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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欍呐。买咪欍。
靓（读平声）分……靓分……
都发……都发……靓分都发……
遥控器呀，彩电空调遥控器呀！
鸡肝……鸡肝……
……
在31区，最先醒来的，是那些小贩的叫卖声。这些从五湖四海来到深圳的异乡人，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叫卖声，叫醒了31区的黎明，就像在我的故乡，每天清晨那些在树林子里跳跃的鸟声。说他们的叫卖声稀奇古怪，当真是没有丝毫夸张的。
咪欍是什么东西？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叫声，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到如今，我一直没能弄明白，这个女人叫卖的是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听见了叫声，跑下楼去，想看一看这个女人到底卖的是什么，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些都是生活的细节和素材，可是等我跑下楼，女人已挑着担子走远了。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瘦瘦小小的，戴着一个尖顶的帽子，肩上一根细小的扁担，两边一闪一闪地跳跃着两只小木桶。看着女人远去的背影，我突然又不想弄清楚她到底是卖的什么东西了。后来，我经常在巷子里遇见这个女人，她挑着担子走路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汪曾祺老先生在《大淖纪事》里的一段描写：
这里的姑娘媳妇也都能挑……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地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把31区和汪先生的大淖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我却经常会这样想。可能是因为我太喜爱汪先生文字的缘故吧。记得有一次读到白连春的小说《我爱北京》，里面写到“我”在蒲黄榆附近收破烂，身上挂着一个纸牌，上书我爱汪曾祺几个大字。于是有一天，“我”真的遇上了汪曾祺老先生，“你爱汪曾祺？汪曾祺问我。他的脸上堆满了疲惫但是慈爱的笑容。”读到这里时，我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我一直把这个细节当成是白连春和汪先生的真实相遇，虽然我知道，《我爱北京》是篇小说。汪先生的文字，我是常读的，有些篇章，读了不下数十遍。我有一本《汪曾祺自选集》，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隔一段时间，我会拿出来重读一次。能见到汪先生，曾经是我的梦想，可惜老先生走了，不然我也想去蒲黄榆附近捡破烂，不为别的，只为见一见我极喜欢的作家。
然而，咪欍是什么东西，我终于没有弄明白，这两个字到底该怎么写，我也没有弄明白，我故意没有去弄明白，这样，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汪先生笔下的红菱、荸荠、连枝藕。可以把31区想象成大淖。
“靓分”之谜，是我的女儿揭开的。女儿两岁多就来到深圳，在31区的亲嘴楼里长大，今年八岁了。在女儿的眼里，深圳就等于31区，就等于家。在女儿的眼里，她就是深圳人。
女儿在31区读幼儿园，读学前班，读小学。女儿读书成绩不错，是学校红领巾广播站的播音员，还是班上的班干部。女儿不想当班干部，她说当干部太累。她想当一名伟大的画家。女儿从两岁起开始涂鸦，从来没有人教她该怎么画，我不想用大人的眼光来抹杀她儿童的天真。至于将来她长大之后做什么，也不是我能干涉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女儿在31区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读书，也很好，条件比我们老家好多了，比我小时要好多了。可是我妻子却希望将女儿转到31区之外的公办学校读书。妻子的理由是，外来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很大，而且教师水平也的确有限。我一直不置可否。有一次，妻子生气地拿着一本女儿的作业本摔给我看，我说什么事嘛，气成这样。妻子说，你看看你女儿的作业。我翻开女儿的作业，说，写得不错嘛。妻子说，你看看这里。于是，我看到了女儿做的一道填空题，（）的田野，女儿填的是“希望”的田野，却被老师打了红×，并“更正”为“大大的田野”。妻子说，你在宝安认识那么多的人，你去求求别人吧，帮女儿转个学校。我说那我试试看吧。女儿听说了，高兴得不行，她早就羡慕着公办学校那宽阔的操场了。然而我的面子真的是很有限的，结果是学校拒绝了我的请求。女儿听说之后很失望，问我：
“爸爸，为什么我不能上好学校？”
“因为我们不是深圳人。”
“我一直都住在深圳，我为什么不是深圳人？”
“因为我们没有深圳户口。”
“户口是个什么东西？”
我无法对一个八岁的孩子解释清楚，她为什么在深圳长大却不是深圳人这个复杂的问题，就像我无法想通，我是中国人，为何还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暂住一样。那一次，我对女儿发了火。女儿很懂事，再也不提要转学的事了。当楼下飘来了“靓分，都发靓分”的叫卖声时，女儿说，爸爸，我想吃凉粉。我这才明白，“靓分”原来是凉粉。不过我觉得靓分叫起来更加好听，两个平声，叫起来飘飘的，绵绵的，妩媚，诱人，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风情。这风情与怀旧无关，与思乡无关。也是在这一天，我还弄清楚了，“都发”原来是豆腐花。一直没有弄明白的是，这个卖“靓分都发”的女人，老家是哪里的，不过肯定是南方。只有南方的方言才会这样的轻柔好听。南方的人，性格更加像水，而北方的人则更像是山。南方人说话，曲里拐弯，轻声慢语，听起来很温情，不像那个收废品的，你走得好好的，冷不丁会听到他扯开嗓子叫一声：收废品！声音仿佛突然从嗓子眼儿里迸出来，又突然消逝了。短。急。干净有力。像极了他们的性格。
在31区流动着很多收废品的，他们差不多都来自河南、安徽。从我的租屋出来，走二十米，有一个十字路口，原来在路口不远处，有一个垃圾站，里面就住着一家河南人。这家的男子，每天骑着一辆破三轮车走街串巷去收破烂，冷不丁的叫一声“收废品”。他的女人，每天都要把每个垃圾桶扒拉一遍，把里面有用的东西捡出来，整理好。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却还没有上学。我们每天走过垃圾站的时候，都能看见小女孩趴在地上，玩着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孩子的眼里，一样地闪烁着天真与欢乐。他们在这里也住了好几年了，她的女儿刚来到这里时，也才二三岁。她大约也和我的女儿一样，认为自己是深圳人的。垃圾站的一间顶多五六平方的空间，就是他们的家。里面放了一张床，还有一个煤气罐和灶，再就无处插脚了。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冬天还好一些，到了夏天，垃圾站散发着浓烈的臭味，离很远就熏得人捂住鼻子，如果遇上梅雨天气，他们几乎就生活在污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快乐。我几乎从没有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抱怨与不满。想一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对生活的要求，原来是如此之低。他们这样的生活，是远远谈不上生活二字的，只是最基本的生存罢了。有一天，我有一个搞摄影的朋友来31区，和我一起去拍他们的生活，女人很高兴，用手在水里沾湿了，使劲儿地抹着头发，又拿梳子给她的女儿梳头，女儿的头发结成了一团，被梳得尖叫了起来。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着嗓门说：“你叫啥，给你照相哩！”
他们有很多老乡，和那些老乡比起来，他们算是好的了，有一个垃圾站避风雨，而且垃圾堆里还可以刨出一些东西换钱。他们的那些老乡，一辆三轮车就是他们的家，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在三轮上铺一块板子，就成了床。下雨了，就找个屋檐将就一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真说不清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心态，还是我们民族的惰性。
终于，城管把这个垃圾站迁走了，大约是在马路边上影响市容吧。那一家三口，也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每当女儿提出一些超出我们生活标准的要求时，我就会对她说起生活在垃圾站的这一家人，女儿会说，“知道啦，你别说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女儿大了，开始嫌我这个老爸啰嗦了。
这些年来，我在31区写作。慢慢的，也有一些志同道合者走在了一起，于是，31区开始被媒体称之为“作家村”，从前年底开始，南方的一些媒体开始对我们这个群体进行疯狂的报道。在很多深圳人的眼里，我们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些宣传，把我们当成了一个精神的堡垒，把我们提高到了一个超出事实的高度。事实上，我只是选择了一份自己的职业，一份自己热爱的职业，我和31区的其他人，和那些叫卖的小贩，和这一家三口，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在生活，如此而已。
我家的电视遥控器坏了，楼下响起了叫卖遥控器的声音，有好几次，我听到声音跑下楼去的时候，他早就走得没影子了，他是骑着自行车的，叫卖也不用自己吆喝，而是录了音，反复地放。还有那些卖蟑螂药老鼠药的也是这样。他们的录音，在31区的巷子里飘荡，31区也因此而鲜活。有一次，我终于追上了那卖遥控器的，我说你跑这么快干嘛？他嘿嘿嘿地笑，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帮我试好了遥控器。
他问我：“你怎么没上班？”
我说：“我不上班，在家里写字。”
他兴奋地说：“你就是那个作家吧。我在电视里见过你，开始还不敢认。真的是你呀！没想到我的遥控器卖给了一个作家。”
我笑着说：“那你是否便宜一点呢？我给你签个名，你给我打个折。”
卖遥控器的抓了抓脑壳，说：“我们的利润很低的，不像你们作家，写一本书出来就发财啦。”
我说：“你看我这家，像发了财的样子么。”
卖遥控器的一脸笑着走了。走到门口还在说，“没想到会见到一个作家。”
卖遥控器的人的情绪感染了我，让我拥有了很好的心情，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从事的这份职业的尊荣与神圣。
还有卖鸡肝的？！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哪来那么多的鸡肝卖呢？有时我会为这个卖鸡肝的女人操一些闲心。特别是前一段时间闹禽流感，超市里的鸡都没有人要，会有谁要她的鸡肝呢？一天我在楼下和邻居聊天时说起了这个问题，邻居笑了起来，说人家哪里是卖鸡肝的？人家是卖纸巾的。
我在31区搬了好几次家，每一次搬家，都会有一些新的邻居。我的第一位邻居是一个阴郁的男人，黑。瘦。他姓甚名谁，我无从知晓，也没有想过去知道。那位邻居每天都要刷上七八次牙，刷完牙阴沉沉从我门口走过，牙刷和杯子有节奏地敲打七下，怪吓人的。有时，他经过我的门口，会用一种很冷漠的眼光盯上我一眼，我至今还记得，他的目光是飘浮着的，像一个白日梦，于是无端地觉出了一种恐怖。胆小的人被他这样盯上一眼，相信会在夜晚做一些噩梦的。白天尚好，特别是晚上，他那有节奏的敲打声尤其让人觉得胆战心惊。
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从事什么工作？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刷牙？他用牙刷敲打杯子的声音，为什么会给我的心里造成这无端的压力？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当时是我太敏感了。当时我刚到宝安，刚刚从一个工厂里的打工仔，变成文化单位的打工仔，并拥有了一个记者的身份。那时，我的内心还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强大，多年打工生活，四处流浪，我习惯了警惕。我曾在我很多小说中，就我们打工人的心理承受问题进行过描写。有一次，我坐车从石岩回宝城，半途上来四个小青年，他们的胳膊上都刺着纹身。他们一上车，本来都在谈笑风生的乘客们突然就安静了下来，车上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我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紧张，包括我的紧张。四个小青年后来在金威啤酒厂下车了，他们一走，车上的空气立刻鲜活了起来，我听见了大口大口的呼吸声。
我的这位邻居大约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对我的心理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也让我思索着这种压力成形的内因。后来我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篇小说。在小说中，牙刷敲打杯子的声音变成了磨刀声。我在小说中写道：“在外打工多年，总是在不停地漂泊，从异乡走向异乡，打工人没有家的感觉，也普遍缺少安全感。无论是黑道上的烂仔，还是治安、警察，或是工厂里的老板、管理员，都可以轻易地把挣扎在最底层打工人的梦想击得粉碎。然而正是这么一群最卑微的打工人默默无闻地建设着这个城市。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在这片土地上是如此的矛盾而又统一。”
看电视节目《狂野周末》，说的是非洲大草原上那些动物们的故事。我突然找到了我们为什么内心如此敏感而又脆弱的答案。那些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大象们，它们是草原上的强者，他们从来不用去警惕突如其来的攻击。哪怕一头病入膏肓的狮子，在面对猎狗包围时，依旧是那么从容。而那些弱小的食草动物，总是会练就特别灵敏的触觉，比如“瞪羚”，它们就能及早发现危险的存在，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
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打工者，其实就是草原上的那些食草动物。
我们行走在外，对周围的事物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种警惕对于动物来说是必要的，可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却是危险的。我们会因为这种高度的警惕而失去对人的信任。我们会过度将自己包裹、封闭起来，从而失去融入社会的机会和能力。于是我们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我们选择了在这个社会的边缘行走。我曾在很多的小说中思考过这个问题。可是，在这里，谁也无权去指责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我们从乡村来到城市之初，对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了渴望、好奇、幻想和信任的。我们来自乡野，踏入城市之初，都有着自然的清新和淳朴。然而当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打击之后，当我们的真诚一次次被现实玩弄之后，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这个群体开始对城市，对陌生人产生信任危机。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是一种自然法则下生成的条件反射，是严酷的现实，使得我们这个群体失去了敞开自己内心的勇气。也有幸运者，像一株移植的植物，在城市里顽强的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然而这株植物为了适应另外的环境，必然地改变了自己，成为了另一株植物。在外打工，重要的不是如何成功揳入城市，而是以何种面目揳入城市。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前者。我们的体内流动着农民的血液，可是，农民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却是那么的刺耳。我们渴望获得的，其实只是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的内心首先强大起来。事实上，内心的强大谈何容易。我们在城市里总是活得小心翼翼，廉价挥霍着自己的青春。
有些邻居，我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但他们却像楔子一样揳入了我的生活，顽强地将他们的身影插入我的记忆。
在31区西一巷租居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位邻居。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但我熟悉他的声音。我的这位邻居大约是一个酒鬼，他经常在半夜三更回家，回家后，就大力擂门。他每次喝醉了酒，回来都会打他的妻子。我经常在半夜时分被他的打骂声和他妻子的嚎哭声惊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劝过他，也没有去帮助过他的妻子。这样的念头曾经在我的心里出现过，但我终究没能迈出那勇敢的一步，我只是在他妻子的嚎哭声中自责，我的懦弱让我觉得羞愧。我恨我自己，空长了一米七六的个头，空长了一百六十斤的体格，却不敢做一个生活中的强者。只有在文字里对她们给予一些装模作样的同情。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出自己的无能。这时我发现，我其实是一只外表强大的食草动物，在我的同类受到攻击时，我除了躲避，别无选择。
曾经，在白天，我见过他的妻子，那个在夜晚哭叫的女人，她长得很漂亮，一头长发披在肩上，她的形象像一个公司的白领。据房东说，她在一家商场做化妆品推销员。而那个男人，原来并不是她的丈夫，他和她只是同居关系。我所知道的，大约就只有这些。有一次，男人半夜醉酒后回家，女人把门反锁了，不给他开门，于是他就在门外发起了酒疯，先是大声叫骂，后来用拳头砸门，用脚踢门。弄得一栋楼的人都心惊胆战。后来他开始吼叫着，说再不开门就要杀人了。终于是有人报了警。我从门后面的猫眼里，看见警察把那个男人带走了。第二天，那个女人也搬走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31区的房子，都是亲嘴楼。所谓亲嘴楼，是形容两幢楼之间距离之近，两幢楼里的人可以亲嘴。亲嘴楼是一个天才的名字，我喜欢这个名字，它使得我朴素的生活凭空多了几许的诗意和浪漫。
在我对面的另一幢楼里，也不停地变换着租居者。有一段时间，里面住了一对小夫妻，他们看上去很亲密。从他们晾在窗台上的衣服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厂里打工的。那些灰色的工衣，对于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曾经就穿过这样的工衣，而且穿了很多年。灰色工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这种身份是很多打工人梦想着抛弃的。很多的人，都在这样的梦想里，将自己的青春染成了工衣的颜色。好在这一对小夫妻，或者也不是夫妻，她和他看上去都还年轻，十几岁的样子，他们在异乡相互温暖着对方。
他们是幸福的。灰色工衣也裹不住他们对幸福的渴望。女孩染着黄色的头发，像一朵开在灰色植物上娇艳的花。我从她的头发里，看到了幸福。每逢周末，他们会在家里度过一个白天，于是我们这一幢楼里就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他们爱听摇滚，而且是崔健的摇滚，这让我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敬意和欢喜。他们是快乐的。这种生长在苦难中的快乐，是打工时期最丰满的营养。现在还喜欢崔健的，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而他们的年龄，本来应该是喜欢周杰伦的。他们把音响的声音开到了最大，这自然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因了崔健，我原谅了他们，因为我也喜欢崔健。因了打工，我理解他们，在工厂里经过了一周的压抑，他们的情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可是有一天，半夜时，房子里突然传来了吵架声，那个女孩拖走了她的皮箱，也拖走了她的幸福。
外面下着初冬的冷雨，女孩衣裳单薄，她的身影很快就离开了我的视线。男人趿着拖鞋追了出去。不知道，他能否抓住他的幸福。
过了几天，对面房间里换成了一对潮州夫妇，夫妇俩在市场卖鱼，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大的约八九岁，最小的刚会跑，女人的肚子又鼓了起来。这些孩子都没有上学。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孩子们或者坐在窗台上发呆，或者是大的把小的打得哇哇叫。我在楼这边吓唬那个大点的孩子，说你再打你弟弟，我把你抓到派出所去。结果她用很难听的话回骂了我。
有一次，卖鱼的女人在楼下和我妻子说话，她问我妻子有几个小孩，我妻子说就一个女儿。潮州女人说，你要再生一个。我妻说不想再生了。潮州女人说，你们这些外省人，真不知你们怎么想的，年纪轻轻空着肚子。妻说，生多了养不起，一个小孩，好好供她读书，你看你的小孩，那么大了还不让她去上学，这样是对孩子不负责任。潮州女人自豪地说，我们潮州人不上学也会赚钱。
潮州夫妇住了不到半年，突然又搬走了。这一次对面房间里住进的，是一对夫妇和几位男工。小小的二房一厅，里面拥挤而热闹。男人承包了金绿田超市的菜档，每天很早去批发市场进菜，踩着三轮把菜拉到楼下，满满的一车菜，像一座小山。男人拉回了菜，就站在楼下大声叫喊：“阿咪朵，阿咪朵。”男人的叫声强壮而且坚韧，不把楼上的工人叫起来誓不罢休。而楼上的工人们，个个都睡得特别沉，周围几幢楼里的人都被叫醒了，他们却睡得坚忍不拔，将鼾声打得不屈不挠。我知道，这些工人们是太累了，他们每天要在市场里站十几个小时。下班回来时，我大约都是坐在电脑前写作，或者看书，或者上网。他们的脚步声很干脆，他们的笑声很响亮。他们一回来，31区的夜晚，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他们的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经过楼道，然后挂在我的窗前。他们闹一会儿，打着口哨，尖叫着，大声唱歌。他们光着身子，穿着三角裤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一会，窗台上就挂满了滴水的衣服，将我的目光挡在了外面。十二点过，对面的房间里安静了下来。他们的快乐简单而且直接。凌晨四点，男人的叫声在楼下，他们在梦中。
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男人在楼下叫的“阿咪朵”是什么意思。
“阿咪朵。阿咪朵。”男人的叫声像一根根钉子钉进我的耳朵。
男人坚韧的叫声就这样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而且坚守着。终于有一天，一个胆大不怕死的，在男人叫“阿咪朵”的时候，躲在窗子后面大声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想死啊”。这一骂，立即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于是从两边的窗子里都射出了愤怒的叫骂声，有人说再叫老子搞死你，有人就趁着这机会，把那男人家庭里所有女性成员都问候了一遍。那天晚上之后的一段时间，凌晨再也听不到男人叫“阿咪朵”的声音了。据说男人听从了大家的建议，给工人们弄了一架闹钟。可是没过多久，男人又开始喊“阿咪朵”了。一问，原来他们已习惯了闹钟的声音，怎么也闹不醒了。男人每天早上扯开嗓子喊“阿咪朵”的时候，周围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吓唬他。但没有用，他照喊不误，后来大家也不再骂他了，也没有人真的去搞死他。这样大约坚持了一个月，我们都习惯了他的叫喊声，任他怎么喊，我们也不会醒了。
终于有一天，“阿咪朵”一家人都搬走了，因为他们做生意的那家金绿田超市倒闭了。金绿田超市倒闭是迟早的事，在它附近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家比它的规模要大好几倍的超市，而金绿田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营销手段。再说了，在31区，去这种小超市，大都是买一些菜米油盐的，离31区不远，就是沃尔玛，人人乐，海雅百货，天虹商场，春天百货……一溜儿的开了五六家，好像搞超市大聚会似的，像金绿田这样的不大不小的超市，是很难立足的。然而做生意的人，大约都是不信邪的，大约都认为，别人的超市倒闭，是因为他们不懂经营，换了自己，是一定能把生意做起来的。他们都高估了31区这些生活底层人的购买能力。果然，金绿田超市倒闭不到半个月，就又开始装修了，这一次的老板把超市改名叫金缘。在装修期间，超市外面就挂起了硕大的海报，先是招聘从经理、主管、收银员、防损员、送货员……等员工。于是，在一段时间内，这家新的超市，又为31区的居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有一次我就亲见，有六七个打扮入时的新一代打工者，她们染着褐色或黄色的头发，穿着性感的衣裙，吃着高档的冰淇淋，排队等着和招聘大员面谈。大约从前两年开始，报纸上就说，珠三角开始出现用工荒了。多年以前的那种找工艰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约是用人单位着急，见工者并不怎么着急上心的时代了。听说有的厂家为了抢员工，相互之间还大打出手哩。然而，普工的工资，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多少。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在这里，一个普工月薪可以拿到五六百，二十年过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数倍，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报纸上又有领导出来辟谣了，说珠三角根本没有用工荒。真真假假，我也弄不清。我只是知道，要是在多年前，像这样大量的招工，最少有数百人来见工，31区一定会引起交通堵塞的。而我现在看到的招聘场面，实在是有些冷清。
金缘超市终于开张了，先是到处派发广告，上面标明了不少诱人的销售让利商品，门口挂满了喜庆的彩带和气球，贺匾和花篮摆了半里路长，搞得很是热闹。但没过多久，当超市的商品价位回到正常时，这家超市又门可罗雀了。这样坚持了不到半年，金缘超市又倒闭了。然而，没过三天，又有新的老板看中了这块宝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装修和招工。但愿这一位老板有新招，能把超市开得红红火火。
这家小超市对面，有个小报亭。这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我平时喜欢在这里买几份报纸，《南方周末》、《参考消息》。像《小说月报》这样的刊物出来的时候，会站在这里翻一翻，看一看后面的选目中，都有哪些熟人的名字。很久没有掏钱买过书看了，想想也是，一方面，我希望有人掏钱买自己的书看，一方面，又从来都是吝啬着掏钱去买别人的书看。但看书是必需的，31区离图书馆不远，骑自行车也就十分钟的路程，自从办了借书证，看的书也渐渐多了起来。
报亭的斜对面，是靠着斜坡搭起的一间石头小屋，小屋里住着一位修鞋匠，广西人，除了修鞋、擦鞋，他还会修伞缝补衣服，他的生意总是很好。有一次我去修鞋，和他聊了一会才知道，他就靠一个人修鞋，养活了一家人，还要供三个孩子读书。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修鞋铺，怎么可能呢？不过仔细一想，又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的修鞋摊子摆在那些豪华小区，大约只有饿死的份。比起他这个毫不起眼的修鞋者来说，我这个经常在报纸、电视上露脸的作家，却难以用一支笔来养活一家人，想起来真有些惭愧。
修鞋铺的隔壁有一家店，他们总是做出一副明天就要搬走的样子，店子的招牌也拆了，上面贴着经营不善要倒闭的海报，斜斜地吊在那里，好像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店里的东西五花八门，厨具、服装、皮包和床上用品东一堆西一堆，搞得乱七八糟，看上去，真的像明天就要搬家了。喇叭里面不停地重复播放着“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所有商品一律二十元”的广告。他们还印刷了一些传单，请了人发散到了31区以外的地方。可是住在这里久了的人都知道，他这家店子永远是最后三天，永远是跳楼自杀大降价。诚信这两个字，可能店家不讲究，顾客也并不去计较的。
31区的店铺，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有着一个独特的故事。有些一元店，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元一件的。还有些棉被店里，一直卖着质量低劣的黑心棉被。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如果没有这些，反倒不正常了，反倒不是31区了。开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旧货店。在31区，你只要走上五十米，就能见到一家旧货店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彩电冰箱，床铺、灶具。安一个家要用到的东西，在旧货店里都能找到。而且价格很便宜，服务态度又好。在31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家房东还住在这里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都是外省人，外省人来到31区，都只是临时的居住，很少有人会想到在这里长期安家的。真要有钱买房了，也没有谁会想到在这里买房。于是人来人往的，就成全了这些旧货店。
我每天会和几个文友从这些店铺门前经过，然后穿过一条逼仄的巷子，去宝安公园跑步。这是我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光，长期坐着写作，腰椎间盘已严重突出，坐一会儿就痛得难受，加之缺少运动，我自由写作两年来，身体由过去的一百三十多斤，猛增到了一百六十八斤，人胖了，感觉脑子也变得迟钝了，上三层楼都要喘气。31区的几位自由写作者，大约都意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于是我们每天都会去离31区不太远的宝安公园跑步，绕着宝安公园的山跑一圈是三公里。几个月下来，我的体重降下去了二十斤，现在上六楼也没有那么喘了，感觉生活又重新充满了希望。
从家到宝安公园，那条逼仄的巷子，是必经之路。我一直觉得，这条小巷子就是31区的形象代表，有脏、乱、差的一面，也飘荡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道。在小巷子的入口处，挤着炸臭豆腐干的，卖甘蔗的，烤热狗的，烤红薯的，煎锅贴的，还有麻辣串，羊肉串，当然，还有池莉的小说中写到的鸭脖子……各种叫卖的声音，各种食物的混合气味，在烟熏火燎里，上演着的就是一场活色生香的生活秀。有电视台的来拍我的生活，我建议他们去拍这条巷子，可是这个建议从来没有被采纳过。
对于生活在这条巷子口的人来说，城管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就像对于城管来说，这里的这些小商贩们，也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一样。城管和小贩们，经常在这里上演着猫和老鼠的游戏。我亲眼见过几次，当城管的车开过来时，他们那种惊慌失措不顾一切仓皇四散的情景，看到这样的场景时，我的心里总会有一些莫名的痛。有一次，眼见着一个女人没有跑掉，她的鸭脖子被没收了，她的小推车也将要被城管没收。女人一看急了，抱着她的车不撒手，坐在地上，任人怎么拖也不撒手。这样的场面，会吸引来很多人围观，围观者大都是对女人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这让女人觉出了勇气，于是和城管越发的纠缠，城管也只有哭笑不得。
小巷大约有五十米长吧，一路过去，见缝插针地摆着各种小摊。有卖铝锅清洁球的，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十三四岁，戴一副眼镜，跪在地上，面前有一张纸，说的是她的身世，爹妈都是不在了，她想上学，希望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开始的时候，这些学生还能要到一些钱，后来据说是有这样的一拨子人，专门扮成学生的样子来讨钱，于是她要到的钱就少得可怜了。其实相比前面那个和城管纠缠的女人，跪在这里讨要，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极需要勇气的。虽说我并不欣赏这种勇气。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得比她们好的人，在我们没有对她们的生活进行深入了解之前，谁都无权对她们进行粗暴的指责。
一位老先生，须发皆白，戴着墨镜，在小巷里坐了有些年头了。面前的一张纸牌上，先前曾经是写着“指引迷途君子，提醒久困英雄”的字样，现在好像又换了，简单得就写“摸骨算命”四个字。老先生的生意很好，我每次经过，都有人在算命。而且来算命的，大都是女人。我曾经疑心过，这位老先生并不是盲人，当然，这样的想法，很有些不够厚道。
在朋友中间，有时闲聊，或是酒后，我也是能给人看一下手相的。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邻村有一个剃头阉鸡、带收鸡毛鸭毛的，据说会麻衣神相，给我看了个相，认为我将来贵不可言，一定要招我当女婿，可惜我当时好像还未开窍，很是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不过我后来倒因此而翻过几页麻衣神相的书，给朋友们算算，逗大家开开心，当不得真的。有时我胡诌几句，朋友们居然也还认为我算得准，因此看见这位老先生在这里算命，而来算命的人在老先生说一句之后就点头说是，总觉得很好玩。有时甚至会开玩笑说，哪天没事了，我也来这里摆个摊子看手相。另一位写作的朋友更绝，说什么时候咱们组成一个31区作家摸骨算命队，在这里摆摊算命。再往前走一点，每天都在重复地上演着同样的戏，几个人围在一起，大声地争吵着，有时看来甚至要打起来了。原来是一个下注者赢了钱，做庄家的想耍赖，于是旁边有人看不过去了，帮那个下注者拿到了赢的钱，于是他们继续开赌。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在做局演戏，可是总有一些人上当受骗。
这条小巷子，曾多次进入我的小说。去年底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刺个纹身才安全》，里面写到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少年想要去刺个纹身时，我就专门到这小巷子里观察过，小巷子里有一个青年，也坐在马扎上，面前摆着一些纹身的图案。在离小巷子不远处，某栋房子的二楼，还有一个很大的招牌，上面印着两个大字：纹身。每次看到这两个字时，我都会感到亲切。
关于31区，可说的还有很多，比如那些灯光暧昧的发廊，比如那蹲在菜场门口卖菜的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们，比如这里的曲折的巷子，这里的阳光、雨水。还有，在这里来来往往的，我的朋友们。我从不掩饰我对31区的喜欢，就像我也不想掩饰，我渴望着早一点搬离31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舒适的家一样。
责 编：鄢文江
靓（读平声）分……靓分……
都发……都发……靓分都发……
遥控器呀，彩电空调遥控器呀！
鸡肝……鸡肝……
……
在31区，最先醒来的，是那些小贩的叫卖声。这些从五湖四海来到深圳的异乡人，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叫卖声，叫醒了31区的黎明，就像在我的故乡，每天清晨那些在树林子里跳跃的鸟声。说他们的叫卖声稀奇古怪，当真是没有丝毫夸张的。
咪欍是什么东西？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叫声，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到如今，我一直没能弄明白，这个女人叫卖的是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听见了叫声，跑下楼去，想看一看这个女人到底卖的是什么，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些都是生活的细节和素材，可是等我跑下楼，女人已挑着担子走远了。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瘦瘦小小的，戴着一个尖顶的帽子，肩上一根细小的扁担，两边一闪一闪地跳跃着两只小木桶。看着女人远去的背影，我突然又不想弄清楚她到底是卖的什么东西了。后来，我经常在巷子里遇见这个女人，她挑着担子走路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汪曾祺老先生在《大淖纪事》里的一段描写：
这里的姑娘媳妇也都能挑……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地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把31区和汪先生的大淖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我却经常会这样想。可能是因为我太喜爱汪先生文字的缘故吧。记得有一次读到白连春的小说《我爱北京》，里面写到“我”在蒲黄榆附近收破烂，身上挂着一个纸牌，上书我爱汪曾祺几个大字。于是有一天，“我”真的遇上了汪曾祺老先生，“你爱汪曾祺？汪曾祺问我。他的脸上堆满了疲惫但是慈爱的笑容。”读到这里时，我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我一直把这个细节当成是白连春和汪先生的真实相遇，虽然我知道，《我爱北京》是篇小说。汪先生的文字，我是常读的，有些篇章，读了不下数十遍。我有一本《汪曾祺自选集》，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隔一段时间，我会拿出来重读一次。能见到汪先生，曾经是我的梦想，可惜老先生走了，不然我也想去蒲黄榆附近捡破烂，不为别的，只为见一见我极喜欢的作家。
然而，咪欍是什么东西，我终于没有弄明白，这两个字到底该怎么写，我也没有弄明白，我故意没有去弄明白，这样，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汪先生笔下的红菱、荸荠、连枝藕。可以把31区想象成大淖。
“靓分”之谜，是我的女儿揭开的。女儿两岁多就来到深圳，在31区的亲嘴楼里长大，今年八岁了。在女儿的眼里，深圳就等于31区，就等于家。在女儿的眼里，她就是深圳人。
女儿在31区读幼儿园，读学前班，读小学。女儿读书成绩不错，是学校红领巾广播站的播音员，还是班上的班干部。女儿不想当班干部，她说当干部太累。她想当一名伟大的画家。女儿从两岁起开始涂鸦，从来没有人教她该怎么画，我不想用大人的眼光来抹杀她儿童的天真。至于将来她长大之后做什么，也不是我能干涉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女儿在31区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读书，也很好，条件比我们老家好多了，比我小时要好多了。可是我妻子却希望将女儿转到31区之外的公办学校读书。妻子的理由是，外来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很大，而且教师水平也的确有限。我一直不置可否。有一次，妻子生气地拿着一本女儿的作业本摔给我看，我说什么事嘛，气成这样。妻子说，你看看你女儿的作业。我翻开女儿的作业，说，写得不错嘛。妻子说，你看看这里。于是，我看到了女儿做的一道填空题，（）的田野，女儿填的是“希望”的田野，却被老师打了红×，并“更正”为“大大的田野”。妻子说，你在宝安认识那么多的人，你去求求别人吧，帮女儿转个学校。我说那我试试看吧。女儿听说了，高兴得不行，她早就羡慕着公办学校那宽阔的操场了。然而我的面子真的是很有限的，结果是学校拒绝了我的请求。女儿听说之后很失望，问我：
“爸爸，为什么我不能上好学校？”
“因为我们不是深圳人。”
“我一直都住在深圳，我为什么不是深圳人？”
“因为我们没有深圳户口。”
“户口是个什么东西？”
我无法对一个八岁的孩子解释清楚，她为什么在深圳长大却不是深圳人这个复杂的问题，就像我无法想通，我是中国人，为何还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暂住一样。那一次，我对女儿发了火。女儿很懂事，再也不提要转学的事了。当楼下飘来了“靓分，都发靓分”的叫卖声时，女儿说，爸爸，我想吃凉粉。我这才明白，“靓分”原来是凉粉。不过我觉得靓分叫起来更加好听，两个平声，叫起来飘飘的，绵绵的，妩媚，诱人，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风情。这风情与怀旧无关，与思乡无关。也是在这一天，我还弄清楚了，“都发”原来是豆腐花。一直没有弄明白的是，这个卖“靓分都发”的女人，老家是哪里的，不过肯定是南方。只有南方的方言才会这样的轻柔好听。南方的人，性格更加像水，而北方的人则更像是山。南方人说话，曲里拐弯，轻声慢语，听起来很温情，不像那个收废品的，你走得好好的，冷不丁会听到他扯开嗓子叫一声：收废品！声音仿佛突然从嗓子眼儿里迸出来，又突然消逝了。短。急。干净有力。像极了他们的性格。
在31区流动着很多收废品的，他们差不多都来自河南、安徽。从我的租屋出来，走二十米，有一个十字路口，原来在路口不远处，有一个垃圾站，里面就住着一家河南人。这家的男子，每天骑着一辆破三轮车走街串巷去收破烂，冷不丁的叫一声“收废品”。他的女人，每天都要把每个垃圾桶扒拉一遍，把里面有用的东西捡出来，整理好。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却还没有上学。我们每天走过垃圾站的时候，都能看见小女孩趴在地上，玩着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孩子的眼里，一样地闪烁着天真与欢乐。他们在这里也住了好几年了，她的女儿刚来到这里时，也才二三岁。她大约也和我的女儿一样，认为自己是深圳人的。垃圾站的一间顶多五六平方的空间，就是他们的家。里面放了一张床，还有一个煤气罐和灶，再就无处插脚了。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冬天还好一些，到了夏天，垃圾站散发着浓烈的臭味，离很远就熏得人捂住鼻子，如果遇上梅雨天气，他们几乎就生活在污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快乐。我几乎从没有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抱怨与不满。想一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对生活的要求，原来是如此之低。他们这样的生活，是远远谈不上生活二字的，只是最基本的生存罢了。有一天，我有一个搞摄影的朋友来31区，和我一起去拍他们的生活，女人很高兴，用手在水里沾湿了，使劲儿地抹着头发，又拿梳子给她的女儿梳头，女儿的头发结成了一团，被梳得尖叫了起来。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着嗓门说：“你叫啥，给你照相哩！”
他们有很多老乡，和那些老乡比起来，他们算是好的了，有一个垃圾站避风雨，而且垃圾堆里还可以刨出一些东西换钱。他们的那些老乡，一辆三轮车就是他们的家，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在三轮上铺一块板子，就成了床。下雨了，就找个屋檐将就一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真说不清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心态，还是我们民族的惰性。
终于，城管把这个垃圾站迁走了，大约是在马路边上影响市容吧。那一家三口，也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每当女儿提出一些超出我们生活标准的要求时，我就会对她说起生活在垃圾站的这一家人，女儿会说，“知道啦，你别说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女儿大了，开始嫌我这个老爸啰嗦了。
这些年来，我在31区写作。慢慢的，也有一些志同道合者走在了一起，于是，31区开始被媒体称之为“作家村”，从前年底开始，南方的一些媒体开始对我们这个群体进行疯狂的报道。在很多深圳人的眼里，我们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些宣传，把我们当成了一个精神的堡垒，把我们提高到了一个超出事实的高度。事实上，我只是选择了一份自己的职业，一份自己热爱的职业，我和31区的其他人，和那些叫卖的小贩，和这一家三口，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在生活，如此而已。
我家的电视遥控器坏了，楼下响起了叫卖遥控器的声音，有好几次，我听到声音跑下楼去的时候，他早就走得没影子了，他是骑着自行车的，叫卖也不用自己吆喝，而是录了音，反复地放。还有那些卖蟑螂药老鼠药的也是这样。他们的录音，在31区的巷子里飘荡，31区也因此而鲜活。有一次，我终于追上了那卖遥控器的，我说你跑这么快干嘛？他嘿嘿嘿地笑，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帮我试好了遥控器。
他问我：“你怎么没上班？”
我说：“我不上班，在家里写字。”
他兴奋地说：“你就是那个作家吧。我在电视里见过你，开始还不敢认。真的是你呀！没想到我的遥控器卖给了一个作家。”
我笑着说：“那你是否便宜一点呢？我给你签个名，你给我打个折。”
卖遥控器的抓了抓脑壳，说：“我们的利润很低的，不像你们作家，写一本书出来就发财啦。”
我说：“你看我这家，像发了财的样子么。”
卖遥控器的一脸笑着走了。走到门口还在说，“没想到会见到一个作家。”
卖遥控器的人的情绪感染了我，让我拥有了很好的心情，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从事的这份职业的尊荣与神圣。
还有卖鸡肝的？！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哪来那么多的鸡肝卖呢？有时我会为这个卖鸡肝的女人操一些闲心。特别是前一段时间闹禽流感，超市里的鸡都没有人要，会有谁要她的鸡肝呢？一天我在楼下和邻居聊天时说起了这个问题，邻居笑了起来，说人家哪里是卖鸡肝的？人家是卖纸巾的。
我在31区搬了好几次家，每一次搬家，都会有一些新的邻居。我的第一位邻居是一个阴郁的男人，黑。瘦。他姓甚名谁，我无从知晓，也没有想过去知道。那位邻居每天都要刷上七八次牙，刷完牙阴沉沉从我门口走过，牙刷和杯子有节奏地敲打七下，怪吓人的。有时，他经过我的门口，会用一种很冷漠的眼光盯上我一眼，我至今还记得，他的目光是飘浮着的，像一个白日梦，于是无端地觉出了一种恐怖。胆小的人被他这样盯上一眼，相信会在夜晚做一些噩梦的。白天尚好，特别是晚上，他那有节奏的敲打声尤其让人觉得胆战心惊。
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从事什么工作？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刷牙？他用牙刷敲打杯子的声音，为什么会给我的心里造成这无端的压力？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当时是我太敏感了。当时我刚到宝安，刚刚从一个工厂里的打工仔，变成文化单位的打工仔，并拥有了一个记者的身份。那时，我的内心还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强大，多年打工生活，四处流浪，我习惯了警惕。我曾在我很多小说中，就我们打工人的心理承受问题进行过描写。有一次，我坐车从石岩回宝城，半途上来四个小青年，他们的胳膊上都刺着纹身。他们一上车，本来都在谈笑风生的乘客们突然就安静了下来，车上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我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紧张，包括我的紧张。四个小青年后来在金威啤酒厂下车了，他们一走，车上的空气立刻鲜活了起来，我听见了大口大口的呼吸声。
我的这位邻居大约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对我的心理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也让我思索着这种压力成形的内因。后来我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篇小说。在小说中，牙刷敲打杯子的声音变成了磨刀声。我在小说中写道：“在外打工多年，总是在不停地漂泊，从异乡走向异乡，打工人没有家的感觉，也普遍缺少安全感。无论是黑道上的烂仔，还是治安、警察，或是工厂里的老板、管理员，都可以轻易地把挣扎在最底层打工人的梦想击得粉碎。然而正是这么一群最卑微的打工人默默无闻地建设着这个城市。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在这片土地上是如此的矛盾而又统一。”
看电视节目《狂野周末》，说的是非洲大草原上那些动物们的故事。我突然找到了我们为什么内心如此敏感而又脆弱的答案。那些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大象们，它们是草原上的强者，他们从来不用去警惕突如其来的攻击。哪怕一头病入膏肓的狮子，在面对猎狗包围时，依旧是那么从容。而那些弱小的食草动物，总是会练就特别灵敏的触觉，比如“瞪羚”，它们就能及早发现危险的存在，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
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打工者，其实就是草原上的那些食草动物。
我们行走在外，对周围的事物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种警惕对于动物来说是必要的，可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却是危险的。我们会因为这种高度的警惕而失去对人的信任。我们会过度将自己包裹、封闭起来，从而失去融入社会的机会和能力。于是我们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我们选择了在这个社会的边缘行走。我曾在很多的小说中思考过这个问题。可是，在这里，谁也无权去指责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我们从乡村来到城市之初，对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了渴望、好奇、幻想和信任的。我们来自乡野，踏入城市之初，都有着自然的清新和淳朴。然而当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打击之后，当我们的真诚一次次被现实玩弄之后，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这个群体开始对城市，对陌生人产生信任危机。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是一种自然法则下生成的条件反射，是严酷的现实，使得我们这个群体失去了敞开自己内心的勇气。也有幸运者，像一株移植的植物，在城市里顽强的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然而这株植物为了适应另外的环境，必然地改变了自己，成为了另一株植物。在外打工，重要的不是如何成功揳入城市，而是以何种面目揳入城市。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前者。我们的体内流动着农民的血液，可是，农民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却是那么的刺耳。我们渴望获得的，其实只是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的内心首先强大起来。事实上，内心的强大谈何容易。我们在城市里总是活得小心翼翼，廉价挥霍着自己的青春。
有些邻居，我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但他们却像楔子一样揳入了我的生活，顽强地将他们的身影插入我的记忆。
在31区西一巷租居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位邻居。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但我熟悉他的声音。我的这位邻居大约是一个酒鬼，他经常在半夜三更回家，回家后，就大力擂门。他每次喝醉了酒，回来都会打他的妻子。我经常在半夜时分被他的打骂声和他妻子的嚎哭声惊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劝过他，也没有去帮助过他的妻子。这样的念头曾经在我的心里出现过，但我终究没能迈出那勇敢的一步，我只是在他妻子的嚎哭声中自责，我的懦弱让我觉得羞愧。我恨我自己，空长了一米七六的个头，空长了一百六十斤的体格，却不敢做一个生活中的强者。只有在文字里对她们给予一些装模作样的同情。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出自己的无能。这时我发现，我其实是一只外表强大的食草动物，在我的同类受到攻击时，我除了躲避，别无选择。
曾经，在白天，我见过他的妻子，那个在夜晚哭叫的女人，她长得很漂亮，一头长发披在肩上，她的形象像一个公司的白领。据房东说，她在一家商场做化妆品推销员。而那个男人，原来并不是她的丈夫，他和她只是同居关系。我所知道的，大约就只有这些。有一次，男人半夜醉酒后回家，女人把门反锁了，不给他开门，于是他就在门外发起了酒疯，先是大声叫骂，后来用拳头砸门，用脚踢门。弄得一栋楼的人都心惊胆战。后来他开始吼叫着，说再不开门就要杀人了。终于是有人报了警。我从门后面的猫眼里，看见警察把那个男人带走了。第二天，那个女人也搬走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31区的房子，都是亲嘴楼。所谓亲嘴楼，是形容两幢楼之间距离之近，两幢楼里的人可以亲嘴。亲嘴楼是一个天才的名字，我喜欢这个名字，它使得我朴素的生活凭空多了几许的诗意和浪漫。
在我对面的另一幢楼里，也不停地变换着租居者。有一段时间，里面住了一对小夫妻，他们看上去很亲密。从他们晾在窗台上的衣服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厂里打工的。那些灰色的工衣，对于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曾经就穿过这样的工衣，而且穿了很多年。灰色工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这种身份是很多打工人梦想着抛弃的。很多的人，都在这样的梦想里，将自己的青春染成了工衣的颜色。好在这一对小夫妻，或者也不是夫妻，她和他看上去都还年轻，十几岁的样子，他们在异乡相互温暖着对方。
他们是幸福的。灰色工衣也裹不住他们对幸福的渴望。女孩染着黄色的头发，像一朵开在灰色植物上娇艳的花。我从她的头发里，看到了幸福。每逢周末，他们会在家里度过一个白天，于是我们这一幢楼里就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他们爱听摇滚，而且是崔健的摇滚，这让我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敬意和欢喜。他们是快乐的。这种生长在苦难中的快乐，是打工时期最丰满的营养。现在还喜欢崔健的，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而他们的年龄，本来应该是喜欢周杰伦的。他们把音响的声音开到了最大，这自然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因了崔健，我原谅了他们，因为我也喜欢崔健。因了打工，我理解他们，在工厂里经过了一周的压抑，他们的情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可是有一天，半夜时，房子里突然传来了吵架声，那个女孩拖走了她的皮箱，也拖走了她的幸福。
外面下着初冬的冷雨，女孩衣裳单薄，她的身影很快就离开了我的视线。男人趿着拖鞋追了出去。不知道，他能否抓住他的幸福。
过了几天，对面房间里换成了一对潮州夫妇，夫妇俩在市场卖鱼，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大的约八九岁，最小的刚会跑，女人的肚子又鼓了起来。这些孩子都没有上学。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孩子们或者坐在窗台上发呆，或者是大的把小的打得哇哇叫。我在楼这边吓唬那个大点的孩子，说你再打你弟弟，我把你抓到派出所去。结果她用很难听的话回骂了我。
有一次，卖鱼的女人在楼下和我妻子说话，她问我妻子有几个小孩，我妻子说就一个女儿。潮州女人说，你要再生一个。我妻说不想再生了。潮州女人说，你们这些外省人，真不知你们怎么想的，年纪轻轻空着肚子。妻说，生多了养不起，一个小孩，好好供她读书，你看你的小孩，那么大了还不让她去上学，这样是对孩子不负责任。潮州女人自豪地说，我们潮州人不上学也会赚钱。
潮州夫妇住了不到半年，突然又搬走了。这一次对面房间里住进的，是一对夫妇和几位男工。小小的二房一厅，里面拥挤而热闹。男人承包了金绿田超市的菜档，每天很早去批发市场进菜，踩着三轮把菜拉到楼下，满满的一车菜，像一座小山。男人拉回了菜，就站在楼下大声叫喊：“阿咪朵，阿咪朵。”男人的叫声强壮而且坚韧，不把楼上的工人叫起来誓不罢休。而楼上的工人们，个个都睡得特别沉，周围几幢楼里的人都被叫醒了，他们却睡得坚忍不拔，将鼾声打得不屈不挠。我知道，这些工人们是太累了，他们每天要在市场里站十几个小时。下班回来时，我大约都是坐在电脑前写作，或者看书，或者上网。他们的脚步声很干脆，他们的笑声很响亮。他们一回来，31区的夜晚，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他们的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经过楼道，然后挂在我的窗前。他们闹一会儿，打着口哨，尖叫着，大声唱歌。他们光着身子，穿着三角裤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一会，窗台上就挂满了滴水的衣服，将我的目光挡在了外面。十二点过，对面的房间里安静了下来。他们的快乐简单而且直接。凌晨四点，男人的叫声在楼下，他们在梦中。
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男人在楼下叫的“阿咪朵”是什么意思。
“阿咪朵。阿咪朵。”男人的叫声像一根根钉子钉进我的耳朵。
男人坚韧的叫声就这样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而且坚守着。终于有一天，一个胆大不怕死的，在男人叫“阿咪朵”的时候，躲在窗子后面大声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想死啊”。这一骂，立即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于是从两边的窗子里都射出了愤怒的叫骂声，有人说再叫老子搞死你，有人就趁着这机会，把那男人家庭里所有女性成员都问候了一遍。那天晚上之后的一段时间，凌晨再也听不到男人叫“阿咪朵”的声音了。据说男人听从了大家的建议，给工人们弄了一架闹钟。可是没过多久，男人又开始喊“阿咪朵”了。一问，原来他们已习惯了闹钟的声音，怎么也闹不醒了。男人每天早上扯开嗓子喊“阿咪朵”的时候，周围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吓唬他。但没有用，他照喊不误，后来大家也不再骂他了，也没有人真的去搞死他。这样大约坚持了一个月，我们都习惯了他的叫喊声，任他怎么喊，我们也不会醒了。
终于有一天，“阿咪朵”一家人都搬走了，因为他们做生意的那家金绿田超市倒闭了。金绿田超市倒闭是迟早的事，在它附近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家比它的规模要大好几倍的超市，而金绿田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营销手段。再说了，在31区，去这种小超市，大都是买一些菜米油盐的，离31区不远，就是沃尔玛，人人乐，海雅百货，天虹商场，春天百货……一溜儿的开了五六家，好像搞超市大聚会似的，像金绿田这样的不大不小的超市，是很难立足的。然而做生意的人，大约都是不信邪的，大约都认为，别人的超市倒闭，是因为他们不懂经营，换了自己，是一定能把生意做起来的。他们都高估了31区这些生活底层人的购买能力。果然，金绿田超市倒闭不到半个月，就又开始装修了，这一次的老板把超市改名叫金缘。在装修期间，超市外面就挂起了硕大的海报，先是招聘从经理、主管、收银员、防损员、送货员……等员工。于是，在一段时间内，这家新的超市，又为31区的居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有一次我就亲见，有六七个打扮入时的新一代打工者，她们染着褐色或黄色的头发，穿着性感的衣裙，吃着高档的冰淇淋，排队等着和招聘大员面谈。大约从前两年开始，报纸上就说，珠三角开始出现用工荒了。多年以前的那种找工艰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约是用人单位着急，见工者并不怎么着急上心的时代了。听说有的厂家为了抢员工，相互之间还大打出手哩。然而，普工的工资，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多少。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在这里，一个普工月薪可以拿到五六百，二十年过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数倍，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报纸上又有领导出来辟谣了，说珠三角根本没有用工荒。真真假假，我也弄不清。我只是知道，要是在多年前，像这样大量的招工，最少有数百人来见工，31区一定会引起交通堵塞的。而我现在看到的招聘场面，实在是有些冷清。
金缘超市终于开张了，先是到处派发广告，上面标明了不少诱人的销售让利商品，门口挂满了喜庆的彩带和气球，贺匾和花篮摆了半里路长，搞得很是热闹。但没过多久，当超市的商品价位回到正常时，这家超市又门可罗雀了。这样坚持了不到半年，金缘超市又倒闭了。然而，没过三天，又有新的老板看中了这块宝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装修和招工。但愿这一位老板有新招，能把超市开得红红火火。
这家小超市对面，有个小报亭。这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我平时喜欢在这里买几份报纸，《南方周末》、《参考消息》。像《小说月报》这样的刊物出来的时候，会站在这里翻一翻，看一看后面的选目中，都有哪些熟人的名字。很久没有掏钱买过书看了，想想也是，一方面，我希望有人掏钱买自己的书看，一方面，又从来都是吝啬着掏钱去买别人的书看。但看书是必需的，31区离图书馆不远，骑自行车也就十分钟的路程，自从办了借书证，看的书也渐渐多了起来。
报亭的斜对面，是靠着斜坡搭起的一间石头小屋，小屋里住着一位修鞋匠，广西人，除了修鞋、擦鞋，他还会修伞缝补衣服，他的生意总是很好。有一次我去修鞋，和他聊了一会才知道，他就靠一个人修鞋，养活了一家人，还要供三个孩子读书。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修鞋铺，怎么可能呢？不过仔细一想，又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的修鞋摊子摆在那些豪华小区，大约只有饿死的份。比起他这个毫不起眼的修鞋者来说，我这个经常在报纸、电视上露脸的作家，却难以用一支笔来养活一家人，想起来真有些惭愧。
修鞋铺的隔壁有一家店，他们总是做出一副明天就要搬走的样子，店子的招牌也拆了，上面贴着经营不善要倒闭的海报，斜斜地吊在那里，好像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店里的东西五花八门，厨具、服装、皮包和床上用品东一堆西一堆，搞得乱七八糟，看上去，真的像明天就要搬家了。喇叭里面不停地重复播放着“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所有商品一律二十元”的广告。他们还印刷了一些传单，请了人发散到了31区以外的地方。可是住在这里久了的人都知道，他这家店子永远是最后三天，永远是跳楼自杀大降价。诚信这两个字，可能店家不讲究，顾客也并不去计较的。
31区的店铺，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有着一个独特的故事。有些一元店，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元一件的。还有些棉被店里，一直卖着质量低劣的黑心棉被。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如果没有这些，反倒不正常了，反倒不是31区了。开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旧货店。在31区，你只要走上五十米，就能见到一家旧货店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彩电冰箱，床铺、灶具。安一个家要用到的东西，在旧货店里都能找到。而且价格很便宜，服务态度又好。在31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家房东还住在这里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都是外省人，外省人来到31区，都只是临时的居住，很少有人会想到在这里长期安家的。真要有钱买房了，也没有谁会想到在这里买房。于是人来人往的，就成全了这些旧货店。
我每天会和几个文友从这些店铺门前经过，然后穿过一条逼仄的巷子，去宝安公园跑步。这是我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光，长期坐着写作，腰椎间盘已严重突出，坐一会儿就痛得难受，加之缺少运动，我自由写作两年来，身体由过去的一百三十多斤，猛增到了一百六十八斤，人胖了，感觉脑子也变得迟钝了，上三层楼都要喘气。31区的几位自由写作者，大约都意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于是我们每天都会去离31区不太远的宝安公园跑步，绕着宝安公园的山跑一圈是三公里。几个月下来，我的体重降下去了二十斤，现在上六楼也没有那么喘了，感觉生活又重新充满了希望。
从家到宝安公园，那条逼仄的巷子，是必经之路。我一直觉得，这条小巷子就是31区的形象代表，有脏、乱、差的一面，也飘荡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道。在小巷子的入口处，挤着炸臭豆腐干的，卖甘蔗的，烤热狗的，烤红薯的，煎锅贴的，还有麻辣串，羊肉串，当然，还有池莉的小说中写到的鸭脖子……各种叫卖的声音，各种食物的混合气味，在烟熏火燎里，上演着的就是一场活色生香的生活秀。有电视台的来拍我的生活，我建议他们去拍这条巷子，可是这个建议从来没有被采纳过。
对于生活在这条巷子口的人来说，城管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就像对于城管来说，这里的这些小商贩们，也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一样。城管和小贩们，经常在这里上演着猫和老鼠的游戏。我亲眼见过几次，当城管的车开过来时，他们那种惊慌失措不顾一切仓皇四散的情景，看到这样的场景时，我的心里总会有一些莫名的痛。有一次，眼见着一个女人没有跑掉，她的鸭脖子被没收了，她的小推车也将要被城管没收。女人一看急了，抱着她的车不撒手，坐在地上，任人怎么拖也不撒手。这样的场面，会吸引来很多人围观，围观者大都是对女人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这让女人觉出了勇气，于是和城管越发的纠缠，城管也只有哭笑不得。
小巷大约有五十米长吧，一路过去，见缝插针地摆着各种小摊。有卖铝锅清洁球的，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十三四岁，戴一副眼镜，跪在地上，面前有一张纸，说的是她的身世，爹妈都是不在了，她想上学，希望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开始的时候，这些学生还能要到一些钱，后来据说是有这样的一拨子人，专门扮成学生的样子来讨钱，于是她要到的钱就少得可怜了。其实相比前面那个和城管纠缠的女人，跪在这里讨要，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极需要勇气的。虽说我并不欣赏这种勇气。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得比她们好的人，在我们没有对她们的生活进行深入了解之前，谁都无权对她们进行粗暴的指责。
一位老先生，须发皆白，戴着墨镜，在小巷里坐了有些年头了。面前的一张纸牌上，先前曾经是写着“指引迷途君子，提醒久困英雄”的字样，现在好像又换了，简单得就写“摸骨算命”四个字。老先生的生意很好，我每次经过，都有人在算命。而且来算命的，大都是女人。我曾经疑心过，这位老先生并不是盲人，当然，这样的想法，很有些不够厚道。
在朋友中间，有时闲聊，或是酒后，我也是能给人看一下手相的。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邻村有一个剃头阉鸡、带收鸡毛鸭毛的，据说会麻衣神相，给我看了个相，认为我将来贵不可言，一定要招我当女婿，可惜我当时好像还未开窍，很是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不过我后来倒因此而翻过几页麻衣神相的书，给朋友们算算，逗大家开开心，当不得真的。有时我胡诌几句，朋友们居然也还认为我算得准，因此看见这位老先生在这里算命，而来算命的人在老先生说一句之后就点头说是，总觉得很好玩。有时甚至会开玩笑说，哪天没事了，我也来这里摆个摊子看手相。另一位写作的朋友更绝，说什么时候咱们组成一个31区作家摸骨算命队，在这里摆摊算命。再往前走一点，每天都在重复地上演着同样的戏，几个人围在一起，大声地争吵着，有时看来甚至要打起来了。原来是一个下注者赢了钱，做庄家的想耍赖，于是旁边有人看不过去了，帮那个下注者拿到了赢的钱，于是他们继续开赌。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在做局演戏，可是总有一些人上当受骗。
这条小巷子，曾多次进入我的小说。去年底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刺个纹身才安全》，里面写到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少年想要去刺个纹身时，我就专门到这小巷子里观察过，小巷子里有一个青年，也坐在马扎上，面前摆着一些纹身的图案。在离小巷子不远处，某栋房子的二楼，还有一个很大的招牌，上面印着两个大字：纹身。每次看到这两个字时，我都会感到亲切。
关于31区，可说的还有很多，比如那些灯光暧昧的发廊，比如那蹲在菜场门口卖菜的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们，比如这里的曲折的巷子，这里的阳光、雨水。还有，在这里来来往往的，我的朋友们。我从不掩饰我对31区的喜欢，就像我也不想掩饰，我渴望着早一点搬离31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舒适的家一样。
责 编：鄢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