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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他来到中国，1987年在北大走完漫长的百岁一生。他是清华北大的传奇。与历史大事件共沉浮是他的命运。他没有另外一个世界，中国成了他唯一的家园
“死亡的灰色的雨落在医院的楼顶上，小护士的青春里溶进了盐酸，有些人就要升天，有些人就要入地，隐身人查看病房，身份不明的人，徘徊在医院大门的阴影里，我曾在那里，在那里，给一个垂死的人，朗读阿凡提的故事（他不时咳嗽，有时昏昏欲睡）;我曾在那里，在那里，努力逗一个垂死的人笑出声来。”
这是西川的一首短诗《医院》，这并非诗人虚构的故事，那个让他读阿凡提，让他努力使之快乐的人名叫罗伯特·温德。
温德是谁？
有人说，他是北大清华最传奇的外国教授，见证了北伐、抗战、内战、“文革”，在中国度尽余生。闻一多、吴宓、季羡林、杨绛等著名学人，或为其友，或从其学。温德最后一个教职是在北大英语系。
1987年，在温德最后的日子里，正是西川这些当年的北大学子轮换陪护于他的病床前。
彼时的西川，在英语系曾受教于他“最好的老师”、“精神上的引路人”伯特·斯特恩教授。而斯特恩与温德亦有交情。前者之所以于1984—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英语文学和写作，从事访问研究，多少受后者“启发”。
1980年9月，正在美国沃巴什学院教授英文的斯特恩收到一封来自罗伯特·温德的信，他称自己为学院最年长的在世校友，70余年间主要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任教。而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推荐自己的学生王汝杰到美国学习。
那段时间，斯特恩受《西行漫记》影响，充满对中国的幻想。在沃巴什这所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小学院里，他感受到终身教职的安稳和拘束。“在某个时刻，我知道，就像一个人一辈子有那么一两次会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需要去中国。”
在王汝杰父母（王岷源和张祥保，均为北大英文系知名教授）的帮助下，斯特恩顺利获得在北大一年期职务。此后，他携妻带子踏上心目中的神秘国度。
正是在中国期间，斯特恩得以见到老温德，并时常拜访听他口述人生。
2016年初，由斯特恩撰写的传记《温德先生》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斯特恩见到温德时，后者已是个97岁的“老灵魂”。
他的寓所在北大校园北隅。第一次见面，温德就深深吸引了斯特恩。虽然老人两年前被自行车撞伤，卧床不起，常常昏睡或迷糊，绝不像个适于交谈的对象，但斯特恩意识到，在中国度过动荡喧嚣20世纪的温德，是个谜一般的人物。
1923年，温德来到中国，在东南大学教授语言文学。1925年，他赴清华大学任外国语文系教授。抗战期间，温德先留守清华，后辗转奔袭至昆明，与西南联大同仁会合。1952年起，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外国专家，从此常居北大。温德精通英、法、德、西班牙、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他与吴宓一起设计的课目为中国各重点大学英文系所效法。他还与蜚声国际的英国学者瑞恰慈通力合作，在中国推广基本语教学项目，但该项目蒸蒸日上之际，却因日寇入侵而流产。温德交友很广，闻一多、吴宓、陈岱孙等人均为其好友，杰出的汉学家费正清也与他颇有交情。二人曾一起向美国国务院陈情，要求停止对国民党的支持，虽然失败了。
如果温德仅仅是一位书斋里的书生，斯特恩也许不会对他那样好奇。温德身兼如此之多的角色：冒险家、画家、阿黛尔·戴维斯营养学的追随者以及精力旺盛的活动家。他曾为保护学生和同事与国民党官员作对，面对用刺刀刺伤他小腹的日本兵，他以怒目吓退之。他曾英勇支持抗日事业，也曾努力保护闻一多，可惜后者还是未能逃脱国民党的暗杀。
温德的经历让斯特恩着迷。他告诉自己，要尽量多地和温德交流。“我的想法有些自私。不过我也有不那么自利的动机。” 在斯特恩看来，彼时的温德陷入了困顿，“病痛和周遭环境让他无望”。 “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困兽，对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饱存怀疑。”
斯特恩所言的困境，与温德愈加凄惨的晚景不无关系。温德不但是个洋人，还是个知识分子，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欺辱。在北京大学，这位曾经的传奇教授被剥夺了教学权利，只能编写英语学习材料。“但这时的温德已经学到了中国式的隐忍，在住宅附近的荷花池边散步成为他的一种幸福。但瘫痪在床之后，他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内心的平静终于崩塌。” 斯特恩说，听温德回忆人生，是自己帮助这个老灵魂寻求解脱的唯一方法。
1984—1985年，斯特恩时常骑车去燕园一角那局促的温宅，每次他都会走过一条短的廊道，它从右切入一处橱柜般的空间，那是老温德曾经的书房，现在的卧室。“他时常昏睡，一个大块头，穿着有夹层的中山装，填满了甚至看似要溢出那小床。”
就在这个房间，斯特恩与温德展开最特别的交谈。
1890年温德生于美国印地安纳州克罗弗城一个农场小镇，在沃巴什学院获学士学位，曾留学法国、意大利，后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
温德之所以来到中国，得缘于在芝加哥期间与正在留学的青年诗人闻一多的相识。
彼时，闻一多24岁，温德比他大11岁，他们通过两人都认识的几个画家邂逅，一见如故。
闻一多和温德发现，尽管他们很不相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绘画、诗歌和民主理想的世界。
闻一多对于这段短暂而强烈的友谊的印象，呈现于1922年11月末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闻写道，他发现温德“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人……是一个有‘中国热’的美国人”。在闻看来，温德的性格，可以“只讲一个故事就足以看出”——“温德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铁磬：他讲常常睡不着觉，便抱它到床边，打着它听它的音乐。他是独身者，他见了女人要钟情于他的，他便从此不理伊了。我想他定是少年时失恋以至如此;因为我问他要诗看，他说他少年时很浪漫的，有一天他将作品都毁了，从此以后，再不作诗了。但他是最喜欢诗的，他所译的Baudelaire现在都在我这里。”闻一多说，不论何时拜访温德，他们都会“谈到夜里一两点，直到我对他说再见，去另一个房间拿外套。在那儿，我们又开始另一场谈话。当我们一起往门边走，我们继续谈。我们开门，我们接着谈。我走到台阶，我们还在谈。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上床睡觉。’我们终于找到时机互道‘晚安’然后分手”。 在斯特恩看来，两人的友谊不纯是美学上的，而是共享了对自由民主原则的强烈忠诚，对压迫的憎恨。“闻一多去过美国的唐人街，了解美国体制中的种族主义。他一生都盼望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与对手平起平坐。温德强烈反对种族主义，他注意到所任教的大学让他压低黑人和犹太学生的分数，他既对受压迫的东方学生深怀同情，也景仰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恰如他后来所说，他已经明白自己有志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民族平等事业而奋斗。”
温德晚年时曾和斯特恩讲，当年在芝加哥，有一天他曾对闻一多描述自己梦想中的世界，后者则答：“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你应该去中国。”
其实，在这段友谊开始的时候，温德就已经是一个亲华者。闻一多第一次去他家时，温德提着灯，照着墙上一幅画，让他猜上面的人是谁。闻一多正确地答出了“老子”，并且惊异于这幅作品的品质，因为它的创作者竟从未学过绘画。温德还临摹过几个很大的印度佛教人物像，闻一多注意到，温德的东西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闻一多拜访的时候，温德还焚过东方的香。
二人交往期间，温德不止一次透露，自己不会再待在美国，想去中国。而闻一多也请朋友张景钺（他那时正跟着温德学法语）和自己共同致函清华大学（当时正由留美预备学校重组）曹校长，希望曹校长能促成温德被清华大学选聘。闻一多在信中说，“如果你发现了‘推送’的办法，那对清华大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美国人。”
只是闻一多从没告诉温德写信的事，大概他宁愿先等，直至接到回复。但温德似乎很急。在朋友为他写信的前几个月，他申请了“通行证，去日本和中国，以旅行和研究目的，预计逗留12个月”。
1923年7月27日温德的签证发下来。
1923年8月21日，他离开了美国，从旧金山登上“东京丸”轮，经过11天的旅行于9月1日抵达南京。
到达前，中国在温德心中是古老和谐的理想化身，它有着诱人的礼乐，精神藉此与道相成。然而上世纪20年代，中国却是处在动乱之中。“笼罩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中，要寻求西方思想的指导和力量，同时又要奋力斗争，保存她的古老文化，以及身份认同。”在斯特恩看来，温德在南京交的第一个重要朋友就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个人正是吴宓。
在南京安顿下后，温德开始在东南大学讲授英文和法文。大概正是通过闻一多，他与吴宓成为朋友。
那时的吴宓几乎是“逆时而动”。当年以胡适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派，希望开创一个富有生机的现代中国，而作为《学衡》主编的吴宓，则抨击新文学观，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学，提倡以文言写作。
文化主张上的保守并不掩盖吴宓丰富的兴趣与活泼的性情。恰似温德，吴宓激赏英语及欧洲文学。而且，他与温德都对比较研究感兴趣，喜欢探索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哲学、中国儒家教义之间的异同。
兴趣相投，两人自然交往亲密。
《吴宓日记》（后简称《日记》）可为吴温两人的友谊提供侧影。据说《日记》中提及温德的共达283篇，所叙事巨细皆有。在《日记》中，两人一次又一次散步、谈叙，一同进餐、弈棋、赏花、观戏，互相“夜访”，“就寝时始归”。甚至，吴宓多次夜宿温德宅中，“联床共语、并及种种”，至于叙话内容，《日记》称“所谈益我实多”。
1925年七月底，温德入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医院手术，特召吴宓来探，以身后事相托，惹人伤怀。1927年7月20日，吴宓由陈寅恪获知，学生曹希文、梁矩章持刀剪凶逼叶企孙，亦“往寻宓未获等情”，吴宓返室略为检点后，即赴温德居处，度宿一宵。1929年初，温德游访西安，受吴宓之托，特地拜访了吴父……
甚至有说法，“温德”这个中文名字正是吴宓参照“Winter”译音而拟。不过，按照温德老年时向斯特恩的讲述，“温德”是文学家楼光来在南京给他取的中国名字，取“温良美德”之意。
1923年夏末，南京这座城市开始准备抵御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在等待奉军的四个月里，南京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而温德的房东，也早早给他上了一堂课——关于治外豁免权的复杂用途。温德记得，房东当年匆忙撕下前门的铭牌号，挂起一张五英寸长的板子，上书“此处是尊贵的大美利坚国温德先生的官邸”。他又拖出箱子，装满皮草和珍玩，放在温德床下，然后携带左轮手枪和子弹，终日待在温德房间里，待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三个妾，她们整天忙着刺绣。
温德始终观察、思考着这个对他而言的陌生国度。他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在赶走这二十三年来的这些鬼影之后还剩下什么？疲倦和悲悯。我希望，它不只是一堆胸口掏出的无心之物，而是像佛教所说的慈悲心，能为所有这些苦难找到根源与解药：勘破贪嗔痴，则无欲无求，无所求则得真自由。”
“但两年之后，在南京的温德跟随吴宓北去，他还未能摆脱欲望。他幸而没有。他新到的学校，清华，成为五四老将恢复力量之所，锻造了一个有理念有希望的新群体。” 斯特恩评述。
尽管身处乱世，当温德1925年抵达清华时，他的文化生活其实非常充实。他与吴宓合作，运用吴宓在哈佛、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经验，为西方文学研究设置了一整套课程。而温德富有激情的教学也使得该课程大受欢迎。不管是讲布朗宁、莎士比亚还是但丁、纪德，他总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学者。
除教学外，温德还痴迷戏剧。同为外籍教授的谢迪克当年因到燕京大学任教，需定期参加燕京话剧社表演，因而与温德成近邻好友。谢迪克记得，有温德在的时候，总是非常热闹。
在谢安迪看来，“在要求知识与技能的所有事上，温德都非常在行，比其他人做得出色”。比如，有一年，他将来自美国的一年和两年生草本植物种子，在庭院里种得蔚为壮观，令旁人啧啧称奇。
园艺只是温德的众多技能之一。他还是个游泳高手，甚至在他九十多岁依旧健朗时，仍是一位游泳高手。关于这一点，他的挚友们多有回忆。当年，清华英语系主任施美士一家曾在北戴河边的小屋消夏，温德有时会去拜访。据施美士女儿回忆，“母亲过去常常担心他”，“因为他有时会游进海里，独自在水里待几个小时，游出一英里开外，快乐地漂浮、沉思和吸烟。此时，母亲在前廊踱步，希望能瞥见他，恳求任何一位碰巧经过的人用她那强大的双筒望远镜瞅一眼他是否还在那儿。”另外，温德对动物特别亲昵，住清华教工区时他养了一只猫，他成功训练它控制便溺，教它尿在厕所而不是小箱子里。不过这猫对温德生气时，就会尿在他床上。 关于温德对动物的喜爱，作为其学生的杨绛也曾有文章记述。1949年解放后，在清华校园，温德有天特别来找杨绛帮忙抬一架长竹梯。原因是，他特别宠爱的那只纯黑色猫咪，上了他家东侧的大树不肯下来。他准备把高梯架在树下，上梯把猫咪捉下。他说，那只黑猫如果不回家，会变成一只野猪。
到树下，温杨二人发现，没有一处可安安稳稳放置梯子。任温德做出种种呼唤，猫咪仍傲岸地不理不睬。杨绛脱口而出：“要是我小时候，我就爬树。”
这话显然给了温德启发。他全然忘了自己已有六十多岁，立即把外衣脱下，扔给杨绛，走到树下，爬上一块最大的石头，又从大石头跳上最高的土墩。纵身一跳，一手攀上树枝，另一手也搭上，整个人挂在空中……到此境地，杨绛能做的，只剩“接了温德扔下的眼镜盒儿苦守树下”，“瑟瑟发抖”。
待温德与猫儿斗智斗勇几个来回仍败下阵无功而返后，杨绛抖得“心口都痛了”。在杨绛看来，温德虽没有捉住猫咪，却对自己的表演十分得意。于是，杨绛只好“抖完，也急急回家了”……
在吴宓的日记中，也记录了温德与动物的故事。在西南联大时期，温德在云南收养过猴子。《日记》中记述，温德时常肩顶一只猴，躲警报时也不抛离，更不许人们向猴儿扔果皮、石子。猴将来温德家做客的友人咬伤膝盖，吴宓前去探病。1942年10月某日，吴宓到温德室中茗谈，后者“出其结婚匝月之男女二猴示客，更纵女猴入室”。1943年夏天，温德计划回美国，在出售物业的同时，还特意将三只猴放归山林。
可以说，那个曾经甚嚣尘上的暴力年代，并没有泯灭温德的真性情。
鉴于30年代的时局，清华决定南迁，大多数清华教员退居昆明，在大后方办起西南联大，但大楼、设备和图书等校产无法靠人力带走。1937年10月，作为中立国家公民的温德应学校当局请求留在清华，而温德也极严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一次次与日军正面交锋，以强大的自我以及运用娴熟的治外法权保护清华校产，使清华的学术血脉能够薪火相传。
在那段时日，温德敢为同事与好友挺身而出，帮他们在日本军官眼皮底下偷运钞票，帮他们离开这座沦陷之城。还有传闻，他曾冒死给城外的共产党队伍偷带枪支，有一次，军警在火车车厢里挨个检查行李，温德用脚将一盒枪踢到正在睡觉的一名日本军官乘客座位下，逃过一劫。
谢迪克记得，有一次自己乘公交车去北平城，车子在城门口被拦下。当漫长的检查还在进行，只见温德骑一辆摩托车出现。日军核对他的通行证后放行。让人想不到的是，温德竟没有第一时间离开是非地，而是挺身为一个正遭盘问的中国人出头。这需要极大的胆量与勇气。“我们的巴士开动了，我不知道温德那边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估计日本人不会便宜了他。在当时，没有外国人敢于那样违逆日本兵。”
斯特恩记得自己当年曾和一位中国教授聊天，后者说了几则温德轶事，这些轶事编织出一个温德神话。斯特恩感叹：“他真是以身涉险！”教授接话，“是啊，他算得上出生入死。”
斯特恩曾在评价温德时写道：与历史大事件共沉浮，这是温德的命运。他置身溷浊，与暴力越来越赤裸相见。温德没有另外一个世界，中国成了他唯一的家园。
对于几乎一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温德，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到底是怎样？
在杨绛的追忆文章里写，温德曾说自己是“美国黑名单上的人，怎能回去”。况且他“厌恶美国，不愿回去。”不过，在《吴宓日记》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1942年3月6日，吴宓由查富凖得知，温德多病幽居，凄郁不乐，拟当年夏天回美国。吴宓“既感兔死狐悲，又惊老至身衰，不禁心伤”，遂亲访温德，两人久谈，温德述病状及“战久航阻，欲归不得之情形，比昔实甚老矣”。或许可以看出，温德此时依然深怀故国之思。
晚景 温德，不但是个洋人，还是个知识分子。在住宅附近的荷花池边散步，是晚年的他，生活里为数不多的乐趣。
斯特恩记得，当年一个春日下午，他答应为温德推轮椅散一会儿步。“温德几乎一年没有从屋里出来了，他极度渴望离开他的房间。我们计划散步的那一天，他告诉我，他不想谈论过去，他宁愿有点儿新东西，新的比老旧的一切都好。
“他不是说过去是坏的，而是说他陷落在一系列灰暗、一成不变的岁月中，眼睁睁看着自己退化。” 斯特恩说，彼时的温德想从自己这里，从任何人那里知道，他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他的某些懊悔以一种更世俗的途径降落下来，通过多个对他的批斗会，其间他一再被教育，要承认自己曾经的行为，过去秉持的价值，都是他反革命倾向的证据。”
在结束为期一年的中国工作后，斯特恩返美。1986年12月底，按中国的算法，值温德百岁生日，斯特恩得以再次赴华访问几个星期。他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的温德时，告诉对方，自己为《中国日报》写了一个有关他的故事，问他想不想听。温德说想，但听了一两句后他显然无法集中注意力。
次日，离温德生日还有两周，他陷入昏迷。斯特恩在他的房间时，医生到了，听他心跳很弱，便叫救护车送他去校医院。这是斯特恩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温德。“英语系的两个老师抬着担架，迎着风走出他曾经的院落。”
但温德的生日会还是如期举行。那天大概来了400多人，他们依次与躺在床上渐又清醒的温德握手。活动持续到下午三点半，之后，睡着的温德再没醒来。
温德死后，因其美籍身份校方通知了美国大使馆。大使进门深鞠一躬，转身说：“ He is too old。”
斯特恩至今仍记得，他与老温德追忆往昔的那个燕园一角的温宅，房间墙壁上挂满老人早期生活的痕迹。其中有幅清代的画，画上是一位穿红色斗篷的大胡子男人牵着骆驼翻越雪山。人和骆驼都带着一股圣洁的傲然之气凝视着澄澈的山巅穹顶。那是一幅行者的图画，赞美那种孤独无畏的追寻之旅。这幅画的对面，是一张温德自画像：画上的他，有着如上图骑马者那样大而粗的胡须，那种专横的、英国式的英俊。
两幅画中的男人，遥遥对望。
（本文内容参考：伯特·斯特恩《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
“死亡的灰色的雨落在医院的楼顶上，小护士的青春里溶进了盐酸，有些人就要升天，有些人就要入地，隐身人查看病房，身份不明的人，徘徊在医院大门的阴影里，我曾在那里，在那里，给一个垂死的人，朗读阿凡提的故事（他不时咳嗽，有时昏昏欲睡）;我曾在那里，在那里，努力逗一个垂死的人笑出声来。”
这是西川的一首短诗《医院》，这并非诗人虚构的故事，那个让他读阿凡提，让他努力使之快乐的人名叫罗伯特·温德。
温德是谁？
有人说，他是北大清华最传奇的外国教授，见证了北伐、抗战、内战、“文革”，在中国度尽余生。闻一多、吴宓、季羡林、杨绛等著名学人，或为其友，或从其学。温德最后一个教职是在北大英语系。
1987年，在温德最后的日子里，正是西川这些当年的北大学子轮换陪护于他的病床前。
彼时的西川，在英语系曾受教于他“最好的老师”、“精神上的引路人”伯特·斯特恩教授。而斯特恩与温德亦有交情。前者之所以于1984—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英语文学和写作，从事访问研究，多少受后者“启发”。
1980年9月，正在美国沃巴什学院教授英文的斯特恩收到一封来自罗伯特·温德的信，他称自己为学院最年长的在世校友，70余年间主要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任教。而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推荐自己的学生王汝杰到美国学习。
那段时间，斯特恩受《西行漫记》影响，充满对中国的幻想。在沃巴什这所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小学院里，他感受到终身教职的安稳和拘束。“在某个时刻，我知道，就像一个人一辈子有那么一两次会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需要去中国。”
在王汝杰父母（王岷源和张祥保，均为北大英文系知名教授）的帮助下，斯特恩顺利获得在北大一年期职务。此后，他携妻带子踏上心目中的神秘国度。
正是在中国期间，斯特恩得以见到老温德，并时常拜访听他口述人生。
2016年初，由斯特恩撰写的传记《温德先生》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燕园一角的老灵魂
斯特恩见到温德时，后者已是个97岁的“老灵魂”。
他的寓所在北大校园北隅。第一次见面，温德就深深吸引了斯特恩。虽然老人两年前被自行车撞伤，卧床不起，常常昏睡或迷糊，绝不像个适于交谈的对象，但斯特恩意识到，在中国度过动荡喧嚣20世纪的温德，是个谜一般的人物。
1923年，温德来到中国，在东南大学教授语言文学。1925年，他赴清华大学任外国语文系教授。抗战期间，温德先留守清华，后辗转奔袭至昆明，与西南联大同仁会合。1952年起，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外国专家，从此常居北大。温德精通英、法、德、西班牙、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他与吴宓一起设计的课目为中国各重点大学英文系所效法。他还与蜚声国际的英国学者瑞恰慈通力合作，在中国推广基本语教学项目，但该项目蒸蒸日上之际，却因日寇入侵而流产。温德交友很广，闻一多、吴宓、陈岱孙等人均为其好友，杰出的汉学家费正清也与他颇有交情。二人曾一起向美国国务院陈情，要求停止对国民党的支持，虽然失败了。
如果温德仅仅是一位书斋里的书生，斯特恩也许不会对他那样好奇。温德身兼如此之多的角色：冒险家、画家、阿黛尔·戴维斯营养学的追随者以及精力旺盛的活动家。他曾为保护学生和同事与国民党官员作对，面对用刺刀刺伤他小腹的日本兵，他以怒目吓退之。他曾英勇支持抗日事业，也曾努力保护闻一多，可惜后者还是未能逃脱国民党的暗杀。
温德的经历让斯特恩着迷。他告诉自己，要尽量多地和温德交流。“我的想法有些自私。不过我也有不那么自利的动机。” 在斯特恩看来，彼时的温德陷入了困顿，“病痛和周遭环境让他无望”。 “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困兽，对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饱存怀疑。”
斯特恩所言的困境，与温德愈加凄惨的晚景不无关系。温德不但是个洋人，还是个知识分子，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欺辱。在北京大学，这位曾经的传奇教授被剥夺了教学权利，只能编写英语学习材料。“但这时的温德已经学到了中国式的隐忍，在住宅附近的荷花池边散步成为他的一种幸福。但瘫痪在床之后，他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内心的平静终于崩塌。” 斯特恩说，听温德回忆人生，是自己帮助这个老灵魂寻求解脱的唯一方法。
1984—1985年，斯特恩时常骑车去燕园一角那局促的温宅，每次他都会走过一条短的廊道，它从右切入一处橱柜般的空间，那是老温德曾经的书房，现在的卧室。“他时常昏睡，一个大块头，穿着有夹层的中山装，填满了甚至看似要溢出那小床。”
就在这个房间，斯特恩与温德展开最特别的交谈。
一个有“中国热”的美国人
1890年温德生于美国印地安纳州克罗弗城一个农场小镇，在沃巴什学院获学士学位，曾留学法国、意大利，后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
温德之所以来到中国，得缘于在芝加哥期间与正在留学的青年诗人闻一多的相识。
彼时，闻一多24岁，温德比他大11岁，他们通过两人都认识的几个画家邂逅，一见如故。
闻一多和温德发现，尽管他们很不相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绘画、诗歌和民主理想的世界。
闻一多对于这段短暂而强烈的友谊的印象，呈现于1922年11月末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闻写道，他发现温德“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人……是一个有‘中国热’的美国人”。在闻看来，温德的性格，可以“只讲一个故事就足以看出”——“温德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铁磬：他讲常常睡不着觉，便抱它到床边，打着它听它的音乐。他是独身者，他见了女人要钟情于他的，他便从此不理伊了。我想他定是少年时失恋以至如此;因为我问他要诗看，他说他少年时很浪漫的，有一天他将作品都毁了，从此以后，再不作诗了。但他是最喜欢诗的，他所译的Baudelaire现在都在我这里。”闻一多说，不论何时拜访温德，他们都会“谈到夜里一两点，直到我对他说再见，去另一个房间拿外套。在那儿，我们又开始另一场谈话。当我们一起往门边走，我们继续谈。我们开门，我们接着谈。我走到台阶，我们还在谈。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上床睡觉。’我们终于找到时机互道‘晚安’然后分手”。 在斯特恩看来，两人的友谊不纯是美学上的，而是共享了对自由民主原则的强烈忠诚，对压迫的憎恨。“闻一多去过美国的唐人街，了解美国体制中的种族主义。他一生都盼望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与对手平起平坐。温德强烈反对种族主义，他注意到所任教的大学让他压低黑人和犹太学生的分数，他既对受压迫的东方学生深怀同情，也景仰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恰如他后来所说，他已经明白自己有志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民族平等事业而奋斗。”
温德晚年时曾和斯特恩讲，当年在芝加哥，有一天他曾对闻一多描述自己梦想中的世界，后者则答：“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你应该去中国。”
其实，在这段友谊开始的时候，温德就已经是一个亲华者。闻一多第一次去他家时，温德提着灯，照着墙上一幅画，让他猜上面的人是谁。闻一多正确地答出了“老子”，并且惊异于这幅作品的品质，因为它的创作者竟从未学过绘画。温德还临摹过几个很大的印度佛教人物像，闻一多注意到，温德的东西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闻一多拜访的时候，温德还焚过东方的香。
二人交往期间，温德不止一次透露，自己不会再待在美国，想去中国。而闻一多也请朋友张景钺（他那时正跟着温德学法语）和自己共同致函清华大学（当时正由留美预备学校重组）曹校长，希望曹校长能促成温德被清华大学选聘。闻一多在信中说，“如果你发现了‘推送’的办法，那对清华大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美国人。”
只是闻一多从没告诉温德写信的事，大概他宁愿先等，直至接到回复。但温德似乎很急。在朋友为他写信的前几个月，他申请了“通行证，去日本和中国，以旅行和研究目的，预计逗留12个月”。
1923年7月27日温德的签证发下来。
1923年8月21日，他离开了美国，从旧金山登上“东京丸”轮，经过11天的旅行于9月1日抵达南京。
温德，温良美德
到达前，中国在温德心中是古老和谐的理想化身，它有着诱人的礼乐，精神藉此与道相成。然而上世纪20年代，中国却是处在动乱之中。“笼罩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中，要寻求西方思想的指导和力量，同时又要奋力斗争，保存她的古老文化，以及身份认同。”在斯特恩看来，温德在南京交的第一个重要朋友就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个人正是吴宓。
在南京安顿下后，温德开始在东南大学讲授英文和法文。大概正是通过闻一多，他与吴宓成为朋友。
那时的吴宓几乎是“逆时而动”。当年以胡适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派，希望开创一个富有生机的现代中国，而作为《学衡》主编的吴宓，则抨击新文学观，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学，提倡以文言写作。
文化主张上的保守并不掩盖吴宓丰富的兴趣与活泼的性情。恰似温德，吴宓激赏英语及欧洲文学。而且，他与温德都对比较研究感兴趣，喜欢探索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哲学、中国儒家教义之间的异同。
兴趣相投，两人自然交往亲密。
《吴宓日记》（后简称《日记》）可为吴温两人的友谊提供侧影。据说《日记》中提及温德的共达283篇，所叙事巨细皆有。在《日记》中，两人一次又一次散步、谈叙，一同进餐、弈棋、赏花、观戏，互相“夜访”，“就寝时始归”。甚至，吴宓多次夜宿温德宅中，“联床共语、并及种种”，至于叙话内容，《日记》称“所谈益我实多”。
1925年七月底，温德入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医院手术，特召吴宓来探，以身后事相托，惹人伤怀。1927年7月20日，吴宓由陈寅恪获知，学生曹希文、梁矩章持刀剪凶逼叶企孙，亦“往寻宓未获等情”，吴宓返室略为检点后，即赴温德居处，度宿一宵。1929年初，温德游访西安，受吴宓之托，特地拜访了吴父……
甚至有说法，“温德”这个中文名字正是吴宓参照“Winter”译音而拟。不过，按照温德老年时向斯特恩的讲述，“温德”是文学家楼光来在南京给他取的中国名字，取“温良美德”之意。
1923年夏末，南京这座城市开始准备抵御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在等待奉军的四个月里，南京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而温德的房东，也早早给他上了一堂课——关于治外豁免权的复杂用途。温德记得，房东当年匆忙撕下前门的铭牌号，挂起一张五英寸长的板子，上书“此处是尊贵的大美利坚国温德先生的官邸”。他又拖出箱子，装满皮草和珍玩，放在温德床下，然后携带左轮手枪和子弹，终日待在温德房间里，待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三个妾，她们整天忙着刺绣。
温德始终观察、思考着这个对他而言的陌生国度。他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在赶走这二十三年来的这些鬼影之后还剩下什么？疲倦和悲悯。我希望，它不只是一堆胸口掏出的无心之物，而是像佛教所说的慈悲心，能为所有这些苦难找到根源与解药：勘破贪嗔痴，则无欲无求，无所求则得真自由。”
“但两年之后，在南京的温德跟随吴宓北去，他还未能摆脱欲望。他幸而没有。他新到的学校，清华，成为五四老将恢复力量之所，锻造了一个有理念有希望的新群体。” 斯特恩评述。
以身涉险，出生入死
尽管身处乱世，当温德1925年抵达清华时，他的文化生活其实非常充实。他与吴宓合作，运用吴宓在哈佛、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经验，为西方文学研究设置了一整套课程。而温德富有激情的教学也使得该课程大受欢迎。不管是讲布朗宁、莎士比亚还是但丁、纪德，他总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学者。
除教学外，温德还痴迷戏剧。同为外籍教授的谢迪克当年因到燕京大学任教，需定期参加燕京话剧社表演，因而与温德成近邻好友。谢迪克记得，有温德在的时候，总是非常热闹。
在谢安迪看来，“在要求知识与技能的所有事上，温德都非常在行，比其他人做得出色”。比如，有一年，他将来自美国的一年和两年生草本植物种子，在庭院里种得蔚为壮观，令旁人啧啧称奇。
园艺只是温德的众多技能之一。他还是个游泳高手，甚至在他九十多岁依旧健朗时，仍是一位游泳高手。关于这一点，他的挚友们多有回忆。当年，清华英语系主任施美士一家曾在北戴河边的小屋消夏，温德有时会去拜访。据施美士女儿回忆，“母亲过去常常担心他”，“因为他有时会游进海里，独自在水里待几个小时，游出一英里开外，快乐地漂浮、沉思和吸烟。此时，母亲在前廊踱步，希望能瞥见他，恳求任何一位碰巧经过的人用她那强大的双筒望远镜瞅一眼他是否还在那儿。”另外，温德对动物特别亲昵，住清华教工区时他养了一只猫，他成功训练它控制便溺，教它尿在厕所而不是小箱子里。不过这猫对温德生气时，就会尿在他床上。 关于温德对动物的喜爱，作为其学生的杨绛也曾有文章记述。1949年解放后，在清华校园，温德有天特别来找杨绛帮忙抬一架长竹梯。原因是，他特别宠爱的那只纯黑色猫咪，上了他家东侧的大树不肯下来。他准备把高梯架在树下，上梯把猫咪捉下。他说，那只黑猫如果不回家，会变成一只野猪。
到树下，温杨二人发现，没有一处可安安稳稳放置梯子。任温德做出种种呼唤，猫咪仍傲岸地不理不睬。杨绛脱口而出：“要是我小时候，我就爬树。”
这话显然给了温德启发。他全然忘了自己已有六十多岁，立即把外衣脱下，扔给杨绛，走到树下，爬上一块最大的石头，又从大石头跳上最高的土墩。纵身一跳，一手攀上树枝，另一手也搭上，整个人挂在空中……到此境地，杨绛能做的，只剩“接了温德扔下的眼镜盒儿苦守树下”，“瑟瑟发抖”。
待温德与猫儿斗智斗勇几个来回仍败下阵无功而返后，杨绛抖得“心口都痛了”。在杨绛看来，温德虽没有捉住猫咪，却对自己的表演十分得意。于是，杨绛只好“抖完，也急急回家了”……
在吴宓的日记中，也记录了温德与动物的故事。在西南联大时期，温德在云南收养过猴子。《日记》中记述，温德时常肩顶一只猴，躲警报时也不抛离，更不许人们向猴儿扔果皮、石子。猴将来温德家做客的友人咬伤膝盖，吴宓前去探病。1942年10月某日，吴宓到温德室中茗谈，后者“出其结婚匝月之男女二猴示客，更纵女猴入室”。1943年夏天，温德计划回美国，在出售物业的同时，还特意将三只猴放归山林。
可以说，那个曾经甚嚣尘上的暴力年代，并没有泯灭温德的真性情。
鉴于30年代的时局，清华决定南迁，大多数清华教员退居昆明，在大后方办起西南联大，但大楼、设备和图书等校产无法靠人力带走。1937年10月，作为中立国家公民的温德应学校当局请求留在清华，而温德也极严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一次次与日军正面交锋，以强大的自我以及运用娴熟的治外法权保护清华校产，使清华的学术血脉能够薪火相传。
在那段时日，温德敢为同事与好友挺身而出，帮他们在日本军官眼皮底下偷运钞票，帮他们离开这座沦陷之城。还有传闻，他曾冒死给城外的共产党队伍偷带枪支，有一次，军警在火车车厢里挨个检查行李，温德用脚将一盒枪踢到正在睡觉的一名日本军官乘客座位下，逃过一劫。
谢迪克记得，有一次自己乘公交车去北平城，车子在城门口被拦下。当漫长的检查还在进行，只见温德骑一辆摩托车出现。日军核对他的通行证后放行。让人想不到的是，温德竟没有第一时间离开是非地，而是挺身为一个正遭盘问的中国人出头。这需要极大的胆量与勇气。“我们的巴士开动了，我不知道温德那边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估计日本人不会便宜了他。在当时，没有外国人敢于那样违逆日本兵。”
斯特恩记得自己当年曾和一位中国教授聊天，后者说了几则温德轶事，这些轶事编织出一个温德神话。斯特恩感叹：“他真是以身涉险！”教授接话，“是啊，他算得上出生入死。”
中国成了他唯一的家园
斯特恩曾在评价温德时写道：与历史大事件共沉浮，这是温德的命运。他置身溷浊，与暴力越来越赤裸相见。温德没有另外一个世界，中国成了他唯一的家园。
对于几乎一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温德，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到底是怎样？
在杨绛的追忆文章里写，温德曾说自己是“美国黑名单上的人，怎能回去”。况且他“厌恶美国，不愿回去。”不过，在《吴宓日记》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1942年3月6日，吴宓由查富凖得知，温德多病幽居，凄郁不乐，拟当年夏天回美国。吴宓“既感兔死狐悲，又惊老至身衰，不禁心伤”，遂亲访温德，两人久谈，温德述病状及“战久航阻，欲归不得之情形，比昔实甚老矣”。或许可以看出，温德此时依然深怀故国之思。
斯特恩记得，当年一个春日下午，他答应为温德推轮椅散一会儿步。“温德几乎一年没有从屋里出来了，他极度渴望离开他的房间。我们计划散步的那一天，他告诉我，他不想谈论过去，他宁愿有点儿新东西，新的比老旧的一切都好。
“他不是说过去是坏的，而是说他陷落在一系列灰暗、一成不变的岁月中，眼睁睁看着自己退化。” 斯特恩说，彼时的温德想从自己这里，从任何人那里知道，他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他的某些懊悔以一种更世俗的途径降落下来，通过多个对他的批斗会，其间他一再被教育，要承认自己曾经的行为，过去秉持的价值，都是他反革命倾向的证据。”
在结束为期一年的中国工作后，斯特恩返美。1986年12月底，按中国的算法，值温德百岁生日，斯特恩得以再次赴华访问几个星期。他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的温德时，告诉对方，自己为《中国日报》写了一个有关他的故事，问他想不想听。温德说想，但听了一两句后他显然无法集中注意力。
次日，离温德生日还有两周，他陷入昏迷。斯特恩在他的房间时，医生到了，听他心跳很弱，便叫救护车送他去校医院。这是斯特恩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温德。“英语系的两个老师抬着担架，迎着风走出他曾经的院落。”
但温德的生日会还是如期举行。那天大概来了400多人，他们依次与躺在床上渐又清醒的温德握手。活动持续到下午三点半，之后，睡着的温德再没醒来。
温德死后，因其美籍身份校方通知了美国大使馆。大使进门深鞠一躬，转身说：“ He is too old。”
斯特恩至今仍记得，他与老温德追忆往昔的那个燕园一角的温宅，房间墙壁上挂满老人早期生活的痕迹。其中有幅清代的画，画上是一位穿红色斗篷的大胡子男人牵着骆驼翻越雪山。人和骆驼都带着一股圣洁的傲然之气凝视着澄澈的山巅穹顶。那是一幅行者的图画，赞美那种孤独无畏的追寻之旅。这幅画的对面，是一张温德自画像：画上的他，有着如上图骑马者那样大而粗的胡须，那种专横的、英国式的英俊。
两幅画中的男人，遥遥对望。
（本文内容参考：伯特·斯特恩《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