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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诺一生：王昂的故事
为了祖国天空的安宁，我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生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
找不到对象，闻不到米香。
走路黄土飞扬，
住的干打垒平房……”
20世纪60年代初，当身背背包、怀抱手风琴、满脸青涩的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王昂站在渭水河边准备北上时，当时的陕西阎良流传着的是这样一首令人心涼的民谣。
阎良位于关中平原腹地，北依荆山，南临渭水，早在汉代便有“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之称。今天的阎良，以“中国第一飞机城”的美誉名满世界，被称为中国的“西雅图”。但是，当年的阎良却还只是一个颇为荒凉的西北小县城。
1957年9月起，一批批航空科研人员带着祖国的重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阎良，开始组建新中国的尖端试飞机构。为了保密，本来就不起眼的单位大门上挂出的门牌是：国防部第六研究所。
这就是后来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那个时期，关于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流传着不少小故事：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阎良这个荒僻的渭北小城是完全陌生的。于是，在内地招人的时候，一些20岁左右的士兵与负责人往往有这样的对话：
士兵问：你们那里冷不冷，要不要多带棉被？
答：不用，我们会发的！
士兵：你们那里蚊子多不多，要不要带蚊帐？
答：放心，我们会发的！
士兵（认真地想了一下后）问：那里有没有女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提了干以后，对象……发吗？
答：你们放心，这些政府都考虑好了。我们院附近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铁索桥，过了铁索桥那边就是一座纺织厂，纺织厂里有的是漂亮好姑娘。星期六的晚上放假，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可以过了铁索桥和你们看中的姑娘跳舞、约会……
不管是传说还是演绎，当初听到这些故事时，年轻的王昂哑然失笑。
棉被当然是有的，蚊帐也不缺，纺织厂和姑娘却没有了。接兵的负责人并没有说谎，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家制定的阎良城市发展规划中，确实是有纺织厂的。但是后来因为3年自然灾害，这个计划被削减了。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的经济都很困难。王昂来到飞行试验研究院时，院里的干部口粮标准每人每月只有29斤，蔬菜和副食是限量配给制，不仅数量极少，且常常无法正常供应。配给的口粮里还有一半是粗粮，王昂是上海人，吃不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要每人每月节省出1斤粮食支援国家，实际只有28斤。因此，王昂经常是在半饥饿状态下进行飞行的。机场的休息室没有恒温设备，也没有开水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军大衣把装着热水的军用水壶紧紧包起来。
现在的飞行员营养餐食中有一条规定是：如果连续飞行4个小时，中间就要加餐——叫做兼餐。对现在年轻的飞行员来说，一个飞行员连饭都吃不饱，简直匪夷所思。
但所有的困难都不会让王昂退缩。
王昂对航空的热爱缘于他童年时的经历。
1935年11月27日，王昂出生于上海。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全面进攻上海。当时，日军的飞机常常飞临轰炸，警报一响，四处狼烟，断墙残垣与血肉残肢横飞，人们乱作一团，扶老携幼纷纷逃难。幼小的王昂蜷缩在大人怀里，耳畔是悲怆的哭泣和绝望的呼喊——童年时这悲惨的一幕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里。
1950年2月6日中午时分，一阵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响彻上海上空，国民党空军分4批轮番轰炸了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地。当日轰炸造成人员伤亡1400余名，损毁房屋1100余间。由于电厂和水厂遭到严重破坏，全市停电断水，夜晚到来后，偌大的城市陷入一片黑暗。王昂永远记得那个黑暗沉重的夜晚……
轰炸后的第二天，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亲临遭到严重破坏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指挥抢修工作。中国政府也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由苏联派遣巴基斯基将军率领的一个混成航空兵团3000多人支援上海防空，其中包括10余架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
在王昂的印象中，自从第一次听到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后，上海的天好像晴了，亮了，他再也没有“跑警报”的凄怆，可以在街上从容地走来走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啊！没有强大的航空就没有国家的安宁，这个理念从此牢牢根植于少年王昂的心中。于是，中学毕业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王昂一生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他不仅学业优秀，而且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是为人瞩目的白马王子。大四时，他还与一位美丽娟秀、能歌善舞的姑娘互动情愫。客观地说，以个人条件和成绩学业，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获得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仅可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献慈，还可以与心爱的人在每一个假日漫步公园花前月下……但王昂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永远无法忘记幼年的那段苦难经历。在毕业选择的决心书上，年轻的王昂写道：为了祖国天空的安宁，我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生。1958年，王昂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即应招进入空军第三航空学院。
这一句誓言重如泰山，并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今天，王昂仍然走在践行誓言的征途上。
迈上充满艰险的试飞之路
经过10余年艰辛的努力，新中国的国防航空工业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无数的困难和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通过仿制，实现了战斗机的国产化。但是，设计和制造出来了飞机，并不代表这型飞机就能装备部队。能否使某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批量生产形成战斗力，试飞这个环节至关重要。飞机只有通过试飞鉴定，证明实际飞行中能够达到设计指标后才算最后成功。而随着飞机性能的提高，试飞工作也越来越复杂，对试飞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检验飞机性能、评定飞机品质，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注意培养专业试飞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一支合格的试飞员队伍尚需时间，只好从部队里挑选飞行技术好、文化水平高一些的飞行员来当试飞员。王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试飞部队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着高等航空专业知识背景、又有多种机型历练的飞行员并不太多，王昂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1966年，王昂正式成为一名试飞员，来到尚在初始建设中的阎良。尽管王昂是航空专业毕业的高才生，又在飞行部队工作数年，但在来到飞行研究院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试飞这门学科。试飞院不仅没有自己的试飞教员，甚至连飞行试验教材也没有。许多年后，王昂、滑俊这一茬来自部队的试飞员们仍旧清楚地记得研究所的那幢104楼，更记得在楼里他们使用过的手工装订的“三色书”——苏联专家马尔高林与希达耶夫用手工油印装订的黄皮书（试飞技术）、蓝皮书（测试技术）、白皮书（试飞指南）向大家传授试飞方法和测试方法。不过，这段学习的时间一共只持续了3个多月。
没多久，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后，试飞研究院与襁褓中的新中国的航空工业遭遇了空前的困难。王昂、滑俊等空军试飞员与试飞科研人员携手顽强拼搏，在科研设备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艰难而又义无反顾地行进在中国航空试飞事业的道路上。
命运仿佛在冥冥中给了王昂特别的眷顾，他在到试飞院之前就与试飞有缘——王昂毕业那一年，他的实习单位是在112厂的试飞站。在那里，他结识了试飞员吴克明——中国第一个喷气式战斗机试飞员。这位1949年5月入伍的年轻飞行员，从航空学校毕业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争中，他战斗起飞数百次，空战10余次，击落了美国空军两架F-86战斗机，自己只损失了4颗门牙。
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上级一个命令把吴克明调到科研试飞前线，成了空军第一试飞部队的大队长。
王昂对战功赫赫的吴克明敬佩有加，吴克明也打心眼儿里欣赏王昂的聪慧、勤奋与上进，两人在工作、生活中交流很多，相处甚欢，很快成了朋友。尽管当时王昂对飞行和试飞知之不多，但吴克明身上那一种坚毅勇敢又智慧严谨的品格令他十分敬佩。王昂至今仍然对这位新中国第一代试飞员念念不忘、心存感激，他认为，吴克明对他走向试飞之路的影响很大。
尽管缺了几颗牙齿的吴克明说话有点漏风，但丝毫不影响他准确和敏捷的表达，一有机会，这位元老级试飞员就会将自己多年的试飞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来者。王昂清楚地记得，吴克明跟他们讲过的“老三条”：
第一，遇到险情不要慌张，一慌就要手忙脚乱，空中不像地面，短短几秒钟就可能出现一等事故;
第二，一旦遇到情况，按地面预想的紧急处置方案去做;
第三，抓紧时间采取行动。
世界上其他航空工业发达的国家对试飞员的要求是相当高的，首先要求驾驶技术出类拔萃;其次还要有丰富的航空理论知识，如英国对试飞員的要求是在空军部队服役15年、飞行时间达700至1000小时。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却没有这个等待的时间，虽然年轻的中国试飞员们无法达到这些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探索试飞领域的脚步。
他飞出了代表中国空军第一个时代的战斗机：歼-6
2010年6月，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在并不太醒目的位置发布了一则消息：一款有着卓越战功的飞机——歼-6战斗机，从中国空军的装备序列中退出现役。歼-6是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公司以苏联米格-19为原型仿制的单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种机型。
在歼-6飞机的定型试飞中，以王昂为代表的年轻试飞员们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用汗水、智慧和鲜血将歼-6送上了天。王昂十分怀念那一段艰苦却充满挑战的岁月，他曾回忆说：“在技术上我们还是学生，在生活上大家饿着肚皮，但在精神上人人都充满着丰沛的热情。”
在歼-6性能定型试飞的攻坚阶段，飞机的“俯仰摆动”问题成了一只“拦路虎”。
这一天，王昂驾驶歼-6飞机进行试飞，做完半滚倒转，退出俯冲后，他拉起飞机转入上升。突然，飞机产生了剧烈的纵向俯仰摆动和左右摇晃。地面的指挥员从耳机里，听到“嘭”的一声巨响……
“XXXX（代号），怎么了？”地面指挥员呼叫着。
耳机里刺喇声一片，没有回答。
此刻，王昂的座舱内险象环生：
飞机猛烈的摆动甩掉了王昂同指挥员联络的耳机插头，在巨大的晃动之下，座椅上固定人体的安全带被绷断了，他的身体反复弹起，头部与座舱盖重重地多次撞击。同时，飞机的正负过载迅速交替，使他的眼球胀得几乎要蹦出眼眶。王昂感觉到有一股液体顺着额头流到脸颊，他知道，这是撞伤的额头流出的鲜血。随着摆动频率的加快，他已有些不能自制，牙齿咬伤了自己的内腮，身体剧烈的疼痛和阵阵脑部震荡使他几乎昏迷过去……
尽管什么也看不见，尽管疼痛使王昂几乎晕厥，但是，他用仅存的一点意识以惊人的毅力牢牢抓住驾驶杆，脚踩油门上升高度，采取一系列紧急处置，让飞机恢复状态。
振动和摇晃减弱了，王昂的视力恢复了一些，他看到了机翼下连绵的群山，这时的飞行高度已由5500米下降到2500米。
他操纵飞机不断上升，同时用双腿夹住驾驶杆，来不及擦去脸上的血迹，他腾出手来快速接好耳机插头，与指挥员恢复了联系。可他的话音还没落，飞机再一次发生了相同的摆动。这一回，王昂意识到：是飞机的操纵系统出现了重大故障，他立刻伸出左手去关闭液压操纵系统的电门。但在剧烈的摆动下，他的手连续几次都被打了回来。
飞机在逐渐下降，大片的云朵从机侧飞掠而过，王昂已经能看见机翼下山峰露出的尖顶。情况越来越紧急，驾驶舱内的弹射救生把手近在咫尺，他只要用手一拉，在1至2秒内就可以安全脱险。但王昂没有这么做，因为那样的话，此次飞行所获得的宝贵数据都将付诸东流，发生故障的原因也可能难以查清，这将严重影响歼-6的试飞进程。
王昂迅速调整姿势，在飞机晃动万分之一秒的间隙关闭了液压操纵的电门，改用电动操纵。改为电动操纵后，飞机的驾驶杆会很重，因为飞机反应迟钝，操纵更加困难，已经受伤的王昂每一次进行操控都要付出巨大的体力和精力。在他的努力下，飞机的摇摆俯仰终于停止了，他操纵着飞机飞回了机场。 当地面人员打开变形的座舱盖，把王昂扶出来的时候，脸颊肿胀、艰难地睁着渗血的眼睛的他语气平静地说：“查一下操纵。”
一缕血沫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
于是，地面的彻查迅速展开，机务和技术人员将飞机拆开，在这架试飞员用生命换回的飞机里，他们的每项检查和每个程序都变得意义非凡。数日后，故障鉴定结果出来了：飞机力臂调节器故障。
技术人员立即投入攻关，此后，歼-6飞机的操纵系统得到了新的改进。
人们常说，搞科研试飞必须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王昂就有这样一种既能入虎穴，得虎子，又能不被虎伤着的本领。
这一年，科研部门提出要在歼-6上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验，要求测试出飞机在低空的最大速度，这是飞机定型前的一个关键试飞项目。
这项试验不仅难度大而且十分危险。飞机在大速度飞行时，会产生颤振。当颤振达到某种程度时，飞机会在瞬间解体。这项试验的目的，就是要试飞员既要飞出飞机的最大速度，又不能让飞机因颤振而解体。
由于飞机运动状态的不同，颤振的极限值是多少，地面试验室很难作出理论上的定论。如果地面设计计算不够精确，或者飞行员在空中有丝毫疏忽，超过了飞机的极限速度，飞机在一瞬间就会全部散架，造成严重后果。国外不乏有在这项试飞中机毁人亡的例子。
王昂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但还是坚决地向党委请求：“我来飞！”
党委批准了他的要求。
王昂很勇敢，但他从不蛮干。接受任务后，他同科研人员一起详细地讨论了任务要求，研究具体的操作方法。白天，他请科研人员上课，学习如何辨别颤振和其他振动，还到资料室借阅大量的相关书籍，了解颤振的原理;晚上，他自己到计算机房查看颤振的波形曲线，增加感性认识。他调研了图书馆中所有国外进行颤振试验的例子，分析过程，研究结论，精心地做好准备工作。
正式试飞开始了。根据科研人员的安排，王昂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点点向最大速度抵近。尽管每前进一步都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但每一次他都顺利地完成了试验。
最后的冲刺开始了！
这一天，试验区域内晴空万里，王昂驾驶飞机先冲上蓝天，继而向茫茫的大海俯冲而下。机舱内，他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机，用镇静锐利的目光密切观察着座舱内的每一个仪表和信号灯。
飞机打开加力，猛然加速——马上就要接近试验预定的最大速度了！
突然，右侧发动机的加力绿灯亮了——这表明发动机的加力已经断开。歼-6是双发飞机，两台发动机一个有加力，一个没有，导致机身倾斜，飛机急剧偏航。
王昂立即向地面指挥员报告：“右发加力自动切断，飞机自动侧滑。”
指挥员回答：“情况不行就返航。”
胆大心细的王昂此时非常冷静，他注意到飞机的右发动机加力虽然断开，但速度还在缓慢地增加，于是，他一边用一只脚使劲蹬左舵，修正偏航，一边迅速调整飞机的姿态。
塔台上的指挥员听到了他平静的声音：“飞机状态平稳。我再试一次。”
王昂继续推加力，飞机的速度继续加大，速度仪表的指针渐渐上升，当到达预定的最大速度时，王昂发出了火箭。（这是利用火箭产生的气动力，让飞机发生颤振的一种试验方法。）
飞机安然无恙，试验成功了！
在地面人员的欢呼声中，王昂驾驶飞机胜利返场。
“你是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飞出了数据”
作为试飞员，要飞别人没有飞过的飞机，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科目，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教材、资料作为参考，也缺乏条令、规范用作依据，只能依靠经验的累积和知识的贯通。这其中，风险与困难总是如影随形。
6月是阎良最好的季节之一，也是试飞员们最繁忙的日子。
王昂坐进了驾驶舱，他今天的科目是加力边界试验。
这一天天高云淡，能见度很好。当飞机按计划爬升到预定高度后，左发动机开始使用加力。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嘭嘭”两声，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
王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他没有惊慌，迅速把油门拉到停车位置，随后转向机场，并报告地面指挥员：“双发停车。”
指挥员当即命令：“到12000米，重新开车。”
到了预定高度，王昂先后3次轮番启动左发和右发，但都没有成功。
“启动不成功。”尽管空中传回的声音很平静，但在地面指挥所的人们听来，无异于惊雷。
包括王昂在内，所有人都十分清楚，飞机失去动力会有什么后果。
指挥员适时下达命令：如果高度再掉，就跳伞。
尽管死神的手已经叩到他的舷窗，王昂的头脑依然冷静清醒：双发空停这种异常情况，平时无法试飞，地面亦完全不可能模拟，现在正是掌握这个资料的好机会。凭着飞行员超常的眼力和特殊的快速记忆本领，他记录下此时飞机每秒钟的下滑速度。他要为这种高速歼击机积累极为宝贵的科研资料。同时，他一面做好迫降的准备，一面继续启动发动机……
飞机的高度在不断降低，地面上监控报告：高度3000。
这是最后的机会——发动机再不能启动，就只能跳伞和迫降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昂声音清晰地报告：“右发启动成功。”
指挥员马上命令：“右发油门加上去！”
“明白。右发加油门。”
接着，王昂又一次报告：
“左发启动成功。”
此时飞机离地面只有1500米了。
“保持速度。拉起来。”
飞机重新被拉起，盘旋一圈后，对准跑道安全着陆！
在这次飞行中，王昂不仅挽救了飞机，而且取得了这种高速歼击机在高空、中空和低空的准确下滑率，为科研人员提供了靠仪器等其他手段所不能取得的极其宝贵的资料。闻讯赶来的科研所领导握着王昂的手，眼里含着泪水：“你是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飞出了数据。” 大学毕业，加上多年的飞行，使王昂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能飞我国现有的各种型号的战斗机，在试飞中更是多次立功受奖。但他从不满足，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他说：“作为一名试飞员，经常面临的是新的机种、新的技术、新的课目，如果不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就会在一些试飞任务中束手无策，就会延误航空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试飞员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
10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有关航空科学技术资料，精心攻读飞行原理，研习外国先进飞机试飞和有关驾驶等问题的书籍和资料;他自学了英语、日语，加上在大学学的俄语，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有关的国外航空专业方面的书刊;他还把一些资料翻译出来，供其他试飞员参考。
一天，王昂驾驶某型高速歼击机作检验飞行，按预定计划完成12500米高度上的试飞任务后，准备在8000米高度上完成马赫数（即音速的倍数）1.5的检飞动作。当他打开加力，将马赫数增至1.24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飞机突然抖动了起来，而且随着速度的增大，抖动也越来越厉害。王昂立刻判断是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他果断地切断了右发动机加力，抖动才停止了。随后，他一面观察飞机的工作情况，一面收油门，放减速板，下降高度。
当下降到4000米时，他听到进气道声音似乎有些粗糙，发动机发生不正常的震动。王昂迅速作出判断：飞机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落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指挥员同意了。
但此时，飞机刚起飞不久，载油量很大。王昂坚持不再进行空中耗油，他操纵飞机在着陆油量超过规定、顺风每秒2米的困难条件下返场准备落地。
飞机降落在跑道上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减速伞放不出（已被烧坏）。王昂当机立断，一边用刹车减速，一边关闭发动机。但战机仍在跑道上高速前冲，眼看距离跑道尽头的保险道口只有400米了，只得使用应急刹车。
在刹车扳下的一瞬间，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跑道尽头居然有一个老乡骑着自行车，车后还带着一个人，沿着机翼右前方同向前进。
此时，飞机呼啸着，眼看离自行车越来越近。老乡吓呆了，也不知道躲避，扶着自行车跳下来，傻傻地站着不动。
千钧一发之际，王昂的手准确地伸向应急刹车，用力拉动下，飞机的左轮胎当即爆裂，飞机斜着庞大的身躯从自行车边上一擦而过，停在跑道尽头。
飞机刹住了，两名老乡的生命保住了。
王昂来不及等到机务人员到场，便立即跳下飞机。他刚离开飞机，机身下方就冒出了滚滚浓烟和通红的火苗。
事后，科研人员分析事故时发现：飞机发动机出现严重故障。
王昂靠着他的丰富经验和敏锐判断，加上娴熟的技术和大无畏的精神，又一次挽救了党和人民的财产。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渭水河畔的稚嫩青年，经过无数天际风云的打磨，已经满头华发。组织上调整了他的工作，王昂被调往航空工业部担任领导，继续为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做贡献。
身居高位的王昂有了更加远瞻性的思考。进入新时期后，世界軍事风云的变化说明，强大的航空工业是支撑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强大的重要命脉，对位于“宝塔”顶端的试飞员的需求从数量到质量都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自学成长的过程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他着手抓试飞员的队伍建设，为航空工业培养阶梯式试飞员队伍。在他的直接主抓下，航空部与空军联合，从航空工业系统的大学，前后4次选拔出一批试飞员苗子。
头发花白的王昂亲自登上讲台给这些年轻的新试飞员上课。他结合自己的经历，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大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试飞员。经过王昂等人的共同努力，这批试飞员中的很多人在新型三代、四代机的科研试飞任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空军试飞队伍主力干将的李中华、张景亭等人。（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
为了祖国天空的安宁，我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生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
找不到对象，闻不到米香。
走路黄土飞扬，
住的干打垒平房……”
20世纪60年代初，当身背背包、怀抱手风琴、满脸青涩的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王昂站在渭水河边准备北上时，当时的陕西阎良流传着的是这样一首令人心涼的民谣。
阎良位于关中平原腹地，北依荆山，南临渭水，早在汉代便有“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之称。今天的阎良，以“中国第一飞机城”的美誉名满世界，被称为中国的“西雅图”。但是，当年的阎良却还只是一个颇为荒凉的西北小县城。
1957年9月起，一批批航空科研人员带着祖国的重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阎良，开始组建新中国的尖端试飞机构。为了保密，本来就不起眼的单位大门上挂出的门牌是：国防部第六研究所。
这就是后来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那个时期，关于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流传着不少小故事：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阎良这个荒僻的渭北小城是完全陌生的。于是，在内地招人的时候，一些20岁左右的士兵与负责人往往有这样的对话：
士兵问：你们那里冷不冷，要不要多带棉被？
答：不用，我们会发的！
士兵：你们那里蚊子多不多，要不要带蚊帐？
答：放心，我们会发的！
士兵（认真地想了一下后）问：那里有没有女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提了干以后，对象……发吗？
答：你们放心，这些政府都考虑好了。我们院附近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铁索桥，过了铁索桥那边就是一座纺织厂，纺织厂里有的是漂亮好姑娘。星期六的晚上放假，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可以过了铁索桥和你们看中的姑娘跳舞、约会……
不管是传说还是演绎，当初听到这些故事时，年轻的王昂哑然失笑。
棉被当然是有的，蚊帐也不缺，纺织厂和姑娘却没有了。接兵的负责人并没有说谎，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家制定的阎良城市发展规划中，确实是有纺织厂的。但是后来因为3年自然灾害，这个计划被削减了。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的经济都很困难。王昂来到飞行试验研究院时，院里的干部口粮标准每人每月只有29斤，蔬菜和副食是限量配给制，不仅数量极少，且常常无法正常供应。配给的口粮里还有一半是粗粮，王昂是上海人，吃不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要每人每月节省出1斤粮食支援国家，实际只有28斤。因此，王昂经常是在半饥饿状态下进行飞行的。机场的休息室没有恒温设备，也没有开水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军大衣把装着热水的军用水壶紧紧包起来。
现在的飞行员营养餐食中有一条规定是：如果连续飞行4个小时，中间就要加餐——叫做兼餐。对现在年轻的飞行员来说，一个飞行员连饭都吃不饱，简直匪夷所思。
但所有的困难都不会让王昂退缩。
王昂对航空的热爱缘于他童年时的经历。
1935年11月27日，王昂出生于上海。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全面进攻上海。当时，日军的飞机常常飞临轰炸，警报一响，四处狼烟，断墙残垣与血肉残肢横飞，人们乱作一团，扶老携幼纷纷逃难。幼小的王昂蜷缩在大人怀里，耳畔是悲怆的哭泣和绝望的呼喊——童年时这悲惨的一幕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里。
1950年2月6日中午时分，一阵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响彻上海上空，国民党空军分4批轮番轰炸了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地。当日轰炸造成人员伤亡1400余名，损毁房屋1100余间。由于电厂和水厂遭到严重破坏，全市停电断水，夜晚到来后，偌大的城市陷入一片黑暗。王昂永远记得那个黑暗沉重的夜晚……
轰炸后的第二天，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亲临遭到严重破坏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指挥抢修工作。中国政府也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由苏联派遣巴基斯基将军率领的一个混成航空兵团3000多人支援上海防空，其中包括10余架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
在王昂的印象中，自从第一次听到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后，上海的天好像晴了，亮了，他再也没有“跑警报”的凄怆，可以在街上从容地走来走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啊！没有强大的航空就没有国家的安宁，这个理念从此牢牢根植于少年王昂的心中。于是，中学毕业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王昂一生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他不仅学业优秀，而且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是为人瞩目的白马王子。大四时，他还与一位美丽娟秀、能歌善舞的姑娘互动情愫。客观地说，以个人条件和成绩学业，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获得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仅可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献慈，还可以与心爱的人在每一个假日漫步公园花前月下……但王昂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永远无法忘记幼年的那段苦难经历。在毕业选择的决心书上，年轻的王昂写道：为了祖国天空的安宁，我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生。1958年，王昂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即应招进入空军第三航空学院。
这一句誓言重如泰山，并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今天，王昂仍然走在践行誓言的征途上。
迈上充满艰险的试飞之路
经过10余年艰辛的努力，新中国的国防航空工业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无数的困难和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通过仿制，实现了战斗机的国产化。但是，设计和制造出来了飞机，并不代表这型飞机就能装备部队。能否使某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批量生产形成战斗力，试飞这个环节至关重要。飞机只有通过试飞鉴定，证明实际飞行中能够达到设计指标后才算最后成功。而随着飞机性能的提高，试飞工作也越来越复杂，对试飞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检验飞机性能、评定飞机品质，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注意培养专业试飞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一支合格的试飞员队伍尚需时间，只好从部队里挑选飞行技术好、文化水平高一些的飞行员来当试飞员。王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试飞部队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着高等航空专业知识背景、又有多种机型历练的飞行员并不太多，王昂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1966年，王昂正式成为一名试飞员，来到尚在初始建设中的阎良。尽管王昂是航空专业毕业的高才生，又在飞行部队工作数年，但在来到飞行研究院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试飞这门学科。试飞院不仅没有自己的试飞教员，甚至连飞行试验教材也没有。许多年后，王昂、滑俊这一茬来自部队的试飞员们仍旧清楚地记得研究所的那幢104楼，更记得在楼里他们使用过的手工装订的“三色书”——苏联专家马尔高林与希达耶夫用手工油印装订的黄皮书（试飞技术）、蓝皮书（测试技术）、白皮书（试飞指南）向大家传授试飞方法和测试方法。不过，这段学习的时间一共只持续了3个多月。
没多久，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后，试飞研究院与襁褓中的新中国的航空工业遭遇了空前的困难。王昂、滑俊等空军试飞员与试飞科研人员携手顽强拼搏，在科研设备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艰难而又义无反顾地行进在中国航空试飞事业的道路上。
命运仿佛在冥冥中给了王昂特别的眷顾，他在到试飞院之前就与试飞有缘——王昂毕业那一年，他的实习单位是在112厂的试飞站。在那里，他结识了试飞员吴克明——中国第一个喷气式战斗机试飞员。这位1949年5月入伍的年轻飞行员，从航空学校毕业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争中，他战斗起飞数百次，空战10余次，击落了美国空军两架F-86战斗机，自己只损失了4颗门牙。
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上级一个命令把吴克明调到科研试飞前线，成了空军第一试飞部队的大队长。
王昂对战功赫赫的吴克明敬佩有加，吴克明也打心眼儿里欣赏王昂的聪慧、勤奋与上进，两人在工作、生活中交流很多，相处甚欢，很快成了朋友。尽管当时王昂对飞行和试飞知之不多，但吴克明身上那一种坚毅勇敢又智慧严谨的品格令他十分敬佩。王昂至今仍然对这位新中国第一代试飞员念念不忘、心存感激，他认为，吴克明对他走向试飞之路的影响很大。
尽管缺了几颗牙齿的吴克明说话有点漏风，但丝毫不影响他准确和敏捷的表达，一有机会，这位元老级试飞员就会将自己多年的试飞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来者。王昂清楚地记得，吴克明跟他们讲过的“老三条”：
第一，遇到险情不要慌张，一慌就要手忙脚乱，空中不像地面，短短几秒钟就可能出现一等事故;
第二，一旦遇到情况，按地面预想的紧急处置方案去做;
第三，抓紧时间采取行动。
世界上其他航空工业发达的国家对试飞员的要求是相当高的，首先要求驾驶技术出类拔萃;其次还要有丰富的航空理论知识，如英国对试飞員的要求是在空军部队服役15年、飞行时间达700至1000小时。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却没有这个等待的时间，虽然年轻的中国试飞员们无法达到这些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探索试飞领域的脚步。
他飞出了代表中国空军第一个时代的战斗机：歼-6
2010年6月，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在并不太醒目的位置发布了一则消息：一款有着卓越战功的飞机——歼-6战斗机，从中国空军的装备序列中退出现役。歼-6是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公司以苏联米格-19为原型仿制的单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种机型。
在歼-6飞机的定型试飞中，以王昂为代表的年轻试飞员们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用汗水、智慧和鲜血将歼-6送上了天。王昂十分怀念那一段艰苦却充满挑战的岁月，他曾回忆说：“在技术上我们还是学生，在生活上大家饿着肚皮，但在精神上人人都充满着丰沛的热情。”
在歼-6性能定型试飞的攻坚阶段，飞机的“俯仰摆动”问题成了一只“拦路虎”。
这一天，王昂驾驶歼-6飞机进行试飞，做完半滚倒转，退出俯冲后，他拉起飞机转入上升。突然，飞机产生了剧烈的纵向俯仰摆动和左右摇晃。地面的指挥员从耳机里，听到“嘭”的一声巨响……
“XXXX（代号），怎么了？”地面指挥员呼叫着。
耳机里刺喇声一片，没有回答。
此刻，王昂的座舱内险象环生：
飞机猛烈的摆动甩掉了王昂同指挥员联络的耳机插头，在巨大的晃动之下，座椅上固定人体的安全带被绷断了，他的身体反复弹起，头部与座舱盖重重地多次撞击。同时，飞机的正负过载迅速交替，使他的眼球胀得几乎要蹦出眼眶。王昂感觉到有一股液体顺着额头流到脸颊，他知道，这是撞伤的额头流出的鲜血。随着摆动频率的加快，他已有些不能自制，牙齿咬伤了自己的内腮，身体剧烈的疼痛和阵阵脑部震荡使他几乎昏迷过去……
尽管什么也看不见，尽管疼痛使王昂几乎晕厥，但是，他用仅存的一点意识以惊人的毅力牢牢抓住驾驶杆，脚踩油门上升高度，采取一系列紧急处置，让飞机恢复状态。
振动和摇晃减弱了，王昂的视力恢复了一些，他看到了机翼下连绵的群山，这时的飞行高度已由5500米下降到2500米。
他操纵飞机不断上升，同时用双腿夹住驾驶杆，来不及擦去脸上的血迹，他腾出手来快速接好耳机插头，与指挥员恢复了联系。可他的话音还没落，飞机再一次发生了相同的摆动。这一回，王昂意识到：是飞机的操纵系统出现了重大故障，他立刻伸出左手去关闭液压操纵系统的电门。但在剧烈的摆动下，他的手连续几次都被打了回来。
飞机在逐渐下降，大片的云朵从机侧飞掠而过，王昂已经能看见机翼下山峰露出的尖顶。情况越来越紧急，驾驶舱内的弹射救生把手近在咫尺，他只要用手一拉，在1至2秒内就可以安全脱险。但王昂没有这么做，因为那样的话，此次飞行所获得的宝贵数据都将付诸东流，发生故障的原因也可能难以查清，这将严重影响歼-6的试飞进程。
王昂迅速调整姿势，在飞机晃动万分之一秒的间隙关闭了液压操纵的电门，改用电动操纵。改为电动操纵后，飞机的驾驶杆会很重，因为飞机反应迟钝，操纵更加困难，已经受伤的王昂每一次进行操控都要付出巨大的体力和精力。在他的努力下，飞机的摇摆俯仰终于停止了，他操纵着飞机飞回了机场。 当地面人员打开变形的座舱盖，把王昂扶出来的时候，脸颊肿胀、艰难地睁着渗血的眼睛的他语气平静地说：“查一下操纵。”
一缕血沫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
于是，地面的彻查迅速展开，机务和技术人员将飞机拆开，在这架试飞员用生命换回的飞机里，他们的每项检查和每个程序都变得意义非凡。数日后，故障鉴定结果出来了：飞机力臂调节器故障。
技术人员立即投入攻关，此后，歼-6飞机的操纵系统得到了新的改进。
人们常说，搞科研试飞必须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王昂就有这样一种既能入虎穴，得虎子，又能不被虎伤着的本领。
这一年，科研部门提出要在歼-6上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验，要求测试出飞机在低空的最大速度，这是飞机定型前的一个关键试飞项目。
这项试验不仅难度大而且十分危险。飞机在大速度飞行时，会产生颤振。当颤振达到某种程度时，飞机会在瞬间解体。这项试验的目的，就是要试飞员既要飞出飞机的最大速度，又不能让飞机因颤振而解体。
由于飞机运动状态的不同，颤振的极限值是多少，地面试验室很难作出理论上的定论。如果地面设计计算不够精确，或者飞行员在空中有丝毫疏忽，超过了飞机的极限速度，飞机在一瞬间就会全部散架，造成严重后果。国外不乏有在这项试飞中机毁人亡的例子。
王昂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但还是坚决地向党委请求：“我来飞！”
党委批准了他的要求。
王昂很勇敢，但他从不蛮干。接受任务后，他同科研人员一起详细地讨论了任务要求，研究具体的操作方法。白天，他请科研人员上课，学习如何辨别颤振和其他振动，还到资料室借阅大量的相关书籍，了解颤振的原理;晚上，他自己到计算机房查看颤振的波形曲线，增加感性认识。他调研了图书馆中所有国外进行颤振试验的例子，分析过程，研究结论，精心地做好准备工作。
正式试飞开始了。根据科研人员的安排，王昂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点点向最大速度抵近。尽管每前进一步都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但每一次他都顺利地完成了试验。
最后的冲刺开始了！
这一天，试验区域内晴空万里，王昂驾驶飞机先冲上蓝天，继而向茫茫的大海俯冲而下。机舱内，他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机，用镇静锐利的目光密切观察着座舱内的每一个仪表和信号灯。
飞机打开加力，猛然加速——马上就要接近试验预定的最大速度了！
突然，右侧发动机的加力绿灯亮了——这表明发动机的加力已经断开。歼-6是双发飞机，两台发动机一个有加力，一个没有，导致机身倾斜，飛机急剧偏航。
王昂立即向地面指挥员报告：“右发加力自动切断，飞机自动侧滑。”
指挥员回答：“情况不行就返航。”
胆大心细的王昂此时非常冷静，他注意到飞机的右发动机加力虽然断开，但速度还在缓慢地增加，于是，他一边用一只脚使劲蹬左舵，修正偏航，一边迅速调整飞机的姿态。
塔台上的指挥员听到了他平静的声音：“飞机状态平稳。我再试一次。”
王昂继续推加力，飞机的速度继续加大，速度仪表的指针渐渐上升，当到达预定的最大速度时，王昂发出了火箭。（这是利用火箭产生的气动力，让飞机发生颤振的一种试验方法。）
飞机安然无恙，试验成功了！
在地面人员的欢呼声中，王昂驾驶飞机胜利返场。
“你是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飞出了数据”
作为试飞员，要飞别人没有飞过的飞机，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科目，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教材、资料作为参考，也缺乏条令、规范用作依据，只能依靠经验的累积和知识的贯通。这其中，风险与困难总是如影随形。
6月是阎良最好的季节之一，也是试飞员们最繁忙的日子。
王昂坐进了驾驶舱，他今天的科目是加力边界试验。
这一天天高云淡，能见度很好。当飞机按计划爬升到预定高度后，左发动机开始使用加力。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嘭嘭”两声，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
王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他没有惊慌，迅速把油门拉到停车位置，随后转向机场，并报告地面指挥员：“双发停车。”
指挥员当即命令：“到12000米，重新开车。”
到了预定高度，王昂先后3次轮番启动左发和右发，但都没有成功。
“启动不成功。”尽管空中传回的声音很平静，但在地面指挥所的人们听来，无异于惊雷。
包括王昂在内，所有人都十分清楚，飞机失去动力会有什么后果。
指挥员适时下达命令：如果高度再掉，就跳伞。
尽管死神的手已经叩到他的舷窗，王昂的头脑依然冷静清醒：双发空停这种异常情况，平时无法试飞，地面亦完全不可能模拟，现在正是掌握这个资料的好机会。凭着飞行员超常的眼力和特殊的快速记忆本领，他记录下此时飞机每秒钟的下滑速度。他要为这种高速歼击机积累极为宝贵的科研资料。同时，他一面做好迫降的准备，一面继续启动发动机……
飞机的高度在不断降低，地面上监控报告：高度3000。
这是最后的机会——发动机再不能启动，就只能跳伞和迫降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昂声音清晰地报告：“右发启动成功。”
指挥员马上命令：“右发油门加上去！”
“明白。右发加油门。”
接着，王昂又一次报告：
“左发启动成功。”
此时飞机离地面只有1500米了。
“保持速度。拉起来。”
飞机重新被拉起，盘旋一圈后，对准跑道安全着陆！
在这次飞行中，王昂不仅挽救了飞机，而且取得了这种高速歼击机在高空、中空和低空的准确下滑率，为科研人员提供了靠仪器等其他手段所不能取得的极其宝贵的资料。闻讯赶来的科研所领导握着王昂的手，眼里含着泪水：“你是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飞出了数据。” 大学毕业，加上多年的飞行，使王昂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能飞我国现有的各种型号的战斗机，在试飞中更是多次立功受奖。但他从不满足，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他说：“作为一名试飞员，经常面临的是新的机种、新的技术、新的课目，如果不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就会在一些试飞任务中束手无策，就会延误航空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试飞员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
10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有关航空科学技术资料，精心攻读飞行原理，研习外国先进飞机试飞和有关驾驶等问题的书籍和资料;他自学了英语、日语，加上在大学学的俄语，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有关的国外航空专业方面的书刊;他还把一些资料翻译出来，供其他试飞员参考。
一天，王昂驾驶某型高速歼击机作检验飞行，按预定计划完成12500米高度上的试飞任务后，准备在8000米高度上完成马赫数（即音速的倍数）1.5的检飞动作。当他打开加力，将马赫数增至1.24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飞机突然抖动了起来，而且随着速度的增大，抖动也越来越厉害。王昂立刻判断是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他果断地切断了右发动机加力，抖动才停止了。随后，他一面观察飞机的工作情况，一面收油门，放减速板，下降高度。
当下降到4000米时，他听到进气道声音似乎有些粗糙，发动机发生不正常的震动。王昂迅速作出判断：飞机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落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指挥员同意了。
但此时，飞机刚起飞不久，载油量很大。王昂坚持不再进行空中耗油，他操纵飞机在着陆油量超过规定、顺风每秒2米的困难条件下返场准备落地。
飞机降落在跑道上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减速伞放不出（已被烧坏）。王昂当机立断，一边用刹车减速，一边关闭发动机。但战机仍在跑道上高速前冲，眼看距离跑道尽头的保险道口只有400米了，只得使用应急刹车。
在刹车扳下的一瞬间，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跑道尽头居然有一个老乡骑着自行车，车后还带着一个人，沿着机翼右前方同向前进。
此时，飞机呼啸着，眼看离自行车越来越近。老乡吓呆了，也不知道躲避，扶着自行车跳下来，傻傻地站着不动。
千钧一发之际，王昂的手准确地伸向应急刹车，用力拉动下，飞机的左轮胎当即爆裂，飞机斜着庞大的身躯从自行车边上一擦而过，停在跑道尽头。
飞机刹住了，两名老乡的生命保住了。
王昂来不及等到机务人员到场，便立即跳下飞机。他刚离开飞机，机身下方就冒出了滚滚浓烟和通红的火苗。
事后，科研人员分析事故时发现：飞机发动机出现严重故障。
王昂靠着他的丰富经验和敏锐判断，加上娴熟的技术和大无畏的精神，又一次挽救了党和人民的财产。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渭水河畔的稚嫩青年，经过无数天际风云的打磨，已经满头华发。组织上调整了他的工作，王昂被调往航空工业部担任领导，继续为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做贡献。
身居高位的王昂有了更加远瞻性的思考。进入新时期后，世界軍事风云的变化说明，强大的航空工业是支撑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强大的重要命脉，对位于“宝塔”顶端的试飞员的需求从数量到质量都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自学成长的过程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他着手抓试飞员的队伍建设，为航空工业培养阶梯式试飞员队伍。在他的直接主抓下，航空部与空军联合，从航空工业系统的大学，前后4次选拔出一批试飞员苗子。
头发花白的王昂亲自登上讲台给这些年轻的新试飞员上课。他结合自己的经历，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大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试飞员。经过王昂等人的共同努力，这批试飞员中的很多人在新型三代、四代机的科研试飞任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空军试飞队伍主力干将的李中华、张景亭等人。（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