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甘肃境内不仅是早期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曾是一些种族转移迁徙的通道，后来又是各种类型的古文化育生递接，众多民族活动、交往、冲突、融汇、定居的舞台。在中华民族基本形成之后的漫长历史中，甘肃是农耕、游牧、骑猎三大文化圈的切合地带，不同经济形态的碰撞和渗透，使社会文化洋溢着地域性特色。商周时代甘肃东部崛起过一些氏邦方国，如泾、渭流域的豳和密须，西汉水上游的赢秦等。它们尊中央王朝为宗主，文化上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同时又和西部各族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沟通、连接华夏与戎狄的桥梁和纽带。西部地区对中原政治、文化日趋增强的向心力，就是由它们培育起来的。秦汉以后，甘肃一方面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一方面又是封建王朝西北边域的塞防要地。境内驿道通畅，烽燧相望，亭障遍设，重镇棋布，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丝绸之路”，几度勃兴。大量古代文化遗存，不仅呈现出本地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状况，也反映了中外物质、精神交流的频繁和昌盛，以及国家民族政策、西部行政和边域防务的实情。上述历史背景奠定了甘肃地区深厚而卓异的文化底蕴，并决定了今天甘肃省古代物质遗存丰富且具特色的优势。这是甘肃省博物馆文物收藏的土壤和根底。
　　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36年的甘肃科学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该馆更名为“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按历史、自然、社教三大部分为主体的地志馆模式，正式建立甘肃省博物馆。现藏各类文物共约35万余件，其中历史文物近33万件。文物来源一部分由原甘肃省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一部分系建馆以来历年的社会征集，而大部分出自考古发掘。堪称精品的历史文物在3000件以上，内含国宝级文物16件（组），国家一级文物721余件（组）。从白垩纪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到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从商周以来的青铜器、陶瓷玉器到汉唐的丝绸之路文明，包括宋元明清的瓷器、木雕、丝织品、绘画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萃宝、古生物化石等珍贵文物独具特色。它们都是甘肃古代文明的物质载体，蕴含着无限量的社会信息，或直接而充分、或隐晦而局部地反映了古代甘肃的历史演变与人文面貌，内秉特异的气质，外显亮丽的风采，具有历史的和艺术的多重价值，既是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又是可供观赏的稀世珍宝。
　　一、气象万千的彩陶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彩陶则是原始社会氏族制度发展到鼎盛期，制陶业进入更高阶段的产物。彩陶的生产不仅为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也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审美需要，集使用和艺术于一体。彩陶日趋繁丽的纹饰，既表现了先民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认知，更反映了先民的生活情趣和对美的追求，展示出先民审美经验的积累和升华。
　　甘肃黄土高原的河谷地带，是我国早起农业发源区之一。在黄河母亲乳汁的哺育下，距今约8000年前就诞生了比仰韶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大地湾文化，出现了同西亚两河流域彩陶遥相呼应的我国最早一批彩陶。发展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彩陶工艺进入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到半山类型，到马厂类型，历三期而未衰。坚腻的胎质，丰繁的器类，缤纷的色彩，绚丽的图案，可谓气象万千，令后世盛赞不已，甘肃也因此拥有了“彩陶之乡”的美誉。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在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青铜文化中，彩陶工艺虽呈衰势而余辉仍璨，且因地域不同而各具风姿（图一至图五）。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距今8000～2000年间省境所出各个时期的彩陶约5000件，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精品多达200余件。
　　二、源远流长的青铜器
　　我国的青铜制作，萌生于河陇地区。众所周知，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刀是迄今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青铜器（图六）。
　　甘肃东部与关中邻接，经济上同属农耕文化圈，在华夏主流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较早地进入了文明期。西周时期，甘肃东部是王朝的畿外门户，是王室联络、控制西部诸戎的襟带和屏障，是统治集团曾着力经营的战略要地。后世这一带商周重器频频面世，原因即在于此。汉代及汉代以后的青铜工艺，逐渐向世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摆脱了贵族理念束缚的匠师们，从社会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了许多直至今日仍能震撼我们心灵的艺术品（图七至图十二）。
　　三、形雅神逸的玉、石雕
　　中国人自古有深厚的崇玉情结，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过玉器。新疆是最优质玉材的产地，而早在商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存在不少用新疆玉雕琢的器物，那些玉材是通过甘肃走廊而东传的。所以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的前身，是玉石之路。甘肃境内所出史前文化玉器的质地分析，支持了这种说法。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玉器的另一大亮点是汉代的葬玉。如蝉形玉冶、猪形玉握、叶形玉眼盖等均玉质精良，玲珑剔透，雕工纯熟，观赏者可以充分领略简洁豪放的“汉八刀”雕技。除了汉代葬玉外，还有许多不可不赏的历代珍品（图十三、图十四）。
　　馆藏石雕作品，堪称大宗。有许多精妙之作属佛教艺术领域，除此之外，如马厂文化类型的石雕人面像和石臂筒、四坝文化的球形权杖头、汉代的蟠璃盖三足石砚、浮雕人物石摇钱树座（图十五）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肃王府淳化阁帖刻石更是铜奔马之外的另一宗镇馆之宝。帖石逼真地再现了包括王羲之、王献之、张芝、钟繇、索靖及欧、褚、颜、柳诸家在内的宋以前历代书法巨匠的精品，堪称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座宝库。
　　四、内涵丰富的简牍
　　秦以后甘肃地区逐渐完全地划归中国版图，正式成为国家行政区。为了巩固新辟的疆土，更为了保持西域交通以及对匈奴战争的需要，中央政府大力加强对甘肃这片边塞要地的军事机构建设和行政管理。这种特殊背景，不仅使甘肃地区分散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官方文书档案资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甘肃本土文化教育的发展。那时我国的文字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简牍，记录着各种内容的大量简牍，经历了历史风云的千百年变幻，沉淀在甘肃。一则由于自然条件善待，土质干燥，竹木品不易朽腐；二则由于处位僻远，很少受到人为的破坏，那些简牍大部分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简牍，最重要的有《仪礼》简、医药简牍、王仗简。
　　五、流光溢彩的金银器
　　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到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以及稍后发掘的圆顶山秦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小型金饰片近20件，包括口唇纹雨瓣形、口唇纹长条形、云纹圭形、兽面纹盾形等样式。另外还藏有出土于清水县刘坪秦墓的四鸟纹金饰片和虎噬羊纹金饰片，时代已属战国，其造型与纹饰要比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精美，且已渗透着游牧文化的气息，反映了秦域内制金工艺的进步（图十六、图十七）。
　　若从工艺价值角度立论，馆藏金银器中最具观赏性的，要算兰州上西园出土的一批明代器物，包括金龙、金风、金簪、金耳坠、金帽饰、金甲套及金碗等。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具有极高的品位。其共同特点是，做工考究，造型超凡，气韵华贵，有些饰件还镶嵌有光彩夺目的红、蓝宝石或珠、玉，锦上添花，美不胜收。
　　还有两件银制品不宜忽略，它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更高层位上相互辉映，属于那类文化内涵非一般性观赏所能揭示的器物。一件是靖远县出土的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另一件是发现于兰州的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
　　六、形神兼备的木雕与砖画
　　甘肃省特有的干燥气候与多沙砾的地层环境，不仅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古代简牍，也使许多木器得以重见天日。汉代木器距今已经2000年左右，在其他地方已朽失地下，而在甘肃却还频频面世。所以，甘肃省博物馆的木器收藏得天独厚，量和质都能在全国文博机构中首屈一指（图十八）。品类包括各式性能的生活用具，各种形象的人物和动物，还有板画。其中除了鸠杖和一件漆栻盘为实用品外，绝大部分是明器。
　　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自汉至唐经历过经济、文化的繁荣期，盛开过中西文化交流的花朵。上个世纪后期那一带多发现的魏晋墓葬，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往昔的辉煌历史。魏晋墓葬中，葬品虽早已荡然无存，但保存在墓壁上的大量绘画作品，却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画作大都直接绘在墓壁的砖面上，每块砖即为一副独立的图画。内容皆为当时经济生产及贵族生活的写实，包括耕种、畜牧、桑蚕、狩猎、打场、屠宰、疱炊、歌舞、宴饮、出行、驿递等各种场景，全面揭示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面貌。
　　七、巧夺天工的丝织物
　　桑蚕业及丝纺技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甘肃省不仅居于丝绸之路的中心段落，为丝织品运销西方的必经之路，而且也是古代丝绸的重要产地。考古发现已证明，早在齐家文化时期，陇原大地即已有丝织品的出现，前面介绍过河西走廊西部的魏晋墓砖画，其中有多幅即以桑蚕业为题材。甘肃地区由于以上原因，又具备宜于保存易朽物的自然环境，遂形成古代丝织品遗留较多的优势，这一优势明显地反映在甘肃省博物馆的藏品上。
　　馆藏汉代丝织物的种类已颇可观，有彩绘铭旌、印花绢面草编盒、织锦绣绢针黹盒、绢底平绣人物像、禽鸟纹绣花边等。它们不仅反映了汉代丝纺业所达到的技术高度，丝织物在民间流行的品类，也告诉我们汉代刺绣工艺的发展情况（图十九至图二十二）。
　　八、圣洁超俗的佛教艺术品
　　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佛教东传之路，佛教经西域向中原传播，必须经过甘肃走廊。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扩扬，都要经历一个适应异域文化土壤的过程，佛教的中土化，正是在甘肃地区完成的。自汉至唐，传教者和取经者，不断从甘肃通过，在甘肃停留；译经者和讲经者，纷纷在甘肃聚集，在甘肃著述。甘肃天然地成为佛教在我国最初的发育地，除了上述地理性因素外，还有些政治性、社会性因素在起作用。魏晋以后西北地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佛教思想正适应苦难中大众的精神需要；此起彼伏不断涌现的地方割据政权，也都倡导佛教，利用宗教力量收拢民心。于是，陇原大地上石窟竞开，禅寺纷立，佛教艺术也随之兴盛起来。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佛教艺术品数量之巨，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已为社会所熟知。精品有彩绘影塑佛像，彩绘影塑菩萨像、石雕佛像、石雕菩萨像、石雕造像碑、柱形石雕造像塔、多层石雕造像塔、壁画、舍利容器，以及手抄佛经、经变画等。在馆藏16件（组）国宝级文物中，佛教文物即占了6件（组），其份量之重可想而知（图二十三）。
　　九、其他
　　除上述八个方面简略点示了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历史文物概貌，甘肃省博物馆藏品中构成系列的领域，还有很多。比如西夏文物也有不少珍品，包括官印、钱币、活字版佛经、雕版文籍、草书、占辞、瓷器等。馆藏西夏黑釉剔刻牡丹纹六系罐（图二十四），器形宏大，剔技纯熟，所剔牡丹纹花繁叶茂，姿态各异，很典型地显示了上述西夏瓷器的工艺特色。
　　还有唐三彩。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三彩俑，以规格超长、形象生动、气势恢宏而著称。造型有胡人牵马俑、胡人牵驼俑、天王俑、文官俑、武官俑、男骑马俑、女骑马俑、立牛、卧牛、镇墓兽、凤头壶等。这批三彩器人物和动物塑造都使用写实手法，形神兼备，稳重健美，釉色纯净，十分壮观，展现了盛唐时期三彩釉陶作品的亮丽风采。
　　再如馆藏的“文房四宝”，也都是不可多得的至珍。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的汉代“白马作”毛笔，是迄今所指汉笔中制作最精良、保存最完好的一支。出土于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边塞遗址的纸张，是我国早期纸张的重要标本。
　　此外，馆藏品中还有些虽不成系列，但却独放异彩的文物，如被誉为“中国第一画”的大地湾411号房址中的神秘地画、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五足炉、汪世显家族墓地所出元代莲花形玻璃托盏、明代的“庄严妙相”象牙印和阿拉伯文铜香炉、清代左旋法螺等都足以使展厅生辉，使观赏者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