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晚清重臣曾国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从政之路，为官之术，治军之功。然而，作为儒生出身的曾国藩，其读书人生却值得玩味。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曾国藩在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对于历经宦海沉浮，拥有京官和地方大员双重经历的曾国藩来说，上述话语既是对儿子的劝勉，也是自己入仕二十余年的经验总结。
　　读书改变气质，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北宋张载早已说过：“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黄庭坚也曾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清代诗人萧抡谓更有诗论：“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得多而且有深刻体会的人，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出众气质。
　　所谓读书改变骨相，在古人话语里“骨相”即先天之命运，其内在意思即是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寒门子弟因读书改变命运，由读书入仕。读书改变命运，如果仅仅是改变个人的身世荣辱，固然无可厚非;如果通过读书而有机会参与到利国利民的事业中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便善莫大焉;再如果能在入仕为官后，还能孜孜不倦，以学资政，则是一种更高远的人生境界了。
　　然而，“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许多读书人一旦入仕，便将书本抛至九霄云外，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反观一些成就大业、“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贤先哲，无不是倾心于读书，寄情于学术事业，将“读书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即使是一些出生入死的武将，也会在军务之中手不释卷、以读为乐，留下了“上馬杀贼，下马读书”“百战归来再读书”等美谈和警句。于他们而言，读书除了是一种明心养气的陶冶，更是一种益智增才的修炼。赵匡胤出身行伍，却酷爱读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数车，一查，发现其实是数千卷书籍。周世宗说：“你一个武将，应该多想想坚甲利兵，带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回答：“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些书随时观看，就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啊。”
　　李书磊在《宦读人生》一文中写道，“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无他，做了官还读书，多少有一点儿超越性，超越于世俗功利。封建时代的科举士人大多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有一种功利性;一部分先贤仕宦在走上仕途后会渐趋平实，趋于“仕而优则学”，多了一份超脱。事实上，“学而优则仕”是一个飞跃，一个机会;“仕而优则学”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纵观历史，古来入仕，富贵而名磨灭，身陷囹圄而家败亡者不可胜数。推敲个中缘由，不读书是一个重要原因：置身于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利益得失之中，没有书本涤虑养心，汲汲于名利、戚戚于富贵，最终心为形役，身被名牵，以致言行失据，偏离正道，迷失本心。
　　广而言之，“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作为领导干部，不仅要讲政治，也要讲学习，读经典，学原著，悟原理，勤学乐学善学，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增加业务知识，加强道德修养，于己可修身齐家，于国于民可展现更大作为，成就一番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