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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说：“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大学之美，美在文化的充沛与丰盈。只要它存在，人类那颗被引导去从事探索的自由心灵便会持续带来智慧；大学之美，美在品格独立与追求卓越。只要它存在，人类追求高洁内省与创新进步的步伐就永远不会停止。
民国时代大学
一提起民国教育，很多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的大师，会想到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不食人间烟火，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祥云从天而降。其实，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和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我们才能探寻到“大师”与“名校”是怎样炼成的。
政府：复兴之路，始于教育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参照“西法”，推行新政。在文化领域，清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虽然效果部分地违背了清廷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与深刻启示的改革。在此次政策变革中，清政府对内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知识，积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意识到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视其为“立国之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强化对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视，形成了由中央到省再到市县一级的统一行政体系，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扶持和法律上的保障，其规模和组织更加完备，教育内容更为广泛，对中国社会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洋军阀也很重视教育。大军阀张作霖脱去戎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辖区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教育下一代，全靠诸位老师辛苦了。而像张作霖这样关心教育的军阀，还不止他一人，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是一个，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算一个。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对于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再说阎锡山，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学生：救亡中国，舍我其谁
民国大学生绝大部分出生于富裕家庭，故衣食无忧可一心向学。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元；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元。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
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大学生为洗涤近代中国百年屈辱，担得起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青年学子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獨特的理解，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的这种志向，是民国众多学子和大师共同的志向。
“五四”运动之初，以爱国青年学生为主，经过广泛地发动群众，渐渐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群众爱国救亡运动，并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此，青年学生作为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们义无返顾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力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国耻家恨让年轻的他们奋勇而起。正是由于他们忧国忧民，胸怀天下，心系百姓，才能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民国大学入学考试，也尊重学生的个人特性，不要“通才”要人才。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
教授：士不可不弘毅
民国文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齐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中研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其院长自然是学林领袖，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谁来承继斯职，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人事，更不会只是一场“选举”而已。谁来当中研院院长，当时党国体制的首脑蒋介石，当然意有所属。幸好，评议会的组成分子都是学者读书人，没有谁愿意随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踏步起舞，反倒是本乎自由意识选出蔡元培的继任者。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皆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则都各得四票。至于蒋介石“下条子”指定的顾孟余，一票都没拿到。政治力量“看不见的手”不放弃伸入学术界的动作，学界中人则负隅强抗，即便不能一刀砍断它，却正是“独立之精神”的充分展现。 而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最牛的，还要数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这位马校长，根本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开除敢于和“赤匪”作坚决斗争的国民党学生，激起一片哗然。
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
教育：畸形而短暂的独立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标志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等方案的提出和当时南北各校师生的有关活动。提倡“教育独立”的蔡元培为同盟会元老，他信奉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着力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使得北京大学的改革成效显著。蔡本人虽隶属国民党，但任职北大期间，他力求避开党派干扰，建立一块学术净土，即使南方“护法”另建中枢，他依旧我行我素，独立行事，因而能够领袖群伦，深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真心拥戴。
其实，“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主旨是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严复亦主张政、学分途，而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西方观念的启悟和中国书院的传统，使得上层知识界对学术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
“教育独立”思潮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模式，力主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宗教的种种牵扰，从人类传承智能、谋求发展、完善身心的“终极”高度，达到某种独立运行状态，在一个特殊意義上为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强盛奠立不拔之基。这一思想内涵明显体现在“五四”以后教育界的若干努力之中。“教育独立”思潮的形成，昭示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明确感悟，这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职业自觉”，它对于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的健康生成，最大限度发挥其潜能以带动社会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思想价值。
这一时期，也是私立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发展，类型也更加丰富，私立高等学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公立大学。教育家们为什么热衷私立大学？道理很简单，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有更大的自由，它不被大多数人控制，可以为特殊的学生提供特别的服务，实行某种特殊的教育理念。私立学校由于缺乏政府的资助，不得不依靠自身努力解决办学费用，这激发了私立学校生存的潜能，也使其获得更大的自由。它们可以树立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确立特别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念，甚至采用最前沿的教育方法，以保证教育质量，吸引生源。
斗转星移，距离那个时代已经70余年了，70余年里，中国改变了许多。高等教育不再是富裕阶层的精英养成，天之骄子也成了如今的芸芸众生；虽然旧的大师凋零殆尽，新的大师未见踪影，但国民素质与70年前已有了天壤之别。对于民国大学与大师，今天的我们能学习的大约只有民国学人的风骨，以及如何在当下已经大众化的大学教育之上重构一个具有民国高等教育神韵的精英教育了。
民国时代大学
一提起民国教育，很多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的大师，会想到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不食人间烟火，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祥云从天而降。其实，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和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我们才能探寻到“大师”与“名校”是怎样炼成的。
政府：复兴之路，始于教育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参照“西法”，推行新政。在文化领域，清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虽然效果部分地违背了清廷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与深刻启示的改革。在此次政策变革中，清政府对内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知识，积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意识到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视其为“立国之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强化对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视，形成了由中央到省再到市县一级的统一行政体系，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扶持和法律上的保障，其规模和组织更加完备，教育内容更为广泛，对中国社会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洋军阀也很重视教育。大军阀张作霖脱去戎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辖区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教育下一代，全靠诸位老师辛苦了。而像张作霖这样关心教育的军阀，还不止他一人，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是一个，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算一个。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对于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再说阎锡山，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学生：救亡中国，舍我其谁
民国大学生绝大部分出生于富裕家庭，故衣食无忧可一心向学。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元；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元。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
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大学生为洗涤近代中国百年屈辱，担得起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青年学子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獨特的理解，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的这种志向，是民国众多学子和大师共同的志向。
“五四”运动之初，以爱国青年学生为主，经过广泛地发动群众，渐渐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群众爱国救亡运动，并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此，青年学生作为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们义无返顾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力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国耻家恨让年轻的他们奋勇而起。正是由于他们忧国忧民，胸怀天下，心系百姓，才能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民国大学入学考试，也尊重学生的个人特性，不要“通才”要人才。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
教授：士不可不弘毅
民国文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齐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中研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其院长自然是学林领袖，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谁来承继斯职，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人事，更不会只是一场“选举”而已。谁来当中研院院长，当时党国体制的首脑蒋介石，当然意有所属。幸好，评议会的组成分子都是学者读书人，没有谁愿意随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踏步起舞，反倒是本乎自由意识选出蔡元培的继任者。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皆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则都各得四票。至于蒋介石“下条子”指定的顾孟余，一票都没拿到。政治力量“看不见的手”不放弃伸入学术界的动作，学界中人则负隅强抗，即便不能一刀砍断它，却正是“独立之精神”的充分展现。 而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最牛的，还要数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这位马校长，根本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开除敢于和“赤匪”作坚决斗争的国民党学生，激起一片哗然。
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
教育：畸形而短暂的独立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标志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等方案的提出和当时南北各校师生的有关活动。提倡“教育独立”的蔡元培为同盟会元老，他信奉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着力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使得北京大学的改革成效显著。蔡本人虽隶属国民党，但任职北大期间，他力求避开党派干扰，建立一块学术净土，即使南方“护法”另建中枢，他依旧我行我素，独立行事，因而能够领袖群伦，深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真心拥戴。
其实，“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主旨是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严复亦主张政、学分途，而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西方观念的启悟和中国书院的传统，使得上层知识界对学术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
“教育独立”思潮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模式，力主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宗教的种种牵扰，从人类传承智能、谋求发展、完善身心的“终极”高度，达到某种独立运行状态，在一个特殊意義上为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强盛奠立不拔之基。这一思想内涵明显体现在“五四”以后教育界的若干努力之中。“教育独立”思潮的形成，昭示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明确感悟，这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职业自觉”，它对于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的健康生成，最大限度发挥其潜能以带动社会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思想价值。
这一时期，也是私立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发展，类型也更加丰富，私立高等学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公立大学。教育家们为什么热衷私立大学？道理很简单，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有更大的自由，它不被大多数人控制，可以为特殊的学生提供特别的服务，实行某种特殊的教育理念。私立学校由于缺乏政府的资助，不得不依靠自身努力解决办学费用，这激发了私立学校生存的潜能，也使其获得更大的自由。它们可以树立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确立特别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念，甚至采用最前沿的教育方法，以保证教育质量，吸引生源。
斗转星移，距离那个时代已经70余年了，70余年里，中国改变了许多。高等教育不再是富裕阶层的精英养成，天之骄子也成了如今的芸芸众生；虽然旧的大师凋零殆尽，新的大师未见踪影，但国民素质与70年前已有了天壤之别。对于民国大学与大师，今天的我们能学习的大约只有民国学人的风骨，以及如何在当下已经大众化的大学教育之上重构一个具有民国高等教育神韵的精英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