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舶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很少，导致在中共创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成为莫衷一是的悬案。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傅周年来临之际，笔者对尚存疑问的部分悬案作些简单的介绍和分析，以求再度引起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注意和兴趣，以便早日解开谜团，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
人们都知道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论和分歧的。许多学者认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理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就称为共产党而非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多次使用了“吾党”一词；李大钊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时填写入党的时间是1920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时填写的入党时间也是1920年等等。
事实上当事者中支持两种说法的人都有，如“一大”代表陈潭秋、张国焘认为党的“一大”会议就是党的成立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6月号上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坠地了。”1971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而1937年董必武却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包惠僧则说：“就我的记忆，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夏秋之交成立的……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而它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能像一般的政党组织那样合法地去有关部门注册登记，也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布自己组织正式成立的宣言。因此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问题事后出现众说纷纭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由于缺乏一个评判标准及后人的看法认识不同而已。
二、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会议从现在看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人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呢？虽然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对此有所回忆，但大多语焉不详。
对于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其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的回忆。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是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现象有意见。同时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召开“一大”的通知，认为受到轻视而产生抵制情绪。这一论断已在学术界达成一定的共识。
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则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1921年6、7月间李大钊要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未能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出席“一大”。主要依据张国焘等人回忆。张国焘曾说李大钊因“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刘仁静有两则回忆都说到李大钊因“工作忙，走不脱”，甚至忙到连支部会议都不能参加。至于“校务纷繁”些什么？“工作忙”些什么？ 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刘仁静都未加说明。第三种观点是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并受伤住院，故未能出席。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主要不是出于当时“公务繁忙”，而在于陈独秀、李大钊对“一大”并不是很重视。因为在当时许多党员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已于1920年宣告成立。如李达、张申府、邓中夏等都是这么看的。许多学者也认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然中共的全国组织已经于1920年成立，那么1921年召开的“一大”的意义被低估应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一大”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后来赋予的。“一大”会议及会后反映出的一些情况，也足以证明：陈独秀、李大钊低估“一大”，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以上都只是推测，因为陈独秀、李大钊事后都没有就此事作过说明，因此究竟是何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中共“一大”是哪一天闭幕的？
1921年7月30日晚上，正在进行中的“一大”会议由于遭巡捕房袭扰而被迫中止，此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完成了全部议程。但是对“一大”闭幕的时间，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嘉兴开会的时间存有多种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等书把中共“一大”闭幕时间写成8月初，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则回避了具体的日期。过去有学者认为南湖会议是7月31日 召开的，近年来随着党史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学者们经过研究和推理分析，基本上否定了“7月31日闭幕”说，目前对闭幕时间说法主要持有“8月2日”、“8月5日”、“8月1日”三种观点。
“8月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信中说：“一大”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然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学者们认为，董必武信中的“隔了一日”在南湖开会，即是8月1日。因为7月30日晚发生意外，31日上午在南湖开会是十分紧张的，所以8月1日在南湖开会的可能性较大。
“8月2日闭幕”说。主要依据是（1）当时到南湖安排会议的主要当事人王会悟在多次接受采访时，始终强调是上海停会后“隔两日”在南湖开会的，隔两日就是8月2日。（2）通过查阅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地方通讯栏，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发生历史上罕见风灾”。如果8月1日代表们在南湖开会，必会受风灾的困扰。而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都说南湖会议“顺利进行”、“圆满结束”，而没有提及这场灾难。这说明南湖开会是8月1日之后而不是8月1日。（3）陈公博在“一大”会后不久写过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登在当时的《新青年》上。文中提到，他与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赴杭，“（8月）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后来陈公博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从杭州）归来上海之后，（周）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证明南湖会议闭幕是于3号之前1号之后的2号。
“ 8月5日闭幕”说。它的主要依据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1921年10月13日向莫斯科报告，称“从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虽然冈碌日闭幕说也是孤证，但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查到的史料，比回忆录显然更具说服力了，而且既然开幕时间采用了这则材料，那么闭幕日期也应如此。
四、中共“一大”党纲中为什么没有第十一条？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共党纲中文本，能够看到的中共“一大”党纲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俄文本见于共产国际保存的档案，英文本见于陈公博1924年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
在简短的、仅有十五条的“一大”党纲中，竟有一项条款短缺。这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于“一大”纲领第十一条缺失的原因目前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遗漏说。在俄文本的注释中首先提出这种说法。“一大”纲领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而俄文本被首先发现，与后来发现的英文本相比，无大的矛盾之处，所以一般研究者也就采用俄文本所持的“遗漏”一说。当然“遗漏”二字既可以是学术推断，也可以被看作对这一历史文献重大缺失的客观说明。第二，技术错误说。主要是陈公博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后所附的“一大”纲领。有学者认为，“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第三，删除说。有学者大胆推测被删的第十一条的内容是民主集中制。因为新生的中共对于究竟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最后只能以特殊的形式处理之。
当然，以上关于第十一条的考证，都还是一些推测。最后结论还有待于发现新的资料和更有说服力的推论。
五、中共“一大”会场为什么会被突然搜查？
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议在李汉俊家开会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现在已经查明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是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关于“一大”被搜查的原因目前存在两种说法：
一说是马林的关系。“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说，开会时马林说话声音洪大，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到，因而人们曾长期以为是马林的大嗓门暴露了会场。另一位“一大”代表董必武则认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居住的不多，故马林进入会场便引来了怀疑。后来，从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发现，马林一到上海就受到了法租界警方的监视。因此7月30日晚马林到李汉俊家以后，巡捕前来搜查，特别反复询问李汉俊、陈公博这两个外国人是谁。不过此说也有矛盾之处，既然租界知道马林的身份为什么前两天没来搜查呢？又为什么不直接先派巡捕包围李家呢？为什么还要问马林是谁呢？应该问马林来干什么才对。
二说是偶然发现。根据有关材料，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而当时正好有一个公共租界警方密切注意的、名叫全国联合会的恰巧在“一大”会场隔壁，经考证，当年程子卿是在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误入了“一大”会场。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笔者认为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法租界警方确实由于马林的关系而怀疑有非法聚会，但是还不能确定，所以派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装成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入内查看，由于马林的机警，才使法租界巡捕扑了空。关于此问题也还有待广大学者进一步考证。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一、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
人们都知道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论和分歧的。许多学者认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理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就称为共产党而非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多次使用了“吾党”一词；李大钊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时填写入党的时间是1920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时填写的入党时间也是1920年等等。
事实上当事者中支持两种说法的人都有，如“一大”代表陈潭秋、张国焘认为党的“一大”会议就是党的成立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6月号上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坠地了。”1971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而1937年董必武却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包惠僧则说：“就我的记忆，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夏秋之交成立的……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而它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能像一般的政党组织那样合法地去有关部门注册登记，也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布自己组织正式成立的宣言。因此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问题事后出现众说纷纭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由于缺乏一个评判标准及后人的看法认识不同而已。
二、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会议从现在看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人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呢？虽然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对此有所回忆，但大多语焉不详。
对于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其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的回忆。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是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现象有意见。同时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召开“一大”的通知，认为受到轻视而产生抵制情绪。这一论断已在学术界达成一定的共识。
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则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1921年6、7月间李大钊要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未能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出席“一大”。主要依据张国焘等人回忆。张国焘曾说李大钊因“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刘仁静有两则回忆都说到李大钊因“工作忙，走不脱”，甚至忙到连支部会议都不能参加。至于“校务纷繁”些什么？“工作忙”些什么？ 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刘仁静都未加说明。第三种观点是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并受伤住院，故未能出席。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主要不是出于当时“公务繁忙”，而在于陈独秀、李大钊对“一大”并不是很重视。因为在当时许多党员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已于1920年宣告成立。如李达、张申府、邓中夏等都是这么看的。许多学者也认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然中共的全国组织已经于1920年成立，那么1921年召开的“一大”的意义被低估应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一大”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后来赋予的。“一大”会议及会后反映出的一些情况，也足以证明：陈独秀、李大钊低估“一大”，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以上都只是推测，因为陈独秀、李大钊事后都没有就此事作过说明，因此究竟是何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中共“一大”是哪一天闭幕的？
1921年7月30日晚上，正在进行中的“一大”会议由于遭巡捕房袭扰而被迫中止，此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完成了全部议程。但是对“一大”闭幕的时间，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嘉兴开会的时间存有多种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等书把中共“一大”闭幕时间写成8月初，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则回避了具体的日期。过去有学者认为南湖会议是7月31日 召开的，近年来随着党史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学者们经过研究和推理分析，基本上否定了“7月31日闭幕”说，目前对闭幕时间说法主要持有“8月2日”、“8月5日”、“8月1日”三种观点。
“8月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信中说：“一大”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然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学者们认为，董必武信中的“隔了一日”在南湖开会，即是8月1日。因为7月30日晚发生意外，31日上午在南湖开会是十分紧张的，所以8月1日在南湖开会的可能性较大。
“8月2日闭幕”说。主要依据是（1）当时到南湖安排会议的主要当事人王会悟在多次接受采访时，始终强调是上海停会后“隔两日”在南湖开会的，隔两日就是8月2日。（2）通过查阅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地方通讯栏，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发生历史上罕见风灾”。如果8月1日代表们在南湖开会，必会受风灾的困扰。而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都说南湖会议“顺利进行”、“圆满结束”，而没有提及这场灾难。这说明南湖开会是8月1日之后而不是8月1日。（3）陈公博在“一大”会后不久写过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登在当时的《新青年》上。文中提到，他与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赴杭，“（8月）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后来陈公博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从杭州）归来上海之后，（周）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证明南湖会议闭幕是于3号之前1号之后的2号。
“ 8月5日闭幕”说。它的主要依据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1921年10月13日向莫斯科报告，称“从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虽然冈碌日闭幕说也是孤证，但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查到的史料，比回忆录显然更具说服力了，而且既然开幕时间采用了这则材料，那么闭幕日期也应如此。
四、中共“一大”党纲中为什么没有第十一条？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共党纲中文本，能够看到的中共“一大”党纲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俄文本见于共产国际保存的档案，英文本见于陈公博1924年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
在简短的、仅有十五条的“一大”党纲中，竟有一项条款短缺。这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于“一大”纲领第十一条缺失的原因目前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遗漏说。在俄文本的注释中首先提出这种说法。“一大”纲领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而俄文本被首先发现，与后来发现的英文本相比，无大的矛盾之处，所以一般研究者也就采用俄文本所持的“遗漏”一说。当然“遗漏”二字既可以是学术推断，也可以被看作对这一历史文献重大缺失的客观说明。第二，技术错误说。主要是陈公博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后所附的“一大”纲领。有学者认为，“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第三，删除说。有学者大胆推测被删的第十一条的内容是民主集中制。因为新生的中共对于究竟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最后只能以特殊的形式处理之。
当然，以上关于第十一条的考证，都还是一些推测。最后结论还有待于发现新的资料和更有说服力的推论。
五、中共“一大”会场为什么会被突然搜查？
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议在李汉俊家开会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现在已经查明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是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关于“一大”被搜查的原因目前存在两种说法：
一说是马林的关系。“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说，开会时马林说话声音洪大，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到，因而人们曾长期以为是马林的大嗓门暴露了会场。另一位“一大”代表董必武则认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居住的不多，故马林进入会场便引来了怀疑。后来，从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发现，马林一到上海就受到了法租界警方的监视。因此7月30日晚马林到李汉俊家以后，巡捕前来搜查，特别反复询问李汉俊、陈公博这两个外国人是谁。不过此说也有矛盾之处，既然租界知道马林的身份为什么前两天没来搜查呢？又为什么不直接先派巡捕包围李家呢？为什么还要问马林是谁呢？应该问马林来干什么才对。
二说是偶然发现。根据有关材料，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而当时正好有一个公共租界警方密切注意的、名叫全国联合会的恰巧在“一大”会场隔壁，经考证，当年程子卿是在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误入了“一大”会场。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笔者认为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法租界警方确实由于马林的关系而怀疑有非法聚会，但是还不能确定，所以派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装成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入内查看，由于马林的机警，才使法租界巡捕扑了空。关于此问题也还有待广大学者进一步考证。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