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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著名文史学者傅璇琮先生在为中华书局版《学林漫录》丛刊初集所拟的编者话中说: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显见其对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学术随笔的喜爱与推重。而《观澜文丛》七种,正是继傅璇琮、徐雁先生主编的河北教育版《书林清话文库》之后问世的,又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全套以“文史观澜,悦读顾问”为宗旨。《江淮雁斋读书志》便是其中一部。
一
《江淮雁斋读书志》是一部研究论文与读书随记的合集,第二辑辑题为“古欢与陈香”,这五个字似乎正是全书的主旋律。所谓“古欢”,如第一辑“文献史读解”中的“史”和第三辑“旧书文化随札”中的“旧”,至于其中的“陈香”,则有待于笔者本文所要发扬并光大出来的所在。
著者的文献史研究,以旧书业为载体。中国旧书业作为中国藏书史的子系统,是中国社会文化产品的历史积累与传播的过程展现,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雁斋读书志》卷一“文献史读解”部分的6篇文章,用去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更因为其学理性与可读性并重,富有学术思想与文化创见,成为全书首要推重的部分。通过这一部分,可以窥见著者文献史研究的方法、创见与贡献。
在《从“来薰阁”到“通学斋”:绝代坊贾陈济川与坊间学人孙殿起》一文中,著者对旧书业这一文献史现象的当下研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今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和知识传播方式、读者群体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指出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关注旧书业“只是为了继承传统的行业精神——或如陈济川那种服务至上、与时俱进的商务精神,或如孙殿起那种著书编目、孜孜以求的人文精神。这才是中国千年古旧书业,除了通过历代藏书家和书贾的手,传递到国立图书馆古籍部的历史文献财富外,留给后世的另一笔丰厚精神财富”。
著者对旧书业研究的这种文献史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中日图书交流史这一课题的探讨上。2007年,“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湖州举办,在作者为研讨会所作专文《不可重做的一份中日汉籍交流史作业:兼探“杨惺吾情结”与“岛田翰情结”》中,对皕宋楼藏书外流这一事件有这样的评述:“历史性的回顾与这一事件有关系的种种书事人事,应当认真记取的,该就是‘相得益彰、相害互伤’这个本质性的智慧罢。”
由此可见,著者的文献史观,不仅仅停留于古籍善本的保存与流传方面,而是在叙录文献版本、流传信息和评述相关历史人物活动的同时,更认识到旧籍文献这一纸质形态背后的无形的精神文化。
除了在对文献史研究的认识上别有创见外,著者在文献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实践。2008年年初,在“中国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之前,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力邀著者为该会作一专文。实际上,地方志对于著者来说,不过是其读书、藏书、用书的史料来源,缘何会受邀参加以“地方志”为主题的专业会议呢?著者并非方志学家,又凭何以“方志半世纪(1911—1956)”为题而作专文呢?
且看著者所拟的副标题:“中国地方志的蒐集流通与中国旧书业”,便可知作者论方志的着力点,在于方志的收藏与流通,那么有百万字学术专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的著者,自然无愧于“专家”了。
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知识传播史上,中国方志为现当代的学术和文化建设,发挥了其独特的文献史料作用,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自身的丰厚历史文献价值”,并对之详细分析,提出了地方志的三大文献学价值:
(1)为中国方志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资源基础;(2)为中国书业界恢复和发扬原本影印和整理出版业务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3)中国旧方志不仅可备影印续命后者重新整理后编辑出版,其更广泛的作用乃在于藉由学者之中介,在知识领域发挥“推陈出新”的创造性功用。
中国旧籍文献品类多样。现今,方志、谱牒等专门领域也都有各自的专家。作为文献史研究的学者,必然需博通于各种古旧文献。“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起群峰环”(王云五语),如何在文献史研究中既博且专,由博返约,触类旁通,著者用他的学术实践,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示范。
上述文献史观与方法创见,直接促成了著者的旧书业研究在文化层面上“怀古之文化读解,示今之文化经验”的特点。无论是那百万字巨著《中国旧书业百年》,还是“文献史读解”一卷的开篇专文《正月里来旧书香:故都厂甸旧书集市风情》,始终贯串其中的就是著者的这种“文献史识”。
在对北平厂甸旧书集市史料的爬梳,以及相关学人史料的爬梳、整合之后,作者紧接着就提出了其文化视角的“读解”:
人类紧跟和追逐时代进程的功利性,使之不能立足现实、珍惜所有,可是一旦失落之后,又常常极为留恋,对于那些日见稀少的物事,更表现出珍惜和向往的人文心态来。连绵历史约二百年的厂甸庙会的商机,正是在于曾经迎合、把握和发扬了这种心理,从而做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民俗、古玩、旧书大市场。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北京人基本告别了物资短缺和家庭清贫的生活状态以后,离开了具有庙会民俗特色的旧货集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城市的文化底蕴,也就缺失了一个展示的场地和宣泄的渠道,而怀古念旧的人们,似乎也就塌陷了一方心灵的殿堂,荒芜了一处精神的家园。
在旧书故纸古物被流通和收藏的行为表象背后,发掘出了书与地域、书与人物、书与时代的文化因缘、人文底蕴和心理脉络,并将这种“读解”而得的经验公示于世,广而告知,显然,这是本书著者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在对中国书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书跋”向为著作者所珍视。读书人或藏书家在观书之余所作题跋,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史史料,也是历代文献学者传承下来的中国优秀学术传统之一。
可以说,对历代书跋的喜好和关注,是著者文献史研究工作中极有人文个性的一环:
大抵从《晦庵书话》和《榆下说书》,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学术的人事,以及中国文献史尤其是藏书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的藏书因此而备。连类而及的,是后来对中国书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收藏。我所集藏的“书之书”——如书话、书评、读书随笔集,读书志、藏书记、题跋集,书史、藏书史、阅读史,以及出版、书店、图书馆史志之类的书籍,多达一千二百馀部,另有各种书文化报章杂志的样刊样版八百馀件。
以上是《徐雁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3)“自序”中的一段话。由此可见,学人题跋、书话之类,在其阅读和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了。
《江淮雁斋读书志》中所收录的《“九流四部闲征遍,消受春灯一穗红”: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中的中国旧书业影踪》一文,即是著者由学人序跋切入中国文献史研究的力作。
著者以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中存在的旧书业史料为叙论的主体,并进而阐明其主旨云:“如今,吾人仅仅通过此番解读双行精舍主人书跋中的旧书业资料,就足以见证一位‘学者型图书馆馆长’敬业乐业的专业主义精神,及其个人学识才华在图书馆业务中互益双赢的一种成材模式,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优秀业务传统之一。”
对学人书跋的研究既是著者文献工作中独具特色、极有影响的部分,同时也是他勤力专研、学为所用的治学实践之一。这种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为其所读之书作书评书话和读书札记。
这类作品较早的有《秋禾书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0),该书记录了著者问学十年间由书话写作而及书评的学术历程。这类书话书评、读书札记,继续在著者后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江淮雁斋读书志》一书所收,涉及《国学四十讲》、《陆侃如和冯沅君》、《魏建功传》、《全祖望评传》等多种。
其二,为其所编著之书作序跋。
此类文章以《徐雁序跋》为代表,该书系其所著、所编之《秋禾书话》、《雁斋书灯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读书台笔丛》(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等共18种作品的序跋。在《江淮雁斋读书志》中,则专设有“旧书文化随札”一卷,编入著者为指导其门内研究生弟子编集《旧书业的郁闷》、《旧时书坊》等书后的解题文字等。
“惜花春起早,爱书夜眠迟”(江淮雁斋所悬联语),著者由对书卷的喜爱而博爱与书密切相关的学士文人。《江淮雁斋读书志》卷二“古欢与陈香”部分,涉及全祖望、魏建功、陆侃如和冯沅君夫妇、俞平伯、巴金、黄裳、郭风、林公武等学人文士,并对其人其书与国学、与文史、与人文的关系进行了读解。
著者将对书的感情倾注于“国学”这顶被神圣化同时也被世俗化的“高帽”中,并将其分解为与国学有关的书、与国学有关的人,也因此更贴近读者,让人易读,令人喜读,使读者不知不觉中浸染于国学气韵之中。这又是作者面向大众读者读解国学的一大贡献了。
著名文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也就是著者当年从学于北大图书馆学系的老师,在《江淮雁斋读书志》序中推介说:
秋禾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等处闭门造车死读书的人;(他)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到处调查研究,把重点放在旧书业方面,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创见极多;他深知读书的好处,因而爱书成癖,买书成性。不过据我所知,他藏书是为了用书,并不是专门收藏古本的旧式藏书家。
白先生的评介,既鲜明地呈现出著者这个爱书人的“形象”,又“读解”出了著者耕读于文献学领域的两条重要路径:一是为读书而买书,久而成为集藏家;其二出入书卷,行旅天地,于有字句处做文献学问,从无字句处识世道公理。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一
《江淮雁斋读书志》是一部研究论文与读书随记的合集,第二辑辑题为“古欢与陈香”,这五个字似乎正是全书的主旋律。所谓“古欢”,如第一辑“文献史读解”中的“史”和第三辑“旧书文化随札”中的“旧”,至于其中的“陈香”,则有待于笔者本文所要发扬并光大出来的所在。
著者的文献史研究,以旧书业为载体。中国旧书业作为中国藏书史的子系统,是中国社会文化产品的历史积累与传播的过程展现,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雁斋读书志》卷一“文献史读解”部分的6篇文章,用去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更因为其学理性与可读性并重,富有学术思想与文化创见,成为全书首要推重的部分。通过这一部分,可以窥见著者文献史研究的方法、创见与贡献。
在《从“来薰阁”到“通学斋”:绝代坊贾陈济川与坊间学人孙殿起》一文中,著者对旧书业这一文献史现象的当下研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今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和知识传播方式、读者群体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指出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关注旧书业“只是为了继承传统的行业精神——或如陈济川那种服务至上、与时俱进的商务精神,或如孙殿起那种著书编目、孜孜以求的人文精神。这才是中国千年古旧书业,除了通过历代藏书家和书贾的手,传递到国立图书馆古籍部的历史文献财富外,留给后世的另一笔丰厚精神财富”。
著者对旧书业研究的这种文献史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中日图书交流史这一课题的探讨上。2007年,“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湖州举办,在作者为研讨会所作专文《不可重做的一份中日汉籍交流史作业:兼探“杨惺吾情结”与“岛田翰情结”》中,对皕宋楼藏书外流这一事件有这样的评述:“历史性的回顾与这一事件有关系的种种书事人事,应当认真记取的,该就是‘相得益彰、相害互伤’这个本质性的智慧罢。”
由此可见,著者的文献史观,不仅仅停留于古籍善本的保存与流传方面,而是在叙录文献版本、流传信息和评述相关历史人物活动的同时,更认识到旧籍文献这一纸质形态背后的无形的精神文化。
除了在对文献史研究的认识上别有创见外,著者在文献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实践。2008年年初,在“中国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之前,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力邀著者为该会作一专文。实际上,地方志对于著者来说,不过是其读书、藏书、用书的史料来源,缘何会受邀参加以“地方志”为主题的专业会议呢?著者并非方志学家,又凭何以“方志半世纪(1911—1956)”为题而作专文呢?
且看著者所拟的副标题:“中国地方志的蒐集流通与中国旧书业”,便可知作者论方志的着力点,在于方志的收藏与流通,那么有百万字学术专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的著者,自然无愧于“专家”了。
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知识传播史上,中国方志为现当代的学术和文化建设,发挥了其独特的文献史料作用,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自身的丰厚历史文献价值”,并对之详细分析,提出了地方志的三大文献学价值:
(1)为中国方志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资源基础;(2)为中国书业界恢复和发扬原本影印和整理出版业务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3)中国旧方志不仅可备影印续命后者重新整理后编辑出版,其更广泛的作用乃在于藉由学者之中介,在知识领域发挥“推陈出新”的创造性功用。
中国旧籍文献品类多样。现今,方志、谱牒等专门领域也都有各自的专家。作为文献史研究的学者,必然需博通于各种古旧文献。“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起群峰环”(王云五语),如何在文献史研究中既博且专,由博返约,触类旁通,著者用他的学术实践,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示范。
上述文献史观与方法创见,直接促成了著者的旧书业研究在文化层面上“怀古之文化读解,示今之文化经验”的特点。无论是那百万字巨著《中国旧书业百年》,还是“文献史读解”一卷的开篇专文《正月里来旧书香:故都厂甸旧书集市风情》,始终贯串其中的就是著者的这种“文献史识”。
在对北平厂甸旧书集市史料的爬梳,以及相关学人史料的爬梳、整合之后,作者紧接着就提出了其文化视角的“读解”:
人类紧跟和追逐时代进程的功利性,使之不能立足现实、珍惜所有,可是一旦失落之后,又常常极为留恋,对于那些日见稀少的物事,更表现出珍惜和向往的人文心态来。连绵历史约二百年的厂甸庙会的商机,正是在于曾经迎合、把握和发扬了这种心理,从而做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民俗、古玩、旧书大市场。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北京人基本告别了物资短缺和家庭清贫的生活状态以后,离开了具有庙会民俗特色的旧货集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城市的文化底蕴,也就缺失了一个展示的场地和宣泄的渠道,而怀古念旧的人们,似乎也就塌陷了一方心灵的殿堂,荒芜了一处精神的家园。
在旧书故纸古物被流通和收藏的行为表象背后,发掘出了书与地域、书与人物、书与时代的文化因缘、人文底蕴和心理脉络,并将这种“读解”而得的经验公示于世,广而告知,显然,这是本书著者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在对中国书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书跋”向为著作者所珍视。读书人或藏书家在观书之余所作题跋,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史史料,也是历代文献学者传承下来的中国优秀学术传统之一。
可以说,对历代书跋的喜好和关注,是著者文献史研究工作中极有人文个性的一环:
大抵从《晦庵书话》和《榆下说书》,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学术的人事,以及中国文献史尤其是藏书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的藏书因此而备。连类而及的,是后来对中国书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收藏。我所集藏的“书之书”——如书话、书评、读书随笔集,读书志、藏书记、题跋集,书史、藏书史、阅读史,以及出版、书店、图书馆史志之类的书籍,多达一千二百馀部,另有各种书文化报章杂志的样刊样版八百馀件。
以上是《徐雁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3)“自序”中的一段话。由此可见,学人题跋、书话之类,在其阅读和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了。
《江淮雁斋读书志》中所收录的《“九流四部闲征遍,消受春灯一穗红”: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中的中国旧书业影踪》一文,即是著者由学人序跋切入中国文献史研究的力作。
著者以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中存在的旧书业史料为叙论的主体,并进而阐明其主旨云:“如今,吾人仅仅通过此番解读双行精舍主人书跋中的旧书业资料,就足以见证一位‘学者型图书馆馆长’敬业乐业的专业主义精神,及其个人学识才华在图书馆业务中互益双赢的一种成材模式,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优秀业务传统之一。”
对学人书跋的研究既是著者文献工作中独具特色、极有影响的部分,同时也是他勤力专研、学为所用的治学实践之一。这种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为其所读之书作书评书话和读书札记。
这类作品较早的有《秋禾书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0),该书记录了著者问学十年间由书话写作而及书评的学术历程。这类书话书评、读书札记,继续在著者后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江淮雁斋读书志》一书所收,涉及《国学四十讲》、《陆侃如和冯沅君》、《魏建功传》、《全祖望评传》等多种。
其二,为其所编著之书作序跋。
此类文章以《徐雁序跋》为代表,该书系其所著、所编之《秋禾书话》、《雁斋书灯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读书台笔丛》(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等共18种作品的序跋。在《江淮雁斋读书志》中,则专设有“旧书文化随札”一卷,编入著者为指导其门内研究生弟子编集《旧书业的郁闷》、《旧时书坊》等书后的解题文字等。
“惜花春起早,爱书夜眠迟”(江淮雁斋所悬联语),著者由对书卷的喜爱而博爱与书密切相关的学士文人。《江淮雁斋读书志》卷二“古欢与陈香”部分,涉及全祖望、魏建功、陆侃如和冯沅君夫妇、俞平伯、巴金、黄裳、郭风、林公武等学人文士,并对其人其书与国学、与文史、与人文的关系进行了读解。
著者将对书的感情倾注于“国学”这顶被神圣化同时也被世俗化的“高帽”中,并将其分解为与国学有关的书、与国学有关的人,也因此更贴近读者,让人易读,令人喜读,使读者不知不觉中浸染于国学气韵之中。这又是作者面向大众读者读解国学的一大贡献了。
著名文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也就是著者当年从学于北大图书馆学系的老师,在《江淮雁斋读书志》序中推介说:
秋禾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等处闭门造车死读书的人;(他)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到处调查研究,把重点放在旧书业方面,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创见极多;他深知读书的好处,因而爱书成癖,买书成性。不过据我所知,他藏书是为了用书,并不是专门收藏古本的旧式藏书家。
白先生的评介,既鲜明地呈现出著者这个爱书人的“形象”,又“读解”出了著者耕读于文献学领域的两条重要路径:一是为读书而买书,久而成为集藏家;其二出入书卷,行旅天地,于有字句处做文献学问,从无字句处识世道公理。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