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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奇特的“官告民”案：上海一家乳房专科医院状告退休医生杜梅擅自掩藏一套病理切片，造成医院无法向患者代丽丽提供完整的病历资料，从而输掉了一起医疗官司，医院赔付代丽丽的21．6万余元应由杜梅买单！
原来，代丽丽早在6年前被误诊为乳腺癌，医生将其左侧乳房完全切除。身为病理科主任的杜梅发现这一惊人的“猫儿腻”后，表面上遵从医院领导的“封口令”，暗中却将那套病理切片带回家保存。2006年5月，代丽丽的家属找上门时，杜梅出于正义和良知，不仅揭开了当年的误诊真相，还提供了那套病理切片……
发现乳癌误诊强遭“封口”，病理科主任偷藏一套病理切片
杜梅1949年出生于上海市区。高中毕业后，她去上海市崇明岛上插队，后自学医书，当上了赤脚医生。1976年恢复高考后，她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上海一家乳腺疾病医院病理科工作。几年后，她结婚生子，有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杜梅潜心开展乳腺增生、乳头溢液、非哺乳期乳腺炎、乳腺癌化疗、内分泌治疗和免疫治疗等临床与实验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1999年年初，杜梅凭着过硬的医术及科研能力，被医院领导任命为病理科主任。她严格要求手下的医生不能出任何一点差错。
2000年8月2日，对杜梅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上午，她走进办公室，复查前一天手术时患者留下的病理切片，赫然发现手下的医生吴帆诊断有误：一个名叫代丽丽的病人患的并不是乳腺癌，而是乳头派杰氏病，即乳头湿疹！
更令杜梅震惊的是，8月1日下午2时许，手术室医生根据病理科医生吴帆的这一错误诊断，对代丽丽施行左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即将她的左侧乳房当做癌变组织全部切除了。
杜梅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即向医院业务副院长王铭作了汇报。王铭思考片刻后，对她说：“杜主任，千万不要声张，此事在小范围内解决。”
随后，杜梅在王铭的安排下，与外科、医务科等几名骨干医生坐在一起研究分析这一病例，很快证实了这是一起人为的医疗事故。
原来，时年40岁的代丽丽因左侧乳头出现瘙痒和轻微刺痛，进而有了少量渗液，遂怀疑自己的左乳头患有湿疹，于2000年7月26日来到医院就诊。经外科检查，发现她的左乳头皮肤无红肿，局部皮肤破损，伴有少量淡黄色液体渗出，遂初步诊断是乳腺癌。8月1日上午9时，吴帆作为病理科一名具有独立诊断资格的医生，经过病理切片研究，进一步确诊代丽丽患有乳腺癌，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手术室医生随即依据这份错误的病理诊断报告，给代丽丽实施了左侧乳房全切除手术。
杜梅想起“医者父母心”这句话，就对王铭说：“王院长，我们还是向代丽丽及其家属承认误诊吧，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王铭连连摇头：“如果病人家属狮子大开口怎么办？医院要赔他们多少钱啊？”
杜梅难以接受王铭的观点，对他说了句“我持保留意见”后，转身就走。当杜梅走到代丽丽的病房门口时，医院党支部书记杨英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对她说：“杜主任，请你三思而后行……”
应杨英的要求，杜梅只得去党支部办公室。杨英要她顾及医院的利益，大家捆绑在一起，共同负责处理好这件事。
随后赶来的医务科主任赵军告诉杨英：“我将患者代丽丽及家属的工作情况都摸清楚了，应该很好蒙混过关的。”赵军了解到的情况是，代丽丽为上海市一家服装商城的营业员，其丈夫张辉为上海市一家印刷公司的操作工，夫妻俩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甚少。
听到这里，杨英要杜梅出具一份虚假的病理报告，将误诊及误治的事实隐瞒住。杜梅当即予以拒绝：“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作不了这个假。”杨英以“过度治疗很普遍”为由，向杜梅下达了“封口令”，她违心地答应了，表示对此事不闻不问了。
几天后，吴帆出具了一份假的病理报告，上面明确注明：代丽丽患的是左乳腺癌早早期，对癌变组织切除得干净彻底，无需进行化疗。
8月20日，张辉与医院结算了1万余元的医疗费后，给妻子代丽丽办理了出院手续。得知代丽丽出院的消息，杜梅的心里如同针扎一般难受。
代丽丽出院后，杜梅如坐针毡。她一方面对代丽丽心存愧疚；另一方面感觉到纸里包不住火，担心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届时她将难脱干系。
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她突然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将代丽丽的病理切片偷偷拿出一套，收藏好。
8月23日，杜梅独自前往医院病理切片存放室，趁同事不备，将代丽丽的一套共9张已用石蜡包埋处理的病理切片揣入口袋。回到办公室里，她将病理切片放入档案袋，并锁进抽屉里。
2001年6月，杜梅所在的医院被并入另一家医院。杜梅在病理科担任副主任医师，令她震惊的是，代丽丽另外6套病理切片竟然被王铭安排专人销毁了！
终于盼来这一天，退休女医生捧出病理切片说“真相”
转眼到了2004年3月初。杜梅到了退休年龄，她从医院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医院那天，杜梅特地带了一只旅行箱，将装在档案袋里的那套病理切片连同一些医学书籍、杂志放了进去。回到家里，她将病理切片锁进书房里的一只橱柜里，关照丈夫和儿子不能打开。做好这一切，她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退休后，杜梅除了做家务、看电视，就是侍花弄草。丈夫在上海理工大学教书，儿子在北京大学就读，平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2006年5月30日晚上8时许，独自在家的杜梅突然听到有一个男人在敲门：“杜医生，开门开门！”她警惕地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代丽丽的老公。”
杜梅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她忐忑不安地打开了门，迎接着暴风雨的降临。原来，这三个不速之客是代丽丽的老公张辉和他的表弟、妹夫。
杜梅请张辉等三人坐定后，开口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早就不当医生了。”
张辉猛地站起来，说：“杜医生，我老婆当年患了乳腺症，被你们割掉左侧乳房的事情，你知道吧？现在我才知道，很有可能是误诊！”她平静地问：“误诊？你是听谁说的？”于是，张辉神情激动地诉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代丽丽出院回家后，心情十分抑郁，一天到晚都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中，总是担心癌细胞扩散。为了安心休养，她请了长期病假，大量服用中药配合治疗，每天都离不开营养保健品及抗癌药物。
2006年5月初，张辉带代丽丽去上海市肿瘤医院，请专家作进一步的诊断。专家看完相关病历材料后，吃惊地说：“做这么大的手术，怎么没有化疗呢？乳腺癌早早期？你爱人的乳房很有可能是被误切的。像她这种情况，根本没必要做乳房完全切除手术。即使真的要动手术的话，切除左侧的乳头就可以了。”
“天啊，误切？”张辉惊叫道。代丽丽气得浑身发抖。张辉只好对妻子百般安慰。专家要张辉赶紧去原诊治医院调取代丽丽的病理切片，让自己看看是不是恶性的。
第二天上午，张辉特地请假去妻子当年治病的那家医院，找到当年为代丽丽主刀的李凯医生，说出了自己对“乳腺癌早早期”的怀疑。李凯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根据病理切片开刀的，怎么可能随意切掉你爱人的一只乳房呢？”
无奈之下，张辉去找病理科医生吴帆，向她要代丽丽的病理切片。她神色有点儿紧张，带他去病理切片存放室，竟然没找到！吴帆的解释是，医院搬了几次家，很有可能让搬家公司的人弄丢了。
张辉心存疑惑地去医院档案室，找到了代丽丽的住院病史记录，发现上面有改动的痕迹，并且很不完整。这下他更加怀疑妻子的左侧乳房被误切了，就去找医院领导，医院领导推说：“事情过去了好几年，好多医生都退休了，再说，又是两个医院合并。”
难道真的“求告无门”了吗？张辉经朋友介绍，想到了找当年的病理科主任杜梅，并通过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找到了杜梅的具体家庭住址。
待张辉说完，杜梅从书房的橱柜里拿出那套病理切片，将6年前医院对代丽丽误诊、误治及自己被迫“封口”的事情和盘托出，张辉这才如梦方醒。他气得一拍桌子：“你们堂堂的大医院，竟然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对我们家属说一声？你知道我和我爱人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头吗？”
杜梅黯然地说：“这几年，我为了顾全所谓的医院利益，一直没把误诊情况向你们作出通报和解释。这是我应该向你们检讨的，但我为你们保管好这套病理切片，足以说明我没有违背做人的底线，当医生的底线。”
张辉等三人对此表示理解。临走时，杜梅要张辉留下家里的电话，并关照他：“请务必妥善保管这套病理切片，这可是你们同医院打官司的唯一有利证据。”她还表示，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忙的，尽管开口。
随后，杜梅隔三岔五打电话给张辉，关心维权的进展情况。她得知，张辉拿着病理切片去上海市肿瘤医院找专家，专家排除了恶性癌变的可能性，却以自己与误诊医院同在一个系统为由，不愿出具证明。得知这一消息，代丽丽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终于摘掉了“癌症患者”的帽子，可悲的是那只被切除的乳房再也无法“还原”了！
张辉随即带着病理切片，去找那家医院负责人，以代丽丽早在2000年8月1日被误诊切除了左侧乳房为由，要求医院承担相应的医疗事故责任。该负责人同意一次性赔偿10万元。
杜梅建议张辉聘请律师，通过上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此事。张辉很快就找到了一名律师，向那家医院发去了律师函，要求对方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80万元。
帮助受害人打赢官司获赔21万，退休女医生反遭医院起诉
2006年8月底，杜梅接到张辉的电话，称需要她出具书面材料。杜梅当即答应了，很快就把当年的那段经历写了出来，交给了张辉。
2006年9月5日，张辉作为代丽丽的代理人，以医疗事故致人身损害为由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医院为当年的误切乳房承担责任，并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52万元。
静安区人民法院几次开庭审理此案时，杜梅不便于出面旁听，遂委托一个亲戚前去法院旁听，然后将“实况”转告自己。
不久，杜梅得知，静安区人民法院应那家医院的申请，委托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对该医院当初的医疗行为是否符合诊断规范、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内容进行司法鉴定。
2007年1月29日，杜梅和张辉夫妻俩终于等来了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报告称，根据代丽丽提供的一套病理切片，认定代丽丽左乳头有类似“派杰氏病”的临床表现，如果要做出进一步的判断，还需要依靠更完整的病理切片资料。但是由于医院方面没有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书写和保管病历资料，导致现在提供的病理切片资料很不完整，已经不能作出“乳头派杰氏病”的病理诊断，该医患争议构成三级丁级医疗事故，医院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
11月23日，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相关规定，住院病人的病历资料应由医院方保管，因医院方未按规定书写病理报告、妥善保管病理资料，导致鉴定部门无法认定代丽丽是否患有乳腺癌，举证不力的责任在于医方。考虑到代丽丽女士有原发病等因素，认定由医院方承担代丽丽女士切乳损失70％的责任。法院判定，被告医院赔偿代丽丽的各类损失费206149元，并承担7000元诉讼费和鉴定费3500元。
至此，杜梅终于了却一桩心事。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那家医院输了官司赔了钱之后，反而将“告密医生”杜梅告上法庭，要她赔付21万余元的经济损失。
2008年2月初，杜梅收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这才知道自己被华山东方乳房专科医院告了。
2008年3月18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张辉和代丽丽夫妻俩到庭旁听。那家医院作为原告，对被告杜梅“擅自将病理切片取走”的行为进行了指控。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原告的职工，在履行医师执业活动中违反国家病历档案管理规范，擅自隐匿患者的病理切片资料，导致原告在与患者的民事诉讼案中无法提供完整的病历资料，最终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举证不力的民事赔偿责任，导致原告经济损失216649元。这一经济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
首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杜梅承认，她于2004年3月离职时擅自将患者代丽丽的一套病理切片从医院带走的事实。至于为何要将这套病理切片带回家保管，她辩称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为的是代丽丽找到自己时，能说得清楚相关病理的存在。至于为何将病理切片交给代丽丽的家属，她辩称，患者有知情权，其要回病理切片之举并无不当，医者对患者有通报、解释权，自己将病理切片交给患者并无他错。
杜梅的代理律师认为，杜梅将一套病理切片私自拿回家保管，违反了工作纪律，确实“不对”，但这种错误，依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构成民事赔偿，属于纪律处分或者是行政处罚。原告诉称被告“隐匿病理切片资料”缺乏证据，原告造成患者代丽丽的医疗事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2008年4月18日，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医院的诉讼请求。这起案子尘埃落定后，杜梅和张辉夫妻俩最深刻的感悟是，有良知的医生与患者本是一家亲，无论怎样的利益都动摇不了医生的良知。
编辑 / 雨 雪
原来，代丽丽早在6年前被误诊为乳腺癌，医生将其左侧乳房完全切除。身为病理科主任的杜梅发现这一惊人的“猫儿腻”后，表面上遵从医院领导的“封口令”，暗中却将那套病理切片带回家保存。2006年5月，代丽丽的家属找上门时，杜梅出于正义和良知，不仅揭开了当年的误诊真相，还提供了那套病理切片……
发现乳癌误诊强遭“封口”，病理科主任偷藏一套病理切片
杜梅1949年出生于上海市区。高中毕业后，她去上海市崇明岛上插队，后自学医书，当上了赤脚医生。1976年恢复高考后，她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上海一家乳腺疾病医院病理科工作。几年后，她结婚生子，有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杜梅潜心开展乳腺增生、乳头溢液、非哺乳期乳腺炎、乳腺癌化疗、内分泌治疗和免疫治疗等临床与实验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1999年年初，杜梅凭着过硬的医术及科研能力，被医院领导任命为病理科主任。她严格要求手下的医生不能出任何一点差错。
2000年8月2日，对杜梅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上午，她走进办公室，复查前一天手术时患者留下的病理切片，赫然发现手下的医生吴帆诊断有误：一个名叫代丽丽的病人患的并不是乳腺癌，而是乳头派杰氏病，即乳头湿疹！
更令杜梅震惊的是，8月1日下午2时许，手术室医生根据病理科医生吴帆的这一错误诊断，对代丽丽施行左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即将她的左侧乳房当做癌变组织全部切除了。
杜梅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即向医院业务副院长王铭作了汇报。王铭思考片刻后，对她说：“杜主任，千万不要声张，此事在小范围内解决。”
随后，杜梅在王铭的安排下，与外科、医务科等几名骨干医生坐在一起研究分析这一病例，很快证实了这是一起人为的医疗事故。
原来，时年40岁的代丽丽因左侧乳头出现瘙痒和轻微刺痛，进而有了少量渗液，遂怀疑自己的左乳头患有湿疹，于2000年7月26日来到医院就诊。经外科检查，发现她的左乳头皮肤无红肿，局部皮肤破损，伴有少量淡黄色液体渗出，遂初步诊断是乳腺癌。8月1日上午9时，吴帆作为病理科一名具有独立诊断资格的医生，经过病理切片研究，进一步确诊代丽丽患有乳腺癌，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手术室医生随即依据这份错误的病理诊断报告，给代丽丽实施了左侧乳房全切除手术。
杜梅想起“医者父母心”这句话，就对王铭说：“王院长，我们还是向代丽丽及其家属承认误诊吧，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王铭连连摇头：“如果病人家属狮子大开口怎么办？医院要赔他们多少钱啊？”
杜梅难以接受王铭的观点，对他说了句“我持保留意见”后，转身就走。当杜梅走到代丽丽的病房门口时，医院党支部书记杨英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对她说：“杜主任，请你三思而后行……”
应杨英的要求，杜梅只得去党支部办公室。杨英要她顾及医院的利益，大家捆绑在一起，共同负责处理好这件事。
随后赶来的医务科主任赵军告诉杨英：“我将患者代丽丽及家属的工作情况都摸清楚了，应该很好蒙混过关的。”赵军了解到的情况是，代丽丽为上海市一家服装商城的营业员，其丈夫张辉为上海市一家印刷公司的操作工，夫妻俩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甚少。
听到这里，杨英要杜梅出具一份虚假的病理报告，将误诊及误治的事实隐瞒住。杜梅当即予以拒绝：“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作不了这个假。”杨英以“过度治疗很普遍”为由，向杜梅下达了“封口令”，她违心地答应了，表示对此事不闻不问了。
几天后，吴帆出具了一份假的病理报告，上面明确注明：代丽丽患的是左乳腺癌早早期，对癌变组织切除得干净彻底，无需进行化疗。
8月20日，张辉与医院结算了1万余元的医疗费后，给妻子代丽丽办理了出院手续。得知代丽丽出院的消息，杜梅的心里如同针扎一般难受。
代丽丽出院后，杜梅如坐针毡。她一方面对代丽丽心存愧疚；另一方面感觉到纸里包不住火，担心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届时她将难脱干系。
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她突然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将代丽丽的病理切片偷偷拿出一套，收藏好。
8月23日，杜梅独自前往医院病理切片存放室，趁同事不备，将代丽丽的一套共9张已用石蜡包埋处理的病理切片揣入口袋。回到办公室里，她将病理切片放入档案袋，并锁进抽屉里。
2001年6月，杜梅所在的医院被并入另一家医院。杜梅在病理科担任副主任医师，令她震惊的是，代丽丽另外6套病理切片竟然被王铭安排专人销毁了！
终于盼来这一天，退休女医生捧出病理切片说“真相”
转眼到了2004年3月初。杜梅到了退休年龄，她从医院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医院那天，杜梅特地带了一只旅行箱，将装在档案袋里的那套病理切片连同一些医学书籍、杂志放了进去。回到家里，她将病理切片锁进书房里的一只橱柜里，关照丈夫和儿子不能打开。做好这一切，她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退休后，杜梅除了做家务、看电视，就是侍花弄草。丈夫在上海理工大学教书，儿子在北京大学就读，平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2006年5月30日晚上8时许，独自在家的杜梅突然听到有一个男人在敲门：“杜医生，开门开门！”她警惕地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代丽丽的老公。”
杜梅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她忐忑不安地打开了门，迎接着暴风雨的降临。原来，这三个不速之客是代丽丽的老公张辉和他的表弟、妹夫。
杜梅请张辉等三人坐定后，开口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早就不当医生了。”
张辉猛地站起来，说：“杜医生，我老婆当年患了乳腺症，被你们割掉左侧乳房的事情，你知道吧？现在我才知道，很有可能是误诊！”她平静地问：“误诊？你是听谁说的？”于是，张辉神情激动地诉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代丽丽出院回家后，心情十分抑郁，一天到晚都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中，总是担心癌细胞扩散。为了安心休养，她请了长期病假，大量服用中药配合治疗，每天都离不开营养保健品及抗癌药物。
2006年5月初，张辉带代丽丽去上海市肿瘤医院，请专家作进一步的诊断。专家看完相关病历材料后，吃惊地说：“做这么大的手术，怎么没有化疗呢？乳腺癌早早期？你爱人的乳房很有可能是被误切的。像她这种情况，根本没必要做乳房完全切除手术。即使真的要动手术的话，切除左侧的乳头就可以了。”
“天啊，误切？”张辉惊叫道。代丽丽气得浑身发抖。张辉只好对妻子百般安慰。专家要张辉赶紧去原诊治医院调取代丽丽的病理切片，让自己看看是不是恶性的。
第二天上午，张辉特地请假去妻子当年治病的那家医院，找到当年为代丽丽主刀的李凯医生，说出了自己对“乳腺癌早早期”的怀疑。李凯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根据病理切片开刀的，怎么可能随意切掉你爱人的一只乳房呢？”
无奈之下，张辉去找病理科医生吴帆，向她要代丽丽的病理切片。她神色有点儿紧张，带他去病理切片存放室，竟然没找到！吴帆的解释是，医院搬了几次家，很有可能让搬家公司的人弄丢了。
张辉心存疑惑地去医院档案室，找到了代丽丽的住院病史记录，发现上面有改动的痕迹，并且很不完整。这下他更加怀疑妻子的左侧乳房被误切了，就去找医院领导，医院领导推说：“事情过去了好几年，好多医生都退休了，再说，又是两个医院合并。”
难道真的“求告无门”了吗？张辉经朋友介绍，想到了找当年的病理科主任杜梅，并通过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找到了杜梅的具体家庭住址。
待张辉说完，杜梅从书房的橱柜里拿出那套病理切片，将6年前医院对代丽丽误诊、误治及自己被迫“封口”的事情和盘托出，张辉这才如梦方醒。他气得一拍桌子：“你们堂堂的大医院，竟然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对我们家属说一声？你知道我和我爱人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头吗？”
杜梅黯然地说：“这几年，我为了顾全所谓的医院利益，一直没把误诊情况向你们作出通报和解释。这是我应该向你们检讨的，但我为你们保管好这套病理切片，足以说明我没有违背做人的底线，当医生的底线。”
张辉等三人对此表示理解。临走时，杜梅要张辉留下家里的电话，并关照他：“请务必妥善保管这套病理切片，这可是你们同医院打官司的唯一有利证据。”她还表示，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忙的，尽管开口。
随后，杜梅隔三岔五打电话给张辉，关心维权的进展情况。她得知，张辉拿着病理切片去上海市肿瘤医院找专家，专家排除了恶性癌变的可能性，却以自己与误诊医院同在一个系统为由，不愿出具证明。得知这一消息，代丽丽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终于摘掉了“癌症患者”的帽子，可悲的是那只被切除的乳房再也无法“还原”了！
张辉随即带着病理切片，去找那家医院负责人，以代丽丽早在2000年8月1日被误诊切除了左侧乳房为由，要求医院承担相应的医疗事故责任。该负责人同意一次性赔偿10万元。
杜梅建议张辉聘请律师，通过上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此事。张辉很快就找到了一名律师，向那家医院发去了律师函，要求对方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80万元。
帮助受害人打赢官司获赔21万，退休女医生反遭医院起诉
2006年8月底，杜梅接到张辉的电话，称需要她出具书面材料。杜梅当即答应了，很快就把当年的那段经历写了出来，交给了张辉。
2006年9月5日，张辉作为代丽丽的代理人，以医疗事故致人身损害为由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医院为当年的误切乳房承担责任，并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52万元。
静安区人民法院几次开庭审理此案时，杜梅不便于出面旁听，遂委托一个亲戚前去法院旁听，然后将“实况”转告自己。
不久，杜梅得知，静安区人民法院应那家医院的申请，委托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对该医院当初的医疗行为是否符合诊断规范、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内容进行司法鉴定。
2007年1月29日，杜梅和张辉夫妻俩终于等来了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报告称，根据代丽丽提供的一套病理切片，认定代丽丽左乳头有类似“派杰氏病”的临床表现，如果要做出进一步的判断，还需要依靠更完整的病理切片资料。但是由于医院方面没有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书写和保管病历资料，导致现在提供的病理切片资料很不完整，已经不能作出“乳头派杰氏病”的病理诊断，该医患争议构成三级丁级医疗事故，医院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
11月23日，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相关规定，住院病人的病历资料应由医院方保管，因医院方未按规定书写病理报告、妥善保管病理资料，导致鉴定部门无法认定代丽丽是否患有乳腺癌，举证不力的责任在于医方。考虑到代丽丽女士有原发病等因素，认定由医院方承担代丽丽女士切乳损失70％的责任。法院判定，被告医院赔偿代丽丽的各类损失费206149元，并承担7000元诉讼费和鉴定费3500元。
至此，杜梅终于了却一桩心事。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那家医院输了官司赔了钱之后，反而将“告密医生”杜梅告上法庭，要她赔付21万余元的经济损失。
2008年2月初，杜梅收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这才知道自己被华山东方乳房专科医院告了。
2008年3月18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张辉和代丽丽夫妻俩到庭旁听。那家医院作为原告，对被告杜梅“擅自将病理切片取走”的行为进行了指控。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原告的职工，在履行医师执业活动中违反国家病历档案管理规范，擅自隐匿患者的病理切片资料，导致原告在与患者的民事诉讼案中无法提供完整的病历资料，最终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举证不力的民事赔偿责任，导致原告经济损失216649元。这一经济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
首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杜梅承认，她于2004年3月离职时擅自将患者代丽丽的一套病理切片从医院带走的事实。至于为何要将这套病理切片带回家保管，她辩称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为的是代丽丽找到自己时，能说得清楚相关病理的存在。至于为何将病理切片交给代丽丽的家属，她辩称，患者有知情权，其要回病理切片之举并无不当，医者对患者有通报、解释权，自己将病理切片交给患者并无他错。
杜梅的代理律师认为，杜梅将一套病理切片私自拿回家保管，违反了工作纪律，确实“不对”，但这种错误，依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构成民事赔偿，属于纪律处分或者是行政处罚。原告诉称被告“隐匿病理切片资料”缺乏证据，原告造成患者代丽丽的医疗事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2008年4月18日，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医院的诉讼请求。这起案子尘埃落定后，杜梅和张辉夫妻俩最深刻的感悟是，有良知的医生与患者本是一家亲，无论怎样的利益都动摇不了医生的良知。
编辑 / 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