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位卷发微长地蓬在脑后、炯目中隐含着几丝疲惫的中年人，叫觉嘎。今年55岁的他看起来不像传说中温文尔雅的，教授，倒更像个性飞扬的交响乐指挥家。
　　觉嘎有许多让常人艳羡的履历：我国第一位藏族音乐硕士、博士，国内第一位博土后工作站出站的作曲专业博士后，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缘起，是偶然也是时代变迁的必然

　　当雄县，这个距离拉萨不足200公里、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的地方，就是觉嘎的家乡。著名的圣湖纳木措，横穿全境的念青唐古拉山脉，成片的牛羊和悠扬的牧歌构成了它的绮丽风貌....在这纵情山水的地方，仿佛觉嘎的音乐之路是必然的。
　　面对这样的先入为主，觉嘎保持着自己一贯的理性：“我从事作曲，和家庭、童年生活环境，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因为牧区群体村落文化比较丰富，大家容易有这样直接而感性的理解。”
　　觉嘎出生于1963年，是当雄县宁中乡一户牧民家的长子，从小最擅长的事只有放牧。
　　1970年，当地开始成立人民公社，每三个邻近的生产队建起了一所小学。所谓的学校也就一间大房子，是征用了当地一个富裕牧主的宅院改建的。学校只有一位小学毕业的藏族女老师，既负责管理也负责上课“老师主要教我们藏文基础知识和加减乘除运算以及一些简单常识。有了学校，有了老师，我们这些牧童就成了小学生。”出于尊重，觉嘎没有提起那位已經去世的女老师名字，但他内心十分珍惜那一段时光。
　　“‘文革’后期，到处都在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音乐在那种背景下有它特定的功能，所有我们能听到的唱片都是革命歌曲。”那一段时间的轰轰烈烈，在幼小的觉嘎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觉嘎小学毕业后，人民公社撤销，他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牛羊。基于种种原因，觉嘎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回去当了牧民，但脑中却无意识地残留下那些热闹的日子。

几次机遇，让命运终于拐弯

　　觉嘎12岁那年，西藏师范学院成立。1976年年初，西藏师范学院革命文艺班（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前身）组织老师到当雄县开门办学。宁中区的肖多吉书记本就是一位文艺爱好者，见机会难得，立刻就组织了几十个人前往听课，觉嘎也在其中。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戏曲学院的老师，还有就是师范学院的老师和大学生们。我们每个人选择了一样小件乐器学习，我选择了笛子。”
　　时间虽短，但觉嘎算是接触到了“音乐”。
　　肖多吉书记一直记挂着学习音乐这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从当初进过培训班的几十人里又选出包括觉嘎在内的6个人去西藏师范学院学习。“当时我们一边在预科班里学文化，一边在音乐班里学音乐。除了吹笛子，我开始接触到乐理、视唱、钢琴这些科目。”虽然还不满13岁，但觉嘎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那段时间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从此有意识地关注起了音乐。
　　两年之后，觉嘎和小伙伴结束学习回到老家。肖多吉书记让他们开办培训班，并招收了近六十名学生，除了教乐理、视唱，觉嘎他们还要帮着排练节目、组织团队参加比赛。
　　1979年，培训班解散。再次回家当牧民的觉嘎，每天听着广播里的音乐以及各种新闻，忽然怀念起外面的大千世界……他似乎已经无法继续守着帐篷和牛羊过日子。
　　在家待不住的觉嘎跑去区里看了看，却发现与他一起学习过的另外3个伙伴也是那般的失落。他们便一起找到肖多吉书记，希望有机会让他们发挥所学。毕竟当时，上过学的人很少，加之各种建设岗位都缺人，于是书记让他们参加当地的临时工招考。
　　很快，几个伙伴都有了出路：两人去了信用社，一人留在了小学教书，觉嘎则成为了区粮食仓库的临时工。计划经济年代，这些工作都是很让人羡慕的。
　　收购粮食、卖出粮食、闲暇里捣鼓乐器，成了觉嘎那时的全部生活。日子转眼就过去了两年，机遇再次不期而至。
　　某日，当雄县兽医站的多多医生到宁中下乡，无意间看到觉嘎房间里摆着谱子和乐器，他很惊讶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还有人懂这些。于是告诉觉嘎，拉萨刚成立了一所中专，叫西藏艺术学校（已于2000年合并到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那里就要招生。多多医生鼓励他去考学，不要荒废已有的基础。

　　1982年，西藏艺术学校招器乐专业时，觉嘎报了名。因为以前学过笛子，他已有一定基.础，所以考试很顺利。走进中专校园的他，也彻底放弃了乡人羡慕的工作。

三入川音，奠定了事业目标

　　在西藏艺术学校里，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学校安排他到校外文艺团体的老师那里上课学习。“我曾跟随过当时拉萨有名的笛子演奏家、西藏藏剧院的罗布次旦老师学习。可他们时常都有其他演出任务，并不能随时随地地给我上课。”这让一心向学的觉嘎很是苦恼。
　　艺术学校的阿旺克村校长了解到这一情况，便想方设法帮他联系了去四川音乐学院借读。
　　尽管出发前期的各种手续很烦琐，但登上波音707那一刻，觉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是他第一次离开高原，那是1984年初，那张机票166元。
　　觉嘎本想继续深造笛子，不想，他借读不久，另一名川音笛子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分到了西藏艺术学校担任笛子老师。一心想要为西藏音乐教育填补空白的觉嘎，思虑再三便为自己重新规划了方向。 　　“我选择跟随许光祥老师学习视唱练耳，同时找何训田老师学作曲，接受作曲启蒙教育。当时还跟李一贤老师、但功浦老师等学习和声、钢琴等课程。”这一年半的经历为觉嘎后来学习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奠定了基础。
　　因为在川音的学习达到了中专学制四年设定的专业程度，他被艺术学校特批提前一年毕业，与另一个舞蹈班的学生一起成为了西藏艺术学校首届毕业生，成绩优异的觉嘎得以留校任教。

　　1987年，已工作两年的他正式考进了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回来，觉嘎一边教书一边担任学校副教务科长，但他内心却开始设计更远的蓝图。
　　1993年，在四川音乐学院全国范围内只招收一名研究生的情况下，他再次报考。
　　“当时国内音乐院校招收硕士研究生很少，所以在读期间，给我配备的都是川音最好的老师。我的导师李忠勇教授不仅是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更是一位著名作曲家。”两年后，觉嘎成为了第一个获得音乐硕士学位的藏族音乐家，四川音乐学院希望他留校任教。“我当时感觉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不甚了解，加之从自身经历体会到西藏音乐基础教育很差，尤其是作曲方面缺少专业人才，就觉得我该回去，该去学习藏地文化，同时培养一些学作曲的高水准中专生，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于是覺嘎谢绝了川音，拿着派遣证回到了西藏。
　　回忆起三，入川音的经历，觉嘎认为第三次最为关键：“当时我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所以身份不同、目标也不同。作为硕士研究生，我希望成为一名掌握学术研究基本方法、掌握音乐创作前沿动态、具备较高理论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奋斗历程。

潜心育人，厚积薄发的拓荒者

　　读完硕士研究生回到拉萨，组织上建议觉嘎去西藏大学任教，但他却要求回到艺术学校。对此，他有自己的考量，他怕大学生毕业后安于现状，不肯再进取，而中专生年龄小一点，将来会更有学习动力。
　　觉嘎屡次向教育厅、文化厅表达了想要招收六年制中专生的请求，1997年终于得偿所愿。“我亲自坐大巴去林芝、山南、日喀则、那曲等地，按照招生条件加音乐天赋等基本素质逐一挑选出6名学生。”
　　六年里，觉嘎承担了这6名学生除文化课以外的几乎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从一开始就给他们制定了求学目标，要求他们毕业后至少得有4人继续考本科、然后其中的2人考研究生、再其中的1人考博士。
　　“2003年，这6名学生中专毕业后，4名学生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本科，成为该校首批藏族本科生。后来其中3名读了硕士研究生，1名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延续他们的研学历程，觉嘎也很自豪。
　　与此同时，觉嘎也没放松自己的学业。几年里他取得了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并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个出站的作曲博士后。
　　2008年，觉嘎博士后毕业之际，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欣喜之余，也向他抛出了“留校任教”的橄榄枝。此时，已经完成了自己初步奋斗目标的觉嘎对各方面都走在中国前沿的上海心生向往，无奈当时的西藏大学刚被评为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高校，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在校领导的恳切言辞下，觉嘎选择了回西藏任教，同时承担着艺术学院副院长的工作。
　　有了博士论文的奖励项目，觉嘎就开始琢磨举办作品音乐会，想把自己的作品演奏出来，并于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三年之后，觉嘎策划组织了三场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作曲专业艺术硕士作品音乐会，分别在广州、成都、昆明举办。
　　“演奏的都是我的作曲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抽象的语言表达的艺术形成了与世界的接轨。”他很重视这几场演出，认为举办音乐会能展示西藏年轻一代作曲家的创作才能和创作水平;能宣传西藏在各方面取得的变化和发展成果。
　　觉嘎想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交响乐独特的美，他说：“让这些与世界接轨的文化艺术形式，精致地、高水平地、自信地呈现给观众，就是我们向国家的回报，是西藏社会文化发展的最大的致敬。”
　　通过30多年的努力，觉嘎用看得见的成就填补了西藏交响乐领域的空白，让西藏作曲梯队形成，改变了西藏作曲人才的结构。
　　蓦然回首，他有了新的体会，儿时浓厚的文化底蕴里，包含着牧区对自然的看法、对所有生命的看法。从早期的部落到后来定居的群体，从家庭内个体的关联到家庭外村落之间的关联……等等，都对他宽广的思辦方式产生着作用;让他对民间风韵的遐想与文本结合的阐释有了更准确的描述语言。
　　原来，走得远了，空间维度大了，才更能看清来时的路，音乐的敏感性早已潜移默化融入觉嘎的身体中、心灵中、感觉中。他像一一个厚积薄发的拓荒者，带着梦想和实力，为西藏音乐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