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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许多奖状，都是我父亲的。他在通信公司做技术开发，几乎全年无休，没日没夜地在公司里做研究或实验。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个糟糕的人。虽然他既不粗鲁，也不严厉，但他总是工作优先。工作日就不用说了，休息日他基本上也会待在公司。久而久之，我见到父亲时会紧张得像是见到叔叔伯伯一样，不知道如何开口。而他也总是不苟言笑，让人难以亲近。
我24岁时，开始写小说。
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爸爸要去住院，你过来帮他搬行李吧。”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被查出恶性肿瘤。得知这个消息，虽然我的内心有所触动，但我想得更多的是——他不能去公司了，接着就要去医院了吗？他真是个不回家的人。
父母家和我家在同一個街区，但我去得并不频繁，因为觉得与几乎没有交流的父亲见面，就像是在借机平账一样——我不想他因为生病而取得借贷平衡。
“有句话我要事先声明，”他说，“我想往后我会越来越虚弱，我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就像音量渐渐变小后，美妙的乐曲也会结束，是吧？”
“所以呢？”
“不要因为我的身体渐渐虚弱而惊慌失措。”父亲笑得露出了牙，“我离开的时候，是在证明我已经好好地走完了一生。”
“这是在逞哪门子强吗？”我不满地想，愤愤地望向身边。母亲则耸耸肩说：“一个一直不管家的人还要装模作样，真让人头痛。”
那时，父亲确实是在逞强，但并不只是为了面子和自尊心。我之后才明白，他选择在家接受治疗，是因为他还想教导我一些事。
之后我去探望他的时候，见他盖着被子，房间里满是汗水与尘埃混杂的气味。他瘦了一大圈，脸色惨白，但看到我，依旧露出了虚弱的微笑。
“因为吃了药，所以我不是特别痛，只不过总是犯困。”父亲说他一天有大半时间都在睡觉，那感恩的语气就好像他现在清醒着说“我很幸运”一样。他极力保持平和的语气，但他那双从被子中露出的脚踝细得令人心疼。
“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吗？”聊了一会儿家常后，我问他，“虽然能做的有限，比如有什么想吃的或是想看的？”
“正如你所知，”父亲故意说得文绉绉，“我自由自在地生活至今，已经没有未竟的心愿了。只是我很遗憾，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这件事虽然是事实……”但我觉得他比那些上了年纪却还肆意妄为、给周围人添麻烦的老顽固要好得多，于是我又说，“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父亲要尽多少责任。”
“最近，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事。”父亲隔着窗户，望向庭院的方向说道，“以前我们去过的那个游乐园。”
“鬼屋吗？”
“对，就是那个。你居然还记得？”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父亲转向我的眼眸中闪着光彩。
那段记忆的轮廓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清晰。当时，朋友们一个接一个进入鬼屋，我却蹲着喊“我怕”，不肯动弹。“我没有办法，就先进去了。”那时父亲是这么说的，“我先去看看里面吓不吓人”。
“那又如何？”我问。
父亲的表情变得温柔起来：“我觉得就和当时一样。我知道它不吓人，你也没有必要害怕，所以……”
“什么？”
“我先去确认一下那并不可怕。”
我诧异地问他在说什么，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在那之后，父亲的病情又加剧了。我去看他时他多半在睡觉，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我们的对话一天比一天艰难，但我叫他时他会点头，有时也会应声。
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天。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房间。“要拉上窗帘吗？”我起身问。父亲却嘟囔道：“没关系。”
我看着他的脸，不清楚他是认出了我，还是在说胡话。他继续说道：“一点儿都不可怕。”听他的语气，他像是在一个梦幻的舞台上和某人对话。“是的，不要怕。没关系，我先过去看看。”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于是又一次应和了一声，只说了一句：“谢谢你，爸爸。”
后来母亲在提及父亲去世时，虽然脸上流着泪，却很冷静。我心中一阵悲伤，同时又忍不住回忆他在家中渐渐衰弱的模样。回过神，我告诉母亲：“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怕死亡了。”
“胆小如你，居然不害怕了？”
“是啊。虽然很可怕，虽然有一天自己也会迎来死亡，只不过那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我觉得那并不可怕，而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哎哟。”母亲又是感叹又是吃惊地呼了口气，“你爸爸真厉害。”
“为什么？”
“做父母的，都会期盼子女人生平安。”个子矮小的母亲突然挺直了背，看着我说，“父母会祈求子女不要遇上痛苦与可怕的事，希望子女能平静地生活。这和你是不是一个著名作家毫无关系。”
的确，对父亲而言，我不是作家，而是他唯一的儿子。
“死亡不就是最可怕的事吗？而且可怕的是，不论是谁，都会遇上这件事。这是无从逃避的绝对法则。不论走过怎样的人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最可怕的事都必然会造访。所以，你爸爸为此而努力。”
“努力什么？”
“他想要告诉你，虽然死亡终会来临，但那绝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从那以后，死亡对我而言，没那么可怕了。我至今都觉得，父亲只是先去那里看看而已。回来时，他大概会这么说吧：“跟我想的一样，一点儿都不可怕。”
（袁英荐自《时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