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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我被外交部和新华社联合派到日本当记者。1971年初,我正在北京休假,一天,突然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让我到国家体委作报告介绍日本情况。我一开始有点纳闷,经问外交部亚洲司刘春司长才知道,这是為我乒乓球代表团出席3月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作准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本很活跃的中国体育界与国外的交流停摆,蜚声国际乒坛的中国男女乒乓球队也收起球拍。几年过去,中国体坛与国际体坛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文革”虽未结束,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方针下,各领域的对外交流有所恢复,中央即抓住第31届世乒赛的时机,作出了派团参赛的决定。消息传到国家体委,上下为之振奋,并立即着手准备,请我去作报告是其中的一环。
我本以为只是给去日本的代表团成员介绍一下情况,但那天一到会场,便吃了一惊。但见体委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许多运动员还挤站在窗外候听。睹此情景,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禁意识到“文革”造成的与世隔绝有多么严重,我们的体育健儿又是多么渴望恢复与外界的交流。为了不辜负大家,我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至于讲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会场内外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到最后。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前,我回到东京。比赛期间,我作为记者和联系人,在名古屋会场和东京之间往来穿梭。1971年3月28日下午5时,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开幕。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的入场顺序是第30队。当中国队入场时,观众热情鼓掌、欢呼,气氛格外热烈。日本各大报报道开幕式消息时,把中国队放到突出位置,很多报纸还刊登了中国运动员的照片,并且评论称:中国运动员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风格完全变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日本媒体并不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前亲自制定的。
中国乒乓球队出师名古屋,带来的一个始料未及的成果,是引出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第31届世乒赛举行期间,中国头牌运动员庄则栋在来往驻地和赛场间的交通车上,主动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交谈。接着,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并提出了访华要求,表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美国乒乓球队还表示,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时,加拿大去了,美国没有去,以后如有机会,美国队也想去北京,也欢迎中国队到美国来。到3月31日,美国乒乓球队首席代表、代表和美国记者在名古屋已同中方就此问题接触了6次。
中国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副团长王晓云很重视上述一系列动向,立即报告国内。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将这一情况写成报告呈报周恩来总理,并提出看法,认为时机不成熟。主要是考虑到196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美方都企图绕开核心的台湾问题,而提出讨论互派记者等民间交流问题。第100次大使级会谈时,中方提出一个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免谈。此后11年里,中方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再说,美国当时还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威胁我国安全,中美处于敌对状态。不少人认为,美国要来,应先派高级人物来,而不是乒乓球队。
4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份上呈报告上画圈后批示:送(毛)主席审批。
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反复斟酌,压了几天后,在报告上也画了圈。然而,在报告退回外交部后,他作出了新的决断,并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通知外交部,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
4月7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嘱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是日上午9时15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来华一事,考虑到该队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先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中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中国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后,立即由参加国际乒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宋中向参加国际乒联大会的美国代表哈里逊发出了访华邀请。哈里逊听后十分高兴,说非常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做了不少不好的事,但是我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表示今后愿为改进美中关系和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作出努力。他还说,美国乒乓球队能作为美国的第一个运动队、第一批人去中国访问,感到非常荣幸。
由于国内已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4月7日晚7时半,中国代表团成员在驻地与美国乒乓球队见面。美方来访者有美乒协主席、2名副主席、哈里逊、1名队长、5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2名美乒协负责人的夫人和1名体育报记者Dick Miles,共16人。他们的情绪很高,一再表示感谢,尤其是队员们纷纷表示非常渴望去中国访问。
在此前后,中国还邀请了加拿大等国乒乓球队访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本很活跃的中国体育界与国外的交流停摆,蜚声国际乒坛的中国男女乒乓球队也收起球拍。几年过去,中国体坛与国际体坛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文革”虽未结束,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方针下,各领域的对外交流有所恢复,中央即抓住第31届世乒赛的时机,作出了派团参赛的决定。消息传到国家体委,上下为之振奋,并立即着手准备,请我去作报告是其中的一环。
我本以为只是给去日本的代表团成员介绍一下情况,但那天一到会场,便吃了一惊。但见体委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许多运动员还挤站在窗外候听。睹此情景,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禁意识到“文革”造成的与世隔绝有多么严重,我们的体育健儿又是多么渴望恢复与外界的交流。为了不辜负大家,我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至于讲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会场内外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到最后。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前,我回到东京。比赛期间,我作为记者和联系人,在名古屋会场和东京之间往来穿梭。1971年3月28日下午5时,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开幕。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的入场顺序是第30队。当中国队入场时,观众热情鼓掌、欢呼,气氛格外热烈。日本各大报报道开幕式消息时,把中国队放到突出位置,很多报纸还刊登了中国运动员的照片,并且评论称:中国运动员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风格完全变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日本媒体并不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前亲自制定的。
“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关系坚冰
中国乒乓球队出师名古屋,带来的一个始料未及的成果,是引出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第31届世乒赛举行期间,中国头牌运动员庄则栋在来往驻地和赛场间的交通车上,主动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交谈。接着,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并提出了访华要求,表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美国乒乓球队还表示,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时,加拿大去了,美国没有去,以后如有机会,美国队也想去北京,也欢迎中国队到美国来。到3月31日,美国乒乓球队首席代表、代表和美国记者在名古屋已同中方就此问题接触了6次。
中国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副团长王晓云很重视上述一系列动向,立即报告国内。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将这一情况写成报告呈报周恩来总理,并提出看法,认为时机不成熟。主要是考虑到196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美方都企图绕开核心的台湾问题,而提出讨论互派记者等民间交流问题。第100次大使级会谈时,中方提出一个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免谈。此后11年里,中方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再说,美国当时还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威胁我国安全,中美处于敌对状态。不少人认为,美国要来,应先派高级人物来,而不是乒乓球队。
4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份上呈报告上画圈后批示:送(毛)主席审批。
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反复斟酌,压了几天后,在报告上也画了圈。然而,在报告退回外交部后,他作出了新的决断,并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通知外交部,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
4月7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嘱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是日上午9时15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来华一事,考虑到该队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先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中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中国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后,立即由参加国际乒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宋中向参加国际乒联大会的美国代表哈里逊发出了访华邀请。哈里逊听后十分高兴,说非常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做了不少不好的事,但是我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表示今后愿为改进美中关系和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作出努力。他还说,美国乒乓球队能作为美国的第一个运动队、第一批人去中国访问,感到非常荣幸。
由于国内已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4月7日晚7时半,中国代表团成员在驻地与美国乒乓球队见面。美方来访者有美乒协主席、2名副主席、哈里逊、1名队长、5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2名美乒协负责人的夫人和1名体育报记者Dick Miles,共16人。他们的情绪很高,一再表示感谢,尤其是队员们纷纷表示非常渴望去中国访问。
在此前后,中国还邀请了加拿大等国乒乓球队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