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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年，生在中国洛阳新安县。这是一个朴素的农家，他成长在一种纯粹而浓烈的红色情感中。奶奶和妈妈常给他讲“毛爷爷”的恩情，所以在他童心的底色上，全是毛爷爷的音容与话语。1951年，毛爷爷一声呼唤，16岁的他马上跑去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家问：“你多大?”他说：“18!”“为什么参军?”“听毛主席的话，保卫祖国，打美帝!”于是，他如愿了。
在异周战场。还没有枪高的他。很快成了让官兵都惊奇的“虎娃”。他根本不需要什么道理来说教。他也不认得几个字，仅“中国”两个字就足以让他成了最勇烈的战士。第二年他就成为了英雄侦察兵，英勇擒敌立了二等功。第三年在火线入党，就在那场残酷的阵地战中，他最后的姿式是跳起来端着机枪，怒吼着扫射扑上来的敌人。遂在吼叫声中被炸弹炸飞了。
捧着肠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还吼叫着踩扁了一个还活着的美军的头。之后一年多的反复手术，他无数次撞开死神再活过来，最后一站是家乡的军人休养院。他已是一等一级伤残，下颌缺失、人造气管、小腹两侧是两个碗口大的洞、面目和整个身躯扭曲变形。他是理所当然该由国家终生供养的英雄。但他真正的英雄传奇就从这件事上开始了。
刚停止手术治疗，他吼叫：“我要回家种地!”所有人都劝他，说他最有资格留在休养院，他吼：“我才19岁!凭什么让国家养?开什么玩笑!”于是，19岁的他坚决回家乡种地了，连许多应该办理的手续都没办。脸毁了肚子没有了，但还有手有脚，没那么多计计较较的“规定”值得去理会!
但是，他不理会。国家还是要理会，抚恤金还是由国家主动办理转到他的家乡来了。他觉得为国战死才是英雄，没死却要这钱，就对不起毛主席了，因为国家还很穷。他想来想去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拿国家的钱，就一定要为周家做事，义务做，不再要一分钱!
在各级官方组织那里，他还是战斗英雄和党员，按政策必须对他有所安排。当上面安排他去县政府当干部时，他问：“我是只会种地的文盲，让我去当干部拿工资。那请问如今的干部是不是全都可以吃闲饭?”一句话羞倒“干部”一大片，没人再敢提了。
他只干自己会干的和应该干的，穷村队长难当。他就当这个队长。他的上任词是：“我是义务当这个队长，我拿着国家的钱，就不再要村里的任何补贴。所以，我也就不怕得罪任何人，都给我好好干!”
不要任何报酬的队长，拼了命地干了起来。重残之人，比最健壮的劳力还要强胜几分。村里人从吃惊到感动。这个村收成最好人心最齐，最乱的年代乱子最少，都敬着也怕着这个傻得让人心颤的好“家长”。
但有了妻子和儿女之后，种种莫名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大到有时他会像在战场上杀敌那样暴吼。他不明白，人心怎么越变越坏?想发泄。准劝他他就跟谁吼!也有吼不出来的时候，比如对着妻子和儿女时。他是队长，他是战斗英雄，可他家却成了村里最穷的家，穷得常常揭不开锅，而且他还拒绝了一切“救助”。妻子儿女不傻，当然不愿意!为国成残。每月国家就给30元钱。为这30元钱义务当队长，拼了命地不要一分钱——谁家妻儿能容忍这种傻事?
他不能吼妻子。只是像从前爹娘给他讲毛爷爷的恩情一样给妻子讲国家的恩情，妻子捂紧耳朵浑身打颤，气的。
痛苦是自己的事，正理必须坚守。他还是刚烈正义的义务队长，还是将一切“救助”拒之门外。让人们大惑不解的是，他竟将一个接一个名正言顺的“权益”也拒之门外，妻子儿女们气得发疯也不能改变他一丝一毫：国家有政策。对一等伤残军人的家属户口农转非并在城镇安排工作，两个儿子求他求到大哭，他还是两个字：“没门!”1985年，儿子参加高考，离大专分数，线就差两分。按照国家政策，他完全有权益给儿子加5分。儿子下跪求他，他还是两个字：“拉倒!”
他为了报这30元的“国恩”，义务当队长30年。当村里也有了“小康”人家时，他家还在特困之首。5个孩子，除了小女儿靠自己的努力当了教师之外，4个儿子一直四处漂泊打工糊口。妻子在2002年后连病带气瘫卧在了床上，他庆幸自己有了报恩的机会。他守在妻子身边，做饭洗衣擦身按摩喂汤喂药，一直刚正寡言的他不停地给妻子说情话笑话宽心话，夜夜都是还说着话就已经趴在妻子的胳膊上睡着了，像个可怜的孩子!这样整整8年，妻子终于明白了：他，不仅不是一个无情的男人，而且还是天下最多情的男人。只不过情。压在了忠义这座大山的下面。妻子在断气时对他说：“你别愧疚，嫁好人就得受罪，我下辈子还跟你……”从没哭过的他痛快淋漓地大哭了一场!
郭春年真的是傻子吗?如果是，中国这样的傻子实在太少了1 2011年10月，他的一个儿子坐在他身边一定要猜透他这个谜时，他说了句实话：“儿啊，爹一点都不傻。从古到今活在忠烈二字上的人都不傻，只是活得不忠不烈比死还难受!你嫌爹傻，是因为爹有个战斗英雄的牌子，可你想过没有，图回报的英雄还是不是英雄?那么多死了的英雄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的，在当代中国，索取种种回报的“英雄”实在太多了，许多人对新中国的来由及定义也挥之若别了。也许正是这个深层缘由，郭舂年才无比勇烈地坚持做了30年的“傻子”，有如当初战斗阵地上唯一剩下的那面战旗——风火猎猎，悲且壮矣!
编辑 邱文瑾
在异周战场。还没有枪高的他。很快成了让官兵都惊奇的“虎娃”。他根本不需要什么道理来说教。他也不认得几个字，仅“中国”两个字就足以让他成了最勇烈的战士。第二年他就成为了英雄侦察兵，英勇擒敌立了二等功。第三年在火线入党，就在那场残酷的阵地战中，他最后的姿式是跳起来端着机枪，怒吼着扫射扑上来的敌人。遂在吼叫声中被炸弹炸飞了。
捧着肠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还吼叫着踩扁了一个还活着的美军的头。之后一年多的反复手术，他无数次撞开死神再活过来，最后一站是家乡的军人休养院。他已是一等一级伤残，下颌缺失、人造气管、小腹两侧是两个碗口大的洞、面目和整个身躯扭曲变形。他是理所当然该由国家终生供养的英雄。但他真正的英雄传奇就从这件事上开始了。
刚停止手术治疗，他吼叫：“我要回家种地!”所有人都劝他，说他最有资格留在休养院，他吼：“我才19岁!凭什么让国家养?开什么玩笑!”于是，19岁的他坚决回家乡种地了，连许多应该办理的手续都没办。脸毁了肚子没有了，但还有手有脚，没那么多计计较较的“规定”值得去理会!
但是，他不理会。国家还是要理会，抚恤金还是由国家主动办理转到他的家乡来了。他觉得为国战死才是英雄，没死却要这钱，就对不起毛主席了，因为国家还很穷。他想来想去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拿国家的钱，就一定要为周家做事，义务做，不再要一分钱!
在各级官方组织那里，他还是战斗英雄和党员，按政策必须对他有所安排。当上面安排他去县政府当干部时，他问：“我是只会种地的文盲，让我去当干部拿工资。那请问如今的干部是不是全都可以吃闲饭?”一句话羞倒“干部”一大片，没人再敢提了。
他只干自己会干的和应该干的，穷村队长难当。他就当这个队长。他的上任词是：“我是义务当这个队长，我拿着国家的钱，就不再要村里的任何补贴。所以，我也就不怕得罪任何人，都给我好好干!”
不要任何报酬的队长，拼了命地干了起来。重残之人，比最健壮的劳力还要强胜几分。村里人从吃惊到感动。这个村收成最好人心最齐，最乱的年代乱子最少，都敬着也怕着这个傻得让人心颤的好“家长”。
但有了妻子和儿女之后，种种莫名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大到有时他会像在战场上杀敌那样暴吼。他不明白，人心怎么越变越坏?想发泄。准劝他他就跟谁吼!也有吼不出来的时候，比如对着妻子和儿女时。他是队长，他是战斗英雄，可他家却成了村里最穷的家，穷得常常揭不开锅，而且他还拒绝了一切“救助”。妻子儿女不傻，当然不愿意!为国成残。每月国家就给30元钱。为这30元钱义务当队长，拼了命地不要一分钱——谁家妻儿能容忍这种傻事?
他不能吼妻子。只是像从前爹娘给他讲毛爷爷的恩情一样给妻子讲国家的恩情，妻子捂紧耳朵浑身打颤，气的。
痛苦是自己的事，正理必须坚守。他还是刚烈正义的义务队长，还是将一切“救助”拒之门外。让人们大惑不解的是，他竟将一个接一个名正言顺的“权益”也拒之门外，妻子儿女们气得发疯也不能改变他一丝一毫：国家有政策。对一等伤残军人的家属户口农转非并在城镇安排工作，两个儿子求他求到大哭，他还是两个字：“没门!”1985年，儿子参加高考，离大专分数，线就差两分。按照国家政策，他完全有权益给儿子加5分。儿子下跪求他，他还是两个字：“拉倒!”
他为了报这30元的“国恩”，义务当队长30年。当村里也有了“小康”人家时，他家还在特困之首。5个孩子，除了小女儿靠自己的努力当了教师之外，4个儿子一直四处漂泊打工糊口。妻子在2002年后连病带气瘫卧在了床上，他庆幸自己有了报恩的机会。他守在妻子身边，做饭洗衣擦身按摩喂汤喂药，一直刚正寡言的他不停地给妻子说情话笑话宽心话，夜夜都是还说着话就已经趴在妻子的胳膊上睡着了，像个可怜的孩子!这样整整8年，妻子终于明白了：他，不仅不是一个无情的男人，而且还是天下最多情的男人。只不过情。压在了忠义这座大山的下面。妻子在断气时对他说：“你别愧疚，嫁好人就得受罪，我下辈子还跟你……”从没哭过的他痛快淋漓地大哭了一场!
郭春年真的是傻子吗?如果是，中国这样的傻子实在太少了1 2011年10月，他的一个儿子坐在他身边一定要猜透他这个谜时，他说了句实话：“儿啊，爹一点都不傻。从古到今活在忠烈二字上的人都不傻，只是活得不忠不烈比死还难受!你嫌爹傻，是因为爹有个战斗英雄的牌子，可你想过没有，图回报的英雄还是不是英雄?那么多死了的英雄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的，在当代中国，索取种种回报的“英雄”实在太多了，许多人对新中国的来由及定义也挥之若别了。也许正是这个深层缘由，郭舂年才无比勇烈地坚持做了30年的“傻子”，有如当初战斗阵地上唯一剩下的那面战旗——风火猎猎，悲且壮矣!
编辑 邱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