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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的，在安徽农村改革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就是万里。在改革开放时期，万里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感情，深入农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敢于实践的精神，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一次重大突破，本文主要从万里在安徽制定“安徽六条”、借地度荒、坚决支持改革三个方面突出表现万里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万里；安徽；农村改革；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9-0020-02
2015年7月15日12点55分，万里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万里是党内元老，他的一生有很多事迹值得追忆，而让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是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重要贡献。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该省局部地区开展农村工作，进行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1]，民间更是流传着一句谚语：“要吃米，找万里”，这是对万里同志深刻的认可和历史性的评价，但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万里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的今天，让我们怀着爱戴与崇敬之情，一起回忆万里对我国农村改革所做的重要贡献。
一、制定“安徽六條”，给生产队更多自主权
要想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必须了解该省的真实情况；要想进行农村改革，必须倾听农民的声音，万里深知这个道理。1978年3月，万里就亲自到安徽省定远县进行考察，看到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上前与他谈话。万里亲切地问：“你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拍着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民又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走后，万里感慨万千地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万里还深有感触的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管。农民生产产品的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里会上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 [2]（P.175）
安徽是有名的穷省，一遇到灾荒，就有大批的农民外出讨饭，安徽凤阳花鼓歌就是因此出名，即使在建国后，这种情况也一直未见好转。万里在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立即深入农村，向农民了解真实情况，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广泛酝酿讨论，在万里的主持下，安徽制定颁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俗称“安徽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其中不少是过去批判过的，但深受农民欢迎。
“安徽六条”的产生，是万里了解农村实际、倾听农民心声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奏，它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但此规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是万里冒着巨大的风险为农民争取来的。
二、大灾之年，借地度荒
“安徽六条”引发的讨论还没结束，万里又顺应形势作了大胆的决定：借地度荒。实践证明，这个决定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安徽六条”。
1978年安徽春季出现了旱情，全省的夏粮减了产。农民都在等雨秋种，但一直等到了10月，滴雨未下，旱情十分严重，不要说秋种有困难，在山南的一些农村，人、畜饮水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很多人担心撑不过明年春天，准备出去讨饭。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万里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求支援，请来专业打井队进行抗旱救灾，但是杯水车薪。看着大面积的荒地，万里心急如焚。针对此情况，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会上经过激烈讨论，达成了“借地种麦”：“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3]（P.131）
对于“借地度荒”的决定，有的同志并不赞同，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优越性的表现，这样调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还有人说，这是打着“借地度荒”为名字，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针对大家的讨论说：“我这里讲的应该说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不是别的。应该有限制词……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可没有姓资姓社的。”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只要有收获，总比撂荒好。省委做出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全省农民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最后超额完成了任务。虽然是灾荒但农民却得了大丰收。此事之后，更是激发了农民思想解放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思想解放需要一些过程，当时有的人穷尽一生都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证明“包产到户”的正确性，消除一些干部的顾虑，万里主张到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证明试验是成功的，但是在试验的过程中人们还是担惊受怕，因为这和当时中央的有些文件是相抵触的，还因为农民以前自己搞包产到户每次都会遭受打击，历史的教训深刻。但在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解放了思想，表示支持。大家都知道，“包产到户”是农民的自发行动，一直深受打击，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
三、面对压力，坚决支持改革
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更是引起了很多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的支持效仿，但也出现许多反对的声音。有些公社和大队干部就对包产到户产生了抵触情绪，一些机关干部也有疑虑。北京、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发表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江苏省在安徽边境地区用大喇叭广播，竖起大标语：坚决反对分田单干风。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决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一些人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2]（P.180-181）安徽面临四面楚歌。 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也是随着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一步步深入，随着安徽农村改革取得的一个个成果而不断变化的。当时，中央的有些领导、甚至主要领导人，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义。1978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三个可以，两个不许”。这“三个可以”是针对“大寨式的工分经验”，是反“左”的。但是，“两个不许”是阻碍农村改革的，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多次提出取消“两个不许”。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前，万里专门找到胡耀邦说：“文件中不要提‘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胡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后来这次会议经过讨论，作出把“两个不许”改为“一個不许”，“一个不要”的决定：“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在这整个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始终关注着这场争论，并多次找万里谈话，了解情况，表示可以对农村政策放宽一些，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可以继续支持。陈云、胡耀邦也支持安徽的做法。
1980年9月召开省委第一书记会议，此时的万里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他想在这次会议上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支持包产到户”。但会上讨论激烈，公开支持万里的只有三人，但还是前进了一步。9月2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引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把农村分为3个不同的地区，认为只有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982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又更进一步，它指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至此，包产到户取得了合法地位。
四、总结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农村的发展与稳定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情欢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直接解决了关系农民生存的吃饭问题，使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要感谢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农民总结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为农民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必将永载史册。“改革初始，如混沌初开、晨曦初露；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激烈交锋。大到思想，小到笃行，改革在‘拨乱反正’中冒险前行。有《宪法》，有《党章》，有雷池，有险滩，有激流，没有平坦。自己想的是要无愧于良心，更要无愧社会的责任。”万里如是说。[3]（P.98）
参考文献：
[1]《万里文选》编写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群众路线——为《万里文选》出版而作[N].人 民日报，1995-10-05.
[2]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陈廷一.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0.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万里；安徽；农村改革；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9-0020-02
2015年7月15日12点55分，万里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万里是党内元老，他的一生有很多事迹值得追忆，而让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是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重要贡献。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该省局部地区开展农村工作，进行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1]，民间更是流传着一句谚语：“要吃米，找万里”，这是对万里同志深刻的认可和历史性的评价，但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万里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的今天，让我们怀着爱戴与崇敬之情，一起回忆万里对我国农村改革所做的重要贡献。
一、制定“安徽六條”，给生产队更多自主权
要想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必须了解该省的真实情况；要想进行农村改革，必须倾听农民的声音，万里深知这个道理。1978年3月，万里就亲自到安徽省定远县进行考察，看到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上前与他谈话。万里亲切地问：“你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拍着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民又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走后，万里感慨万千地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万里还深有感触的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管。农民生产产品的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里会上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 [2]（P.175）
安徽是有名的穷省，一遇到灾荒，就有大批的农民外出讨饭，安徽凤阳花鼓歌就是因此出名，即使在建国后，这种情况也一直未见好转。万里在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立即深入农村，向农民了解真实情况，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广泛酝酿讨论，在万里的主持下，安徽制定颁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俗称“安徽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其中不少是过去批判过的，但深受农民欢迎。
“安徽六条”的产生，是万里了解农村实际、倾听农民心声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奏，它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但此规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是万里冒着巨大的风险为农民争取来的。
二、大灾之年，借地度荒
“安徽六条”引发的讨论还没结束，万里又顺应形势作了大胆的决定：借地度荒。实践证明，这个决定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安徽六条”。
1978年安徽春季出现了旱情，全省的夏粮减了产。农民都在等雨秋种，但一直等到了10月，滴雨未下，旱情十分严重，不要说秋种有困难，在山南的一些农村，人、畜饮水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很多人担心撑不过明年春天，准备出去讨饭。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万里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求支援，请来专业打井队进行抗旱救灾，但是杯水车薪。看着大面积的荒地，万里心急如焚。针对此情况，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会上经过激烈讨论，达成了“借地种麦”：“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3]（P.131）
对于“借地度荒”的决定，有的同志并不赞同，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优越性的表现，这样调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还有人说，这是打着“借地度荒”为名字，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针对大家的讨论说：“我这里讲的应该说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不是别的。应该有限制词……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可没有姓资姓社的。”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只要有收获，总比撂荒好。省委做出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全省农民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最后超额完成了任务。虽然是灾荒但农民却得了大丰收。此事之后，更是激发了农民思想解放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思想解放需要一些过程，当时有的人穷尽一生都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证明“包产到户”的正确性，消除一些干部的顾虑，万里主张到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证明试验是成功的，但是在试验的过程中人们还是担惊受怕，因为这和当时中央的有些文件是相抵触的，还因为农民以前自己搞包产到户每次都会遭受打击，历史的教训深刻。但在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解放了思想，表示支持。大家都知道，“包产到户”是农民的自发行动，一直深受打击，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
三、面对压力，坚决支持改革
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更是引起了很多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的支持效仿，但也出现许多反对的声音。有些公社和大队干部就对包产到户产生了抵触情绪，一些机关干部也有疑虑。北京、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发表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江苏省在安徽边境地区用大喇叭广播，竖起大标语：坚决反对分田单干风。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决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一些人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2]（P.180-181）安徽面临四面楚歌。 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也是随着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一步步深入，随着安徽农村改革取得的一个个成果而不断变化的。当时，中央的有些领导、甚至主要领导人，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义。1978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三个可以，两个不许”。这“三个可以”是针对“大寨式的工分经验”，是反“左”的。但是，“两个不许”是阻碍农村改革的，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多次提出取消“两个不许”。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前，万里专门找到胡耀邦说：“文件中不要提‘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胡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后来这次会议经过讨论，作出把“两个不许”改为“一個不许”，“一个不要”的决定：“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在这整个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始终关注着这场争论，并多次找万里谈话，了解情况，表示可以对农村政策放宽一些，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可以继续支持。陈云、胡耀邦也支持安徽的做法。
1980年9月召开省委第一书记会议，此时的万里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他想在这次会议上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支持包产到户”。但会上讨论激烈，公开支持万里的只有三人，但还是前进了一步。9月2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引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把农村分为3个不同的地区，认为只有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982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又更进一步，它指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至此，包产到户取得了合法地位。
四、总结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农村的发展与稳定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情欢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直接解决了关系农民生存的吃饭问题，使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要感谢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农民总结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为农民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必将永载史册。“改革初始，如混沌初开、晨曦初露；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激烈交锋。大到思想，小到笃行，改革在‘拨乱反正’中冒险前行。有《宪法》，有《党章》，有雷池，有险滩，有激流，没有平坦。自己想的是要无愧于良心，更要无愧社会的责任。”万里如是说。[3]（P.98）
参考文献：
[1]《万里文选》编写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群众路线——为《万里文选》出版而作[N].人 民日报，1995-10-05.
[2]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陈廷一.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0.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