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主要是通过阅读，而读就要读名篇，可应该怎样去读名人名篇呢？怎样看待名人名篇呢？
对于名家名篇，语文教学中一般都作重点赏析，从重点字词的品味到精彩结构的总结，从语言风格的体会到所传达意境的深思，因为是名家名篇，所以满篇遍布分析点。我们之所以花大力气去这样读名篇，未必是因为大家文章处处都高人一着吧？只是我们一向崇尚名家名篇，认为那才是我们阅读写作的典范。可是究竟怎样读名篇，怎样看待名篇，我想必须联系名家的创作规律，即名家如何缀成佳篇？以此指导我们平日的阅读写作，我认为大有裨益。
通读古代大家的文论，对于中国古代名家的创作谈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便知道了作家写作，通常都是胸中有所淤积，信手拈来，一气呵成，大多没有什么独具匠心地设置什么悬念、过渡、前后呼应等手法。文章的写作大多浑然天成，是作家长期积累、体验，最终因有所触动而厚积薄发的结果。作品的意蕴、作家的个性风格皆隐于其中，不事雕琢，不着痕迹。
（一）苏轼的“胸中成竹”与“身与竹化”
诗词大家苏轼在这一点上便有精当的“胸中成竹”与“身与竹化”的文艺创作论。
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竹始生时仅寸芽，但已枝、节、叶俱备。竹子不是一个逐渐的抽芽、补节、发芽的过程，而是整体上的一个成长、扩大过程，所以画竹叶时一定要“成竹于胸”，然后“执笔素视”，从竹整体上寻求其意之所在，一旦意达竹之上，知道怎样画了，应立刻磨墨展纸，迅速落笔，如“兔死鹄落”，否则，刚才的“胸中之竹”所达之意，便稍纵即逝！
而苏轼在《书晁补之之所藏与可画三首》，又将此“胸中之竹”论进一步引申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即在落笔创作时，“凝神”、“默思”的一霎那，身与竹化。
虽然苏轼这里是画论，但可以看作是整个文艺创作的基本论：“胸有成竹，身与物化”。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读文章时掰开竹枝，分开竹节，又折断竹枝竹叶细看，岂能品得文章真味，领略文章主旨？
苏轼在《文论》中说自己的创作，因有强烈、真实的感受，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从开头到结尾，自然达成，势所必然。
作为杰出的诗文大家，苏轼的文艺创作理论往往是从人及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且能以自己的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指导，写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所以他的创作论，往往更具实际的指导意义。创作如此，阅读亦当如此：应对名家名篇作整体把握！
（二）文章以气统领和推敲之功的辨证
胸中有所淤积，便一触即发，此论非自苏轼始。
早在先秦，孔子曰：“有德必有言。”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子的“德”，孟子的“气”便是统率文章的一种内在的精神之气。
建安时期，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气”，便是一种精神的气质，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对创作起主要作用的是作家的精神状态、气质，因而使作品带有个性色彩。我很赞同曹丕的观点、文章的创作以“气”统领全篇，即达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如其人”、“风格即人”。
韩愈也有“气”之说。在《答李翊书》中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里韩愈对创作中的“气”之统领论述得多么精到：“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指的是文章的辞藻、句式这些外在的表达方式，文章的辞藻、句式、声韵全都靠“气”的统领，而不是可以分得四分五裂。可以说，文章写得好，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情感状态，即“气”盛。
曹丕与韩愈各有“气”说，我们可以看出，曹丕认为“气”是艺术家的先天的个性、才能、气质，而韩愈的“气”则更多秉承了孟子对“气”的看法，认为“气”是后天的修养，可以说是对“气”的看法的一个补充。两者合一，即一个作家在先天的禀赋的基础上加上后天的修养，有如此内在强烈思想感情的统领，文章就会写得畅达，“言宜”，即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至今我们一直推崇的“推敲”中的琢磨修改之功，其实是创作主体当时有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或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思想状态，但却苦于无“宜言”表达当时的情态。因为从庄子就开始认为，语言是有局限性的，况且，不但整个人类的语言对表达我们的精神领域的东西有局限性，创作主体本身的语言在当时也有局限性，处于“短路”状态，所以出现了为了确切地表达当时的情态，以致反复推敲的情况。“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境界是当时已有那种感情状态只是遍寻不见，苦思三年而觅得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当时情态的语言。
而且我想，即使有修改个别字句的情况，也不能代表大多数文章的大多精妙字句是推敲而成的，从而引导我们广大师生满篇逐字逐句地推敲，这的确是失了根本。
（三）严羽的“妙悟”与佐证
以空灵、淡然著称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文学思维方式不是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形象思维，即“妙悟”，是对“趣”“理”的一种整体把握。
严羽认为：孟浩然学识虽不及韩愈，但诗比韩愈好，仅仅因为他得“妙悟”，诗人“惟悟乃当行，当为本色”，但他又指出“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这里悟的境界高低也取决于平日的读书穷理的修养。
我想，正如严羽所认为的那样，好文章都非挤牙膏挤出来的，皆为灵感所至，“妙悟”是一种直觉的捕捉而非苦思所得，所以写好文章的要旨不在当时的苦苦构思推敲字句表达篇章安排，而在于平日的多读多思，写时自然流露于笔端。
我有一个学生，他平日的作文实践，恰好可为“妙悟”作论证。他写作文并非如其他学生那样写完起笔开头后，就开始苦思冥想，他写作文须沉思默想，下笔后则一挥而就，挥就后的作文语言干净明快，诙谐，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而且所言皆成理，角度独特，论证透彻。我犯糊涂因其篇幅小而责其改之，结果数日之后，他改出来的作文全失原文神韵，才知他的作文皆为妙悟所得不可强致。这是我很早以前的学生。那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阅读和作文指导皆不得法。至今想来，才猛然顿悟。
教语文多年未解其中关键，读古代文论，豁然开朗，古代大文论家主张“胸中成竹，人与物化”；“文以气统领”，“气盛言宜”；“妙悟得佳篇，整体把握之”，从这样的创作理论中便可知道，即阅读应以整体把握欣赏为主，多多如此整体阅读体味必能真正得其名家神授，受到名篇的熏染，自然而然便会写出好作品来。
近来，无论读书和教学还是生活中，对中国古代文化体会颇深。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事物作整体性的把握，譬如中医，将人体看作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病症皆由阴阳失衡不和谐，采用多味搭配的中药辨证施治。经过中医汤药调理之后，往往能同时消解很多杂症。西方文化却注重对事物作条分缕析，譬如西医，解构人体的五脏六腑诸多部位，西药则每一种都有其固定的分子式，所有的药品都有针对性。而世界的万事万物只针对性地分析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不但失之偏颇，往往还是不能得其所以然。而中国目前的许多有创见性的科学成就都是中国科学家的整体性哲学观与近代西方科学体系方法结合的结果。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为读书要做整体性把握做出了佐证。
所以我们在平日的语文教学引导中，不应再去条分缕析，不应把文章当词句典范去读而应看成是文学，是语言，多以整体文章的整体吟诵阅读来自然而然形成学生的语感，培养学生的浩然正气，陶冶学生的灵魂，全面整体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从而抓住阅读、写作的根本。
对于名家名篇，语文教学中一般都作重点赏析，从重点字词的品味到精彩结构的总结，从语言风格的体会到所传达意境的深思，因为是名家名篇，所以满篇遍布分析点。我们之所以花大力气去这样读名篇，未必是因为大家文章处处都高人一着吧？只是我们一向崇尚名家名篇，认为那才是我们阅读写作的典范。可是究竟怎样读名篇，怎样看待名篇，我想必须联系名家的创作规律，即名家如何缀成佳篇？以此指导我们平日的阅读写作，我认为大有裨益。
通读古代大家的文论，对于中国古代名家的创作谈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便知道了作家写作，通常都是胸中有所淤积，信手拈来，一气呵成，大多没有什么独具匠心地设置什么悬念、过渡、前后呼应等手法。文章的写作大多浑然天成，是作家长期积累、体验，最终因有所触动而厚积薄发的结果。作品的意蕴、作家的个性风格皆隐于其中，不事雕琢，不着痕迹。
（一）苏轼的“胸中成竹”与“身与竹化”
诗词大家苏轼在这一点上便有精当的“胸中成竹”与“身与竹化”的文艺创作论。
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竹始生时仅寸芽，但已枝、节、叶俱备。竹子不是一个逐渐的抽芽、补节、发芽的过程，而是整体上的一个成长、扩大过程，所以画竹叶时一定要“成竹于胸”，然后“执笔素视”，从竹整体上寻求其意之所在，一旦意达竹之上，知道怎样画了，应立刻磨墨展纸，迅速落笔，如“兔死鹄落”，否则，刚才的“胸中之竹”所达之意，便稍纵即逝！
而苏轼在《书晁补之之所藏与可画三首》，又将此“胸中之竹”论进一步引申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即在落笔创作时，“凝神”、“默思”的一霎那，身与竹化。
虽然苏轼这里是画论，但可以看作是整个文艺创作的基本论：“胸有成竹，身与物化”。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读文章时掰开竹枝，分开竹节，又折断竹枝竹叶细看，岂能品得文章真味，领略文章主旨？
苏轼在《文论》中说自己的创作，因有强烈、真实的感受，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从开头到结尾，自然达成，势所必然。
作为杰出的诗文大家，苏轼的文艺创作理论往往是从人及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且能以自己的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指导，写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所以他的创作论，往往更具实际的指导意义。创作如此，阅读亦当如此：应对名家名篇作整体把握！
（二）文章以气统领和推敲之功的辨证
胸中有所淤积，便一触即发，此论非自苏轼始。
早在先秦，孔子曰：“有德必有言。”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子的“德”，孟子的“气”便是统率文章的一种内在的精神之气。
建安时期，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气”，便是一种精神的气质，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对创作起主要作用的是作家的精神状态、气质，因而使作品带有个性色彩。我很赞同曹丕的观点、文章的创作以“气”统领全篇，即达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如其人”、“风格即人”。
韩愈也有“气”之说。在《答李翊书》中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里韩愈对创作中的“气”之统领论述得多么精到：“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指的是文章的辞藻、句式这些外在的表达方式，文章的辞藻、句式、声韵全都靠“气”的统领，而不是可以分得四分五裂。可以说，文章写得好，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情感状态，即“气”盛。
曹丕与韩愈各有“气”说，我们可以看出，曹丕认为“气”是艺术家的先天的个性、才能、气质，而韩愈的“气”则更多秉承了孟子对“气”的看法，认为“气”是后天的修养，可以说是对“气”的看法的一个补充。两者合一，即一个作家在先天的禀赋的基础上加上后天的修养，有如此内在强烈思想感情的统领，文章就会写得畅达，“言宜”，即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至今我们一直推崇的“推敲”中的琢磨修改之功，其实是创作主体当时有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或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思想状态，但却苦于无“宜言”表达当时的情态。因为从庄子就开始认为，语言是有局限性的，况且，不但整个人类的语言对表达我们的精神领域的东西有局限性，创作主体本身的语言在当时也有局限性，处于“短路”状态，所以出现了为了确切地表达当时的情态，以致反复推敲的情况。“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境界是当时已有那种感情状态只是遍寻不见，苦思三年而觅得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当时情态的语言。
而且我想，即使有修改个别字句的情况，也不能代表大多数文章的大多精妙字句是推敲而成的，从而引导我们广大师生满篇逐字逐句地推敲，这的确是失了根本。
（三）严羽的“妙悟”与佐证
以空灵、淡然著称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文学思维方式不是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形象思维，即“妙悟”，是对“趣”“理”的一种整体把握。
严羽认为：孟浩然学识虽不及韩愈，但诗比韩愈好，仅仅因为他得“妙悟”，诗人“惟悟乃当行，当为本色”，但他又指出“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这里悟的境界高低也取决于平日的读书穷理的修养。
我想，正如严羽所认为的那样，好文章都非挤牙膏挤出来的，皆为灵感所至，“妙悟”是一种直觉的捕捉而非苦思所得，所以写好文章的要旨不在当时的苦苦构思推敲字句表达篇章安排，而在于平日的多读多思，写时自然流露于笔端。
我有一个学生，他平日的作文实践，恰好可为“妙悟”作论证。他写作文并非如其他学生那样写完起笔开头后，就开始苦思冥想，他写作文须沉思默想，下笔后则一挥而就，挥就后的作文语言干净明快，诙谐，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而且所言皆成理，角度独特，论证透彻。我犯糊涂因其篇幅小而责其改之，结果数日之后，他改出来的作文全失原文神韵，才知他的作文皆为妙悟所得不可强致。这是我很早以前的学生。那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阅读和作文指导皆不得法。至今想来，才猛然顿悟。
教语文多年未解其中关键，读古代文论，豁然开朗，古代大文论家主张“胸中成竹，人与物化”；“文以气统领”，“气盛言宜”；“妙悟得佳篇，整体把握之”，从这样的创作理论中便可知道，即阅读应以整体把握欣赏为主，多多如此整体阅读体味必能真正得其名家神授，受到名篇的熏染，自然而然便会写出好作品来。
近来，无论读书和教学还是生活中，对中国古代文化体会颇深。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事物作整体性的把握，譬如中医，将人体看作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病症皆由阴阳失衡不和谐，采用多味搭配的中药辨证施治。经过中医汤药调理之后，往往能同时消解很多杂症。西方文化却注重对事物作条分缕析，譬如西医，解构人体的五脏六腑诸多部位，西药则每一种都有其固定的分子式，所有的药品都有针对性。而世界的万事万物只针对性地分析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不但失之偏颇，往往还是不能得其所以然。而中国目前的许多有创见性的科学成就都是中国科学家的整体性哲学观与近代西方科学体系方法结合的结果。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为读书要做整体性把握做出了佐证。
所以我们在平日的语文教学引导中，不应再去条分缕析，不应把文章当词句典范去读而应看成是文学，是语言，多以整体文章的整体吟诵阅读来自然而然形成学生的语感，培养学生的浩然正气，陶冶学生的灵魂，全面整体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从而抓住阅读、写作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