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7日，即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大决战的前夕，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等人的电报中写道：“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时隔两个多月，随着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断言原先预计的战争进程可大为缩短，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继续高歌猛进之际，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的党政军高级首长都云集于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夺取全国胜利以及筹建新中国事宜。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解放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毛泽东描绘了新中国宏伟壮阔的美好蓝图，并敲响了“两个务必”的长鸣警钟。
　　3月5日，在西柏坡的机关食堂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当时，由于在西柏坡中央大院里没有一个正式的会场，于是中央决定把机关的大伙房临时改为会场。会场中，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会场正面，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主席台是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花毛毯，毯子上铺着一张林彪从东北带来的虎皮。主席台两边铺着白布的方桌是记录桌。整个会场布置得整洁、朴素而庄严。
　　当时的一部老式摄影机为历史留下了没有色彩的珍贵镜头：毛泽东身穿厚厚的棉袄，昂首阔步走来，高大的身躯几乎超过门楣，就在他低头进屋的一刹那，侧脸看了一眼镜头。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带着不同的表情走过摄影机。留在镜头里最幽默的肖像是贺龙，他的老烟斗和一撇小胡子，加上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显得与众不同。
　　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中共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11人，共计64人。
　　当身穿新棉衣的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地走进会场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参会代表们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座位牌，先来的往前坐，后来的往后坐。开会时，除了会场原有的一些凳子外，有的人还从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里带个小凳子，来时带上，走时带走。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师哲、曾三等就坐在主席台旁的小方桌上做记录。整个小礼堂坐得满满当当，轮到谁发言时，就站在主席台右侧，讲完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毛泽东总是边听边记录，并不时地插话。会议开了8天，代表们热烈地讨论着建国方针，描绘着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并在会议开始的当天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先后在会议上发言。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他指出，在国民党的主力已被消灭，残余敌军分布在从新疆至台湾广大地区的情况下，用战斗解除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准备的，决不能松懈战斗意志。同时，要注意用和平改编以及暂时保留等待改编的方式去解决敌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有三种，即天津式、北平式、绥远式。人民解放军应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有利于人民的方式，以加速胜利。
　　报告强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被迫由城市转入乡村，在乡村集中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军不仅占领了广大乡村，解放了一系列中小城市，而且已经并且继续夺取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城市，解放全中国。因此，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入城市。全党同志必须及时地适应这一新的变化，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工作。
　　毛泽东指出，在城市工作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為了解决这些矛盾，党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谆谆告诫。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转移，为全国解放，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经毛泽东亲手绘制的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呼之欲出。