
这次金融危机造成了我国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危机究竟要持续多久,到现在依然不得而知。农民工短期回乡的愿望与金融危机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相冲突,我们不得不重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农民工回迁的目的地多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以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无法满足突然增加的返乡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短期内无法转移的情况下,便会形成滞留。这种滞留,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讨论的“返乡创业”。“返乡创业”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回迁方式;而劳动力的滞留则往往带有被动色彩。
于是,大量农民工的滞留会形成公共管理上相当大的压力。大部分外出农民工较年轻且受过较高的教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思维较开放,对信息的掌握较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从事农业的经验较少。回到相对封闭传统的农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问题。再次,农民工返乡还会带来其他衍生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子女返乡的上学问题;二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三是土地的耕种问题。{14}
从“嵌入”理论来考虑,也让我们不得不关注返乡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Tine Davids 和Marieke van Houte在对荷兰回迁移民研究中,评估移民回迁后的生存能力,他们认为不光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层维度探讨,也要从移民的各个阶段来综合探究,即移民前的状况与动机、移民过程、移民回迁、重新嵌入这几个过程来评估。最终,他们认为,那些因战争和贫穷因素迁移的居民,在回迁后依然面对诸多难题。创伤心理、消极情绪、缺乏技能与对生活前景的失望,导致大多数回迁移民在返回后难以感受到“家”的温暖。由于回迁后社会嵌入的失败,使得他们中大多数人有着再次迁移的愿望。而这些人,也会给未来的目的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如何使嵌入顺利的进行显得十分重要。{15}
从荷兰的经验,我们亦可以在我国看到相似之处。滞留农民工大多为农村的青壮年劳力,他们依然期待着经济危机好转,以便尽快返回城市打工。他们在城市的长期生活,使他们逐渐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与乡村生活显得格格不入。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生长于城市的第二代,缺乏农村生活的必要技能和文化积淀。显而易见,如何重新在乡村获取自己的社会资本,使自身嵌入到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也是摆在这些返乡农民工面前的难题。
事实上,由于“嵌入”的困难,已经造成了返乡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升高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有学者的统计调查显示,第一,返乡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常模水平,性别、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打工时间对返乡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16}第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满意感多数较低,性别和经济收入是影响他们生活满意感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打工时间对他们的生活满意感没有影响。{17}可以预期的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对于难以在短期内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又无法很好地被整合到当地社会中的返乡农民工来说,他们将会承受更大的心理挑战。
四、解决对策
从上述研讨中可以看到,以这次金融危机为背景所产生的新一轮农民工返乡潮可能由于其时间的延续性,对回迁目的地造成一定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必须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方面的综合考量。
就当前情况来看,经济的复苏无疑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解决之道。金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过往的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必须转变,产业升级的呼声愈来愈高,也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具体的政策参与。对于政策方面的扶持,综合一些学者的意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关都应有意识、有计划地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例如青岛市已经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培训补贴范围,对正在求职的本市农村劳动者每年可参加一次职业技能培训,经培训考核鉴定合格、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证书的,按规定给予200-500元的培训费补贴。{18}
其次,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输出地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帮助其在当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帮助其发挥在打工期间积累的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三,对于具备创业条件的返乡农民工,地方政府应为其提供创业指导,积极帮助其开拓市场,对于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的创业活动,还应该提供诸如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
第四,政府应当完善必要的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帮扶机制,以帮助有困难的返乡农民工渡过难关。
回迁移民作为重新进入故乡社会的“陌生人”,不仅承受着找不到工作而造成的经济压力,也承受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心理压力。因而,如何帮助农民工更好地“回归”应当是当地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考虑建立一些以帮助农民工“再嵌入”的当地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与人脉资源,使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在城市打工所习得的本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协调人的重要角色,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措施,使返乡农民工能够尽快嵌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从而在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与和谐性。
注释:
{1}source: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1913),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Remigration
{2}贾征,张乾元.水利移民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3(1)
{3}朱贵平,吴静波,赵国艮.安徽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调查分析与思考——基于对无为、颍上等地66位返乡农民工的访谈.华东经济管理,2007(8)
{4}Granovetter,Getting A job:A Study of Contact caree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5}Tine Davids,Marieke van Houte,Re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Mixed Embeddedness:An Agenda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IJMS),Vol.10,No.2,2008,http://www.unesco.org/shs/ijms/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数据库,http://219.235.129.54/cx/indica
tor/indicator.jsp
{7}{8}陈锡文.约两千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返乡,http://news.163.com/09/0202/11/5153V2VR0001124J.html
{9}张丽,徐红勤.当前农民工返乡现象探析.中国劳动,2008(12)
{10}朱贵平,吴静波,赵国艮.安徽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调查分析与思考——基于对无为、颍上等地66位返乡农民工的访谈.华东经济管理,2007(8)
{11}{12}本文中“社会资本”的定义为: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指为实现一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http://zh.wikipedia.org/wiki/社会资本
{13}张丽,徐红勤.当前农民工返乡现象探析.中国劳动,2008(12)
{14}刘剑琳.农民工返乡潮政府对策研究.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9)
{15}以上文字来自笔者对该文章的翻译、归纳。
Tine Davids,Marieke van Houte,Re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Mixed Embeddedness:An Agenda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IJMS),Vol.10,No.2,2008
{16}刘衔华.返乡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中国临床康复,2006(22)
{17}刘衔华.返乡农民工生活满意感状况分析.中国临床康复,2006(18)
{18}人民网.青岛推出18项举措积极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9367625.html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责编:郑钊)
关键词:回迁移民 返乡农民工 嵌入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11-023-02
一、本文几个重要名词的定义
回迁移民:有英文字典将回迁定义为“迁回至所来之处的迁移行为”。{1}本文中所探讨的回迁移民问题将沿用这一定义,并进一步将回迁移民限定为“迁回至原居住地,并在原居住地开始从事生产与生活的移民”。例如,水利移民的外迁与回流,{2}出国留学者的归国迁移,等等。
返乡农民工:从空间角度上讲,返乡农民工属于回迁移民的一种,因为他们是从城市由于某些自愿或被迫的因素回迁到原住地农村。本文中探讨的返乡农民工将主要以2008年末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所形成的新一轮返乡潮的构成人员为基础。但是,这里特别要说明两点。第一,返乡农民工在时间上不一定具有回迁的特征,因为根据已有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的返乡行为属于短期等待而非长期定居。返乡农民工以及近年来所热议的农民工“返乡潮”,并不仅仅出现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学者已经指出,自2003年底、2004年初以来,珠三角、闽浙等沿海较发达地区就陆续发生了“民工荒”现象。{3}
“嵌入”与“混合嵌入”:波兰尼最早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的理论,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而在现代社会这种嵌入性越来越弱以至于最终消失。此后,格兰诺维特修正了波兰尼的理论,他认为无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后来,格兰诺维特在波士顿郊外牛顿镇对300名白领求职者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57%是通过社会网络了解工作信息而成功地找到新职业的。{4}
在针对回迁移民生存状态的研究中,有学者引入嵌入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为“混合嵌入”概念(Mixed Embeddedness)。这一概念由Aldrich,Waldinger and Kloosterman在研究移民企业家时所提出(Kloosterman 2006;Aldrich and Waldinger 1990; Waldinger 1995)。在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中,混合嵌入的概念得以明确为:个人、组织或公司从社会、经济、文化角度与已有社会的整合过程。{5}本文的探讨将主要基于这一理论视角。
二、返乡农民工形成的原因
回迁移民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综合形成的社会现象。它往往涉及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恋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就返乡农民工而言,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算是新一轮农民工返乡潮的直接导火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第一到第四季度我国全部行业平均从业人数分别为7827.5万人、7829.4万人、7986万人、8099.9万人;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全部行业平均从业人数下降为7710.8万人。{6}另一方面,过去一年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总量来看有15.3%,大约2000万的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7}
由此可推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外需持续减少,对我国以外向经济为主的生产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过去主要从事外贸的企业遇到了一些生产上的困难,因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岗位。{8}
但是,金融危机并不能成为这次农民工返乡潮的唯一因素。有学者从统计数据的不确定来质疑这一论断。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省完成对本省外出劳动力返乡问题进行的数据调查。同时,按照以往的统计方案,对于农民工返乡活动,并不负责收集农民工外出务工时所在企业的具体特征指标。{9}笔者亦持同样的观点。作为城市中的流动群体,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在统计过程中并不能完全保证登记在册,更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大一部分群体的农民工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返乡。因此,在经济因素的直接作用之外,必然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那么,其他的影响因素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一些学者对安徽省无为、颍上等地66位返乡农民工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造成农民工返乡潮的稳定、长期的因素。首先,预期收入降低是他们返乡的直接推力。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显得杯水车薪。其次,大多数农民工由于自身教育水平较低,只能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工作,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着相当不利的地位。第三,家庭中的各种事务,如子女上学、父母赡养等问题,形成了一定的回乡压力。第四,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区隔,比如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使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生活环境。第五,回乡创业的动力,使他们有着回乡自主创业的愿望。{10}从这些因素我们都可以再一次看出,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而民工潮的形成,有赖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另一方面,从“嵌入”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人”角色,说明了他们并没有成功地被整合到城市社会网络中。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11}远远低于合法城市居民,使得他们即使身在城市,也难以融入到城市社会当中。金融危机只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当经济受困时,无法完成嵌入的农民工所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无疑是回到他们生存成本更低,且社会成本更高、更容易嵌入的家乡。
三、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返乡潮背后的形成动机非常复杂,它是在特殊的大环境下,理性与感性相互作用而做出的选择。
而在前文提到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另一个趋势:返乡农民工当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情愿返乡的。在问及是否愿意再次外出时,66位受访者中有3人选“不愿意”,有15人选择了“等务工条件好了再说”,有48人表示“愿意”,约占到总人数的72.7%。{12}而在另一组学者所进行的调研中,如果把返回原先所在的乡村和回到县城,以及回到家乡附近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就业、创业行为均视为返乡活动,那么,真正返回原先所在乡村的农民工数量便少之又少,即使返回,也很少从事种植业活动。{13}
这次金融危机造成了我国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危机究竟要持续多久,到现在依然不得而知。农民工短期回乡的愿望与金融危机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相冲突,我们不得不重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农民工回迁的目的地多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以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无法满足突然增加的返乡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短期内无法转移的情况下,便会形成滞留。这种滞留,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讨论的“返乡创业”。“返乡创业”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回迁方式;而劳动力的滞留则往往带有被动色彩。
于是,大量农民工的滞留会形成公共管理上相当大的压力。大部分外出农民工较年轻且受过较高的教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思维较开放,对信息的掌握较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从事农业的经验较少。回到相对封闭传统的农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问题。再次,农民工返乡还会带来其他衍生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子女返乡的上学问题;二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三是土地的耕种问题。{14}
从“嵌入”理论来考虑,也让我们不得不关注返乡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Tine Davids 和Marieke van Houte在对荷兰回迁移民研究中,评估移民回迁后的生存能力,他们认为不光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层维度探讨,也要从移民的各个阶段来综合探究,即移民前的状况与动机、移民过程、移民回迁、重新嵌入这几个过程来评估。最终,他们认为,那些因战争和贫穷因素迁移的居民,在回迁后依然面对诸多难题。创伤心理、消极情绪、缺乏技能与对生活前景的失望,导致大多数回迁移民在返回后难以感受到“家”的温暖。由于回迁后社会嵌入的失败,使得他们中大多数人有着再次迁移的愿望。而这些人,也会给未来的目的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如何使嵌入顺利的进行显得十分重要。{15}
从荷兰的经验,我们亦可以在我国看到相似之处。滞留农民工大多为农村的青壮年劳力,他们依然期待着经济危机好转,以便尽快返回城市打工。他们在城市的长期生活,使他们逐渐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与乡村生活显得格格不入。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生长于城市的第二代,缺乏农村生活的必要技能和文化积淀。显而易见,如何重新在乡村获取自己的社会资本,使自身嵌入到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也是摆在这些返乡农民工面前的难题。
事实上,由于“嵌入”的困难,已经造成了返乡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升高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有学者的统计调查显示,第一,返乡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常模水平,性别、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打工时间对返乡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16}第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满意感多数较低,性别和经济收入是影响他们生活满意感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打工时间对他们的生活满意感没有影响。{17}可以预期的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对于难以在短期内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又无法很好地被整合到当地社会中的返乡农民工来说,他们将会承受更大的心理挑战。
四、解决对策
从上述研讨中可以看到,以这次金融危机为背景所产生的新一轮农民工返乡潮可能由于其时间的延续性,对回迁目的地造成一定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必须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方面的综合考量。
就当前情况来看,经济的复苏无疑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解决之道。金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过往的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必须转变,产业升级的呼声愈来愈高,也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具体的政策参与。对于政策方面的扶持,综合一些学者的意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关都应有意识、有计划地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例如青岛市已经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培训补贴范围,对正在求职的本市农村劳动者每年可参加一次职业技能培训,经培训考核鉴定合格、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证书的,按规定给予200-500元的培训费补贴。{18}
其次,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输出地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帮助其在当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帮助其发挥在打工期间积累的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三,对于具备创业条件的返乡农民工,地方政府应为其提供创业指导,积极帮助其开拓市场,对于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的创业活动,还应该提供诸如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
第四,政府应当完善必要的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帮扶机制,以帮助有困难的返乡农民工渡过难关。
回迁移民作为重新进入故乡社会的“陌生人”,不仅承受着找不到工作而造成的经济压力,也承受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心理压力。因而,如何帮助农民工更好地“回归”应当是当地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考虑建立一些以帮助农民工“再嵌入”的当地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与人脉资源,使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在城市打工所习得的本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协调人的重要角色,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措施,使返乡农民工能够尽快嵌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从而在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与和谐性。
注释:
{1}source: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1913),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Remigration
{2}贾征,张乾元.水利移民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3(1)
{3}朱贵平,吴静波,赵国艮.安徽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调查分析与思考——基于对无为、颍上等地66位返乡农民工的访谈.华东经济管理,2007(8)
{4}Granovetter,Getting A job:A Study of Contact caree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5}Tine Davids,Marieke van Houte,Re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Mixed Embeddedness:An Agenda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IJMS),Vol.10,No.2,2008,http://www.unesco.org/shs/ijms/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数据库,http://219.235.129.54/cx/indica
tor/indicator.jsp
{7}{8}陈锡文.约两千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返乡,http://news.163.com/09/0202/11/5153V2VR0001124J.html
{9}张丽,徐红勤.当前农民工返乡现象探析.中国劳动,2008(12)
{10}朱贵平,吴静波,赵国艮.安徽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调查分析与思考——基于对无为、颍上等地66位返乡农民工的访谈.华东经济管理,2007(8)
{11}{12}本文中“社会资本”的定义为: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指为实现一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http://zh.wikipedia.org/wiki/社会资本
{13}张丽,徐红勤.当前农民工返乡现象探析.中国劳动,2008(12)
{14}刘剑琳.农民工返乡潮政府对策研究.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9)
{15}以上文字来自笔者对该文章的翻译、归纳。
Tine Davids,Marieke van Houte,Re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Mixed Embeddedness:An Agenda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IJMS),Vol.10,No.2,2008
{16}刘衔华.返乡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中国临床康复,2006(22)
{17}刘衔华.返乡农民工生活满意感状况分析.中国临床康复,2006(18)
{18}人民网.青岛推出18项举措积极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9367625.html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