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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就是弘扬我党我军敢打必胜、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自强不息的优良革命传统，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培养教育下，逐步锤炼成长的历程。
艰苦环境上“军大”
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人称刘邓大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解放我的家乡福建省浦城县。不久，二野军事政治大学来我家乡招生，我踊跃报名并有幸被录取。
1949年6月9日，浦城县被录取的学员，由驻守该县的解放军特派3辆敞篷军车送至设在江西省玉山县的二野军大五分校四大队学习。在乘车行军途中，我们这群天真的男女小青年，满脑子想着，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军大也会同别的地方大学那样，有美丽的校园、宽敞的教室、知识渊博的教授、良好的设备和生活设施吧？可是到达玉山校址一看，种种幻想破灭了：学校不分班级，而是按部队编制换个名称，设大队、中队，分驻在庙宇、祠堂等场所，既没有教室，也没有桌椅、黑板，甚至连睡的也是用稻草铺垫的，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地铺上，解放军干部就是我们的老师。眼见此景，一些学员的思想波动起来，有的说：“背包作凳，膝盖当桌，挎包装书，这是什么大学？”有的暗自盘算：干脆“打道回府”再上我的高中。我因家境贫寒，念了初中，无力再升学，心想能免费上军校，就是万幸了！环境虽差，但我情绪高，表现好。不久，领导便任我为分队长。
军大是战争时期部队办的大学，按照延安抗大教育方针办校，对学员进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革命人生观教育。我们到校后的第一课就是劳动，在干部带领下，动手抬石搬砖砌床铺。当时没有教室，一二百名学员有时就挤在一个打扫出来的马厩里面听老师上课。条件虽然艱苦，但同学们情绪很高，学习认真刻苦。回想起来，我就是在这艰苦的学习环境中，初步奠定了自愿参加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我们在江西玉山只待了三个月，二野五兵团奉命奔赴湖南前线参加“衡宝战役”。四大队同学于同年9月6日随16军离开玉山，从樟树镇开始长途徒步行军。由此，我们的学校生活也转为军旅实际锻炼。同学们在这种紧张而艰苦的征途中，有苦有乐，风雨兼程。
因解放战争发展迅速，部队和即将解放的新区急需大批经过我党我军培训的干部，我们军大五分校四大队在湖南醴陵提前毕业了，有100余名分配到十六军，我有幸被分配到该军四十六师一三七团，其余400多名分配到新组建的“西进支队”，准备解放贵州后去市、县、区接管地方政权。在行军的三个月里，我们跨过赣、湘、黔三省，行程3000余公里。三千里路云和月，这对于我们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一场伟大的革命洗礼！
在军大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大家接受最严格的熔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初步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增长了才干，为把自己锤炼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艰苦、紧张、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那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战友之情，永远难忘！
奇袭天险“鹅翅膀”之战
1949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和二野刘、邓首长指示，五兵团在通过“衡宝战役”战区，隐蔽地向湘西集结后，11月初挺进贵州，我所在的四十六师为前卫部队，首先入黔作战。一路上披荆斩棘，连续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四次主要战斗：瓦寨战斗、奇袭“鹅翅膀”、甘粑哨伏击战和龙里遭遇战。
其中的鹅翅膀，是扼守湘黔公路的黔东著名要隘，山高路险，易守难攻。11月8日，我四十六师与五十师会合，进占了黔东重镇镇远后，即令一三八团开进镇雄关。因敌军依仗地势险要而重兵把守，前后设置了5层明碉暗堡，在沿途道路上，还埋伏大量地雷，部队强攻异常艰难。为了挺进贵阳，解放贵州，这块硬骨头一定要啃下！师即命一三八团实施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另令一三六团和一三七团由公路南北两侧向大山后迂回进行偷袭，我一三七团即从三穗隐蔽地抄小路绕过镇远，迂回鹅翅膀后山。同志们听说有仗打，个个精神振奋，顾不上连日强行军的疲劳，冒着浓云夜雾，在称不上道路的羊肠小道上急速行军。由于得到当地群众的帮助带路，我们迂回成功，从后山摸上去打掉敌军的哨所，直捣敌七四七团一个营部，一阵猛打，守敌顿时大乱。我团趁势强攻，歼敌400余名，迅速拿下号称天险的“鹅翅膀”，粉碎了通往贵阳的重要障碍，破灭了敌四十九军妄想利用这“天险”固守一个星期以掩护后续部队南逃的美梦。取胜后，我团又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乘胜追击，摸黑跑步强行军，于当夜解放了施秉县城。据我五兵团战史提供的统计，整个解放贵州的对敌作战，共毙俘敌6911人，缴获各种火炮94门、各类枪支4206支、电台6部、汽车100辆、战马112匹，还争取了三万敌军起义。
依靠群众剿土匪
人民军队的赫赫威名和良好形象，是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也是传承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树立起来的。我所经历的“梵净山剿匪”就是一场集中四万兵力历时30余天的大战斗，这也是贵州战争史上动用兵力多、战场纵深长、战斗时间久的战斗之一。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后，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翻身，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但到三四月间，土匪蜂起，兴风作浪，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疯狂反扑。国民党八十九军慑于我军威力，于当年12月宣布起义，该军三二七师师长彭景仁仍贼心不死，起义后又叛变，窜到松桃、沿河一带，纠集原有的惯匪和旧保警队、治安大队等乌合之众，组成匪“十四兵团”，彭自命为司令，下辖四个师，窜扰川、黔边界及黔东北各县。
为歼灭匪十四兵团，使人民重新获得解放，1950年11月，我军在基本完成对务川、道真、正安、沿河、德江等5县第一期合围后，紧接着进行以梵净山为中心的第二期会剿（梵净山合围）。这次合围由担任第一期会剿的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指挥，两省部队按照所在位置划分为3个集团。11月15日，三个集团部队从不同方向，风驰电掣般向梵净山推进，我们铜仁军分区一三七团（当时我在其二营）和一八四师五十四团属于第二集团，在德旺、寨抱、溪口、平头司一线参加梵净山合围。合围采用人民战争的办法，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组成外围包围圈，部队向匪盘踞地中心进剿，军民配合。经一个月的围剿，匪大部被歼灭，但梵净山土匪总头目彭景仁却在松桃县的冷家坝漏网逃脱，在梵净山东北一带乱窜。1950年12月上旬的一天，他窜到大兴乡塘头寨，用白花花的银元为诱饵，结识算命先生兼业余裁缝丁开洪，密谋绕过我军岗哨窜逃。次日，丁介绍彭到腾老毛家，恰巧，腾的女婿杨德国也在，杨细观彭不像自称的“做生意的商人”，倒像军人，联想起近日来解放军动员大家协助捕捉漏网匪首，心想莫非眼前这个就是？于是杨德国跟岳父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明天再来。”便回去把情况告知本村农会主席杨祖铭……杨主席立即从衣袋里取出前几天在区里开会时给的彭景仁的照片，杨德国看后断言：“就是这个家伙！”于是两人商议好捕捉的办法。次日一早，杨德国去岳父家，领着这一对“假裁缝”按农会主席的安排往干沙坪方向走，在途经茶洞山大沟一堵两公尺来高的石壁前，埋伏在此的6位大汉听到杨德国的两声干咳后，立即从黑暗中跃出，把彭景仁等2人扑翻在地，捉拿归案。彭后来被押送至铜仁召开公审大会处决。 匪“十四兵团”的主要头目在我3个集团进剿部队的日夜搜山追捕和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有的在合围中被击毙，有的逃出合围后，在我军继续搜山清剿中落网。在梵净山合围中，我军冒着风雪严寒，身带干粮，踏遍荒无人烟的悬崖峭壁，手拉铁链几次攀上金顶，历尽艰辛，于1950年12月基本结束。共计歼匪12779名，缴获60炮一门，轻重机枪30挺，长短枪6331支，各种子弹32350发。至此，匪“十四兵团”全军覆没。
齐心协力建医院
艰苦奋斗，一直是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秉承的优良传统。我所在的武警贵州省总隊医院，是于1982年8月由解放军三六八医院改编组成的。建院初期，当时的情况是：医院人才缺少，医疗设备简陋，生活保障较差，病房少而破旧，基础较薄。我在1983年7月奉命调往医院担任政治委员，与老八路邓梅先院长共同组成首届领导班子，在总队党委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本着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全院医、护、工作人员，集中精力扑下身子抓建设。在组建初期的22个月里，为医院建设做了以下几件事：
扩建传染科病房及辅助房18间445平方米，使病床增至50床；在原368医院病房楼后山新建造住院大楼3775平方米，使医院病床扩大到300床。
为发挥我院治疗颈、肩、腰、腿痛病技术优势，为医院建设增开财源，经请示总队同意后，开设新医科，床位40床，该科建立后，发展很快，治疗效果好，深受省内外患者的欢迎和赞誉。
为改善医疗条件，增添了B型超声波和500MAX光诊断机等医疗设备，到1985年，首届领导班子与新一届班子交接时，我院医疗设备已从1982年8月原三六八医院移交下的28种46件，价值58658元，增至31种78件，价值30.77万元。此外，我们还尊重知识、注重培养人才。
总队医院首届领导班子任职时间不长，只是依靠医务和工作人员做了一些为医院建设打基础的工作，但值得我们退下来老同志庆幸的是：医院在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下，1997年已被武警总部和贵州省评为“二甲医院”。
历史总在演进中发展，事业总在接力中前行。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在党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的奋斗史；是一部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一部永葆性质、宗旨和本色，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当前，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及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艰苦环境上“军大”
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人称刘邓大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解放我的家乡福建省浦城县。不久，二野军事政治大学来我家乡招生，我踊跃报名并有幸被录取。
1949年6月9日，浦城县被录取的学员，由驻守该县的解放军特派3辆敞篷军车送至设在江西省玉山县的二野军大五分校四大队学习。在乘车行军途中，我们这群天真的男女小青年，满脑子想着，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军大也会同别的地方大学那样，有美丽的校园、宽敞的教室、知识渊博的教授、良好的设备和生活设施吧？可是到达玉山校址一看，种种幻想破灭了：学校不分班级，而是按部队编制换个名称，设大队、中队，分驻在庙宇、祠堂等场所，既没有教室，也没有桌椅、黑板，甚至连睡的也是用稻草铺垫的，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地铺上，解放军干部就是我们的老师。眼见此景，一些学员的思想波动起来，有的说：“背包作凳，膝盖当桌，挎包装书，这是什么大学？”有的暗自盘算：干脆“打道回府”再上我的高中。我因家境贫寒，念了初中，无力再升学，心想能免费上军校，就是万幸了！环境虽差，但我情绪高，表现好。不久，领导便任我为分队长。
军大是战争时期部队办的大学，按照延安抗大教育方针办校，对学员进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革命人生观教育。我们到校后的第一课就是劳动，在干部带领下，动手抬石搬砖砌床铺。当时没有教室，一二百名学员有时就挤在一个打扫出来的马厩里面听老师上课。条件虽然艱苦，但同学们情绪很高，学习认真刻苦。回想起来，我就是在这艰苦的学习环境中，初步奠定了自愿参加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我们在江西玉山只待了三个月，二野五兵团奉命奔赴湖南前线参加“衡宝战役”。四大队同学于同年9月6日随16军离开玉山，从樟树镇开始长途徒步行军。由此，我们的学校生活也转为军旅实际锻炼。同学们在这种紧张而艰苦的征途中，有苦有乐，风雨兼程。
因解放战争发展迅速，部队和即将解放的新区急需大批经过我党我军培训的干部，我们军大五分校四大队在湖南醴陵提前毕业了，有100余名分配到十六军，我有幸被分配到该军四十六师一三七团，其余400多名分配到新组建的“西进支队”，准备解放贵州后去市、县、区接管地方政权。在行军的三个月里，我们跨过赣、湘、黔三省，行程3000余公里。三千里路云和月，这对于我们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一场伟大的革命洗礼！
在军大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大家接受最严格的熔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初步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增长了才干，为把自己锤炼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艰苦、紧张、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那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战友之情，永远难忘！
奇袭天险“鹅翅膀”之战
1949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和二野刘、邓首长指示，五兵团在通过“衡宝战役”战区，隐蔽地向湘西集结后，11月初挺进贵州，我所在的四十六师为前卫部队，首先入黔作战。一路上披荆斩棘，连续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四次主要战斗：瓦寨战斗、奇袭“鹅翅膀”、甘粑哨伏击战和龙里遭遇战。
其中的鹅翅膀，是扼守湘黔公路的黔东著名要隘，山高路险，易守难攻。11月8日，我四十六师与五十师会合，进占了黔东重镇镇远后，即令一三八团开进镇雄关。因敌军依仗地势险要而重兵把守，前后设置了5层明碉暗堡，在沿途道路上，还埋伏大量地雷，部队强攻异常艰难。为了挺进贵阳，解放贵州，这块硬骨头一定要啃下！师即命一三八团实施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另令一三六团和一三七团由公路南北两侧向大山后迂回进行偷袭，我一三七团即从三穗隐蔽地抄小路绕过镇远，迂回鹅翅膀后山。同志们听说有仗打，个个精神振奋，顾不上连日强行军的疲劳，冒着浓云夜雾，在称不上道路的羊肠小道上急速行军。由于得到当地群众的帮助带路，我们迂回成功，从后山摸上去打掉敌军的哨所，直捣敌七四七团一个营部，一阵猛打，守敌顿时大乱。我团趁势强攻，歼敌400余名，迅速拿下号称天险的“鹅翅膀”，粉碎了通往贵阳的重要障碍，破灭了敌四十九军妄想利用这“天险”固守一个星期以掩护后续部队南逃的美梦。取胜后，我团又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乘胜追击，摸黑跑步强行军，于当夜解放了施秉县城。据我五兵团战史提供的统计，整个解放贵州的对敌作战，共毙俘敌6911人，缴获各种火炮94门、各类枪支4206支、电台6部、汽车100辆、战马112匹，还争取了三万敌军起义。
依靠群众剿土匪
人民军队的赫赫威名和良好形象，是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也是传承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树立起来的。我所经历的“梵净山剿匪”就是一场集中四万兵力历时30余天的大战斗，这也是贵州战争史上动用兵力多、战场纵深长、战斗时间久的战斗之一。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后，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翻身，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但到三四月间，土匪蜂起，兴风作浪，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疯狂反扑。国民党八十九军慑于我军威力，于当年12月宣布起义，该军三二七师师长彭景仁仍贼心不死，起义后又叛变，窜到松桃、沿河一带，纠集原有的惯匪和旧保警队、治安大队等乌合之众，组成匪“十四兵团”，彭自命为司令，下辖四个师，窜扰川、黔边界及黔东北各县。
为歼灭匪十四兵团，使人民重新获得解放，1950年11月，我军在基本完成对务川、道真、正安、沿河、德江等5县第一期合围后，紧接着进行以梵净山为中心的第二期会剿（梵净山合围）。这次合围由担任第一期会剿的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指挥，两省部队按照所在位置划分为3个集团。11月15日，三个集团部队从不同方向，风驰电掣般向梵净山推进，我们铜仁军分区一三七团（当时我在其二营）和一八四师五十四团属于第二集团，在德旺、寨抱、溪口、平头司一线参加梵净山合围。合围采用人民战争的办法，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组成外围包围圈，部队向匪盘踞地中心进剿，军民配合。经一个月的围剿，匪大部被歼灭，但梵净山土匪总头目彭景仁却在松桃县的冷家坝漏网逃脱，在梵净山东北一带乱窜。1950年12月上旬的一天，他窜到大兴乡塘头寨，用白花花的银元为诱饵，结识算命先生兼业余裁缝丁开洪，密谋绕过我军岗哨窜逃。次日，丁介绍彭到腾老毛家，恰巧，腾的女婿杨德国也在，杨细观彭不像自称的“做生意的商人”，倒像军人，联想起近日来解放军动员大家协助捕捉漏网匪首，心想莫非眼前这个就是？于是杨德国跟岳父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明天再来。”便回去把情况告知本村农会主席杨祖铭……杨主席立即从衣袋里取出前几天在区里开会时给的彭景仁的照片，杨德国看后断言：“就是这个家伙！”于是两人商议好捕捉的办法。次日一早，杨德国去岳父家，领着这一对“假裁缝”按农会主席的安排往干沙坪方向走，在途经茶洞山大沟一堵两公尺来高的石壁前，埋伏在此的6位大汉听到杨德国的两声干咳后，立即从黑暗中跃出，把彭景仁等2人扑翻在地，捉拿归案。彭后来被押送至铜仁召开公审大会处决。 匪“十四兵团”的主要头目在我3个集团进剿部队的日夜搜山追捕和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有的在合围中被击毙，有的逃出合围后，在我军继续搜山清剿中落网。在梵净山合围中，我军冒着风雪严寒，身带干粮，踏遍荒无人烟的悬崖峭壁，手拉铁链几次攀上金顶，历尽艰辛，于1950年12月基本结束。共计歼匪12779名，缴获60炮一门，轻重机枪30挺，长短枪6331支，各种子弹32350发。至此，匪“十四兵团”全军覆没。
齐心协力建医院
艰苦奋斗，一直是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秉承的优良传统。我所在的武警贵州省总隊医院，是于1982年8月由解放军三六八医院改编组成的。建院初期，当时的情况是：医院人才缺少，医疗设备简陋，生活保障较差，病房少而破旧，基础较薄。我在1983年7月奉命调往医院担任政治委员，与老八路邓梅先院长共同组成首届领导班子，在总队党委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本着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全院医、护、工作人员，集中精力扑下身子抓建设。在组建初期的22个月里，为医院建设做了以下几件事：
扩建传染科病房及辅助房18间445平方米，使病床增至50床；在原368医院病房楼后山新建造住院大楼3775平方米，使医院病床扩大到300床。
为发挥我院治疗颈、肩、腰、腿痛病技术优势，为医院建设增开财源，经请示总队同意后，开设新医科，床位40床，该科建立后，发展很快，治疗效果好，深受省内外患者的欢迎和赞誉。
为改善医疗条件，增添了B型超声波和500MAX光诊断机等医疗设备，到1985年，首届领导班子与新一届班子交接时，我院医疗设备已从1982年8月原三六八医院移交下的28种46件，价值58658元，增至31种78件，价值30.77万元。此外，我们还尊重知识、注重培养人才。
总队医院首届领导班子任职时间不长，只是依靠医务和工作人员做了一些为医院建设打基础的工作，但值得我们退下来老同志庆幸的是：医院在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下，1997年已被武警总部和贵州省评为“二甲医院”。
历史总在演进中发展，事业总在接力中前行。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在党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的奋斗史；是一部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一部永葆性质、宗旨和本色，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当前，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及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