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的“书桌”在厨房。这间不足4平方米的屋子里，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杨本芬搬来了两张凳子，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沓稿纸上动笔。厨房里，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中，她随时坐下，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刷刷移动。
　　这是20年前，杨本芬60岁刚刚开始写作时的场景。在此之前，她种过田，切过草药，在小县城的汽车运输公司做过夜班加油员，和文学类的工作没有任何交集。那一年，杨本芬刚退休。她和老伴一同从江西宜春，搬到二女儿章红在南京的家，帮忙照顾刚上幼儿园的外孙女秋秋。
　　杨本芬到南京不久，89岁的母亲梁秋芳去世了。思念与悲痛之中，她正好读到作家野夫写母亲的文字，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写。她说：“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
　　自从这个念头浮起，就再也没被压下去，于是杨本芬开始写作。一提起笔，遥远的记忆就被唤起。原本零星散乱、隐隐约约的回忆，从头到尾连接了起来。在这些故事中，杨本芬讲述了母亲如浮木般挣扎的一生，时代动荡中载沉载浮的一家人，还有那些乡间邻里的生生死死。
　　厨房里的写作持续了两年多，杨本芬一共完成了10多万字，稿纸足足有8公斤重。“好多故事我写了一遍又一遍，稿纸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还有一些重量来自泪水。“常常才写几行，大把大把的眼泪就流到了纸上。”
　　今年夏天，这本自传体小说在完结了17年后终于出版，书名叫《秋园》。这是一本包装做旧、砖红色封面的小书。有读者这样形容它——比你想象得小，却比你估计得沉。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

　　秋园是书中母亲的名字。这是那个时代“最普通的母亲”，杨本芬却在写作中倾注了最浓郁最真切的情感。
　　杨本芬从秋园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写起。秋园是洛阳一家药店的小女儿。她小时候经历过可怕的裹脚，在洋学堂读了两年书后，裹了一半的脚又被放开。那双“解放脚”便跟了秋园一辈子。“妈妈讲过她小时候裹脚的故事，我一拿起笔，脑海里就有了这个画面。”
　　秋园17岁那年，被年轻的国民政府军官仁受看中。两人在洛阳结婚，又生了儿子子恒，后来搬到南京安了家。很快到了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小官员携亲眷陆续往重庆撤退，仁受一家也在其中。
　　撤退的轮船中途停靠在汉口码头，“浓雾笼罩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尽头”。仁受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他决定带妻儿下船，回湖南湘阴老家，看望将他辛苦带大的瞎眼老父亲。战乱中，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在杨本芬笔下，年轻的秋园与从前的日子告别：“过吊桥时，她抱起子恒，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留在了吊桥那边。”
　　写仁受时，杨本芬满脑子都是“斯文、爱干净”的父亲。仁受是个读书人，国字脸，长得白净。“我们每次出门，他都要拿把刷子追出来，从上到下把我们刷个遍。”仁受性情柔和，一生没做过恶事，却因善良和隐忍吃尽苦头。为了照顾父亲，他耽搁了去重庆履职，被政府除名;回乡后，他做过乡长，为救济穷人把家当贴得精光;在土改中他先是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和房子，后又被改划为旧官吏，成了人民的敌人;最后仁受死于饥饿与疾病交加中，在一间破瓦屋里离世。
　　这一年，秋园46岁，独自抚养4个孩子，白天在民办学校当老师，晚上做些纳鞋底、绣枕头的活计补贴家用。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她带着孩子流落到湖北汉川求生，小儿子却意外落水溺亡。为求一份安稳，秋园在湖北有了第二段婚姻。第二任丈夫离世后，66岁的秋园又回到了湖南。
　　在生命最后的20多年，秋园住在湘阴山上的一座老房子里，日子逐渐好了起来。秋园70多岁时，两个儿子轮流陪着住，但她依旧过得很独立，经常自己出门办事情，去塘里洗东西，“那双裹了又放开的脚咚咚咚走在乡村泥巴路上”，步伐十分矫健。过去的事情，她很少抱怨。

　　在杨本芬心中，“晚年妈妈总是优雅精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讲究生活的情调，会去集市买小碎花布，在房间里放一束映山红，赶着进城看热门的电影，还会为外孙女没能看到山崖上怒放的杜鹃花而感到惋惜。
　　写老年秋园时，杨本芬提到了老屋床底的两棵竹笋——它们从山上地底下钻进房里，像雙胞胎似的，一般大小、高矮。大儿子子恒扫地时发现了，觉得好笑，叫母亲来看，又将床铺搬开，挖出笋子，做了一盘雪白脆嫩的佳肴。
　　这个细节被收到最后的篇章，更像为秋园的一生作总结——在艰难时代，那些社会底层人的身上，散发着耀眼的光。他/她看似普通，却隐忍前行。
　　秋园一直活到了89岁。在她的遗物中，有件棉袄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写着：
　　“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 　　一九六零年，从湖南到湖北。
　　一九八零年，从湖北回湖南。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
　　杨本芬写到这里，全书终结。

像一趟踏上征途的火车

　　杨本芬自己也出现在了《秋园》里。她是秋园的女儿，文中的之骅。
　　之骅最渴望的就是“读书”。她是家里的大女儿，要帮母亲分担家务，照顾弟弟妹妹。到了10岁，她终于有机会上学，但因为年龄超了，只能从四年级开始读起。17岁，之骅考上岳阳工业学校，上到最后一年学校却停办了。母亲流落汉川时，她又跑到江西，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最后又因“家庭成分不好”，下放农村。在乡下，之骅嫁了人，结婚最大的动力就是能安定下来好好读书。不久3个孩子接连出生，带孩子的重任压过来，读书的期望又落了空。
　　《秋园》里有很多之骅上学的细节：她每天赤脚走12里山路去学堂，深夜在油灯下做刺绣帮家里挣钱，白天因为怕睡着站着听课。在《环球人物》的采访中，杨本芬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最大的遗憾：“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但还是没读完大学。”
　　成为妻子和母亲后，读书的愿望暂时被搁置了。但杨本芬不想每天待在家里，而是希望能有一份有价值的工作。但这最终也没能实现。
　　杨本芬和丈夫在江西宜春的一座小县城定居。丈夫在一家医院化验科当检验师，杨本芬原本也凭借自己上过学、成绩好，获得了一份文职工作。但她为了兼顾家庭，最后当了汽车运输公司的夜班加油工，“一个晚上4毛钱，一直干到‘小鬼’们都成年”。
　　那时候日子是真苦。为了供孩子读书、考学，一家人过得非常节省。某个大年三十的晚上，杨本芬决定带孩子去看场电影，左算右算，怎么著都差两毛钱。她发动3个孩子爬进床底下，搬开衣柜、碗柜，搜寻枕头底下、抽屉角落，期望会有不经意落下的两毛钱。但就是搜罗不到。最后，杨本芬向邻居借了钱才凑齐。
　　不过，不管过得多么窘迫，杨本芬的手里从没少过书。当年读书的时候，她借遍了学校图书馆的小说，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一口气读完了《飘》《三个火枪手》《百年孤独》，还有她最喜欢的《安娜·卡列尼娜》《羊脂球》。工作之后，家务再繁琐，她也“拼了命地搞书看”。一听谁家有书，她就去“讨好”谁，给他做米粑粑吃，或者拿自己的书跟别人换。“一句话，家里从来没离开过书。”

　　退休后住在女儿家，杨本芬不打麻将、不爱跳舞，“只是一直写啊写”。对于这个时候的杨本芬，写作成了她的“本能”。她每次一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随开随有，文字顺畅地从笔端流出。这是生活和文学给予她的馈赠。
　　章红是妈妈的第一个读者。每次有新的章节出来，杨本芬就第一个拿给章红看。章红是名作家，在南京的一家文艺杂志任主编。对于妈妈的写作，她很少给出专业的意见，只是一再跟妈妈说：“原原本本把事情都写出来就好。”章红觉得，无论年龄大小，专业与否，只要他/她是为自己动笔，真正的写作便开始了。
　　章红也一直鼓励妈妈。她知道，妈妈一辈子渴望读书，一直有个没能实现的文学梦。在人生前60年的光阴中，杨本芬要么疲于生计，要么被困在琐碎的家务中，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梦想。“直到她晚年拿起笔的那一刻，真正的救赎开始了。”
　　在杨本芬看来，写作让60岁的自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写作也让60岁的她重新启程。她在《秋园》自序中如此写道：“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火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驶去。”

“我也可以写写我的外婆吗？”

　　事实上，在17年前，《秋园》就已经小小地“火”了一把。当时，章红将妈妈的这些文字敲进电脑，放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喜欢它的读者还真是多哟。他们给我留言，说我写得真实，写得有情感。”这些故事就这样在网上挂了十多年，直到2019年的一天，出版人涂涂读到了其中的一篇。他立刻意识到：它们值得被印在纸上，好让更多人看到。
　　杨本芬今年已经80岁了。她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写作真有一天能出版成书。和《环球人物》记者聊到整个出版的过程，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捡到一个“巨大的好运”。
　　“一开始说要出书，我不信;后来说过审了，我不信;后来说拿到书号了，还是不信;再后来说已经到了印刷厂了，仍旧不信。最后这本小书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怔怔看了好久。这本书真的出来了，就跟做梦一样。”
　　拿到《秋园》后，杨本芬每天都要再读一读。她说，书出版后，多多少少有一些写作上的遗憾。比如她现在想来，觉得哪个漏掉的人物应该写进去的，或者哪件事情笔墨又用少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杨本芬希望把这些漏掉的细枝末节，再一一加进来。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秋园》出版后不到4个月，就悄悄地登上了读书热榜，豆瓣评分高达8.9。所有留言中，有一条被网友点赞量顶到了最前面——“比起书中所描绘的时代和那个时代里的人，我更震撼于作者想要记录父母与自己的那一份执着。我也可以写写我的外婆吗？”
　　还有人在《秋园》里读到了两代人的传承。
　　代后记中，章红以读“妈妈写外婆”的视角，留下了一篇《解命运的谜》。她写道：妈妈与外婆一样，“生活的基调并未改变，她穷尽半生所追求的，依然仅仅是能够活下去”。“外婆、妈妈这些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女性，在命运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仿佛随时会被彻底揉碎。然而，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柔韧，她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毁掉。”
　　正如封面折页上印着的一行小字：“八旬老人讲述‘妈妈和我’的故事，写尽两代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与美好。”
　　杨本芬，1940年生于湖南湘阴，17岁考入岳阳工业学校（后停办），后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还未毕业又下放到江西农村。此后数十年工作于江西宜春某汽车运输公司直至退休。60岁时开始写作，80岁发表处女作《秋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